【王学纵览】浅论李渭与阳明心学

 李渭，字湜之，号同野，约生于1514年，卒于1588年，贵州省思南府城内人。李渭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乡试中举。历任四川华阳县（属今成都）知县，安徽和州（今和县）知州和广州高州府（今茂名县）同知。隆庆年间，调任云南省参政。1573年，升应天府（治所在今南京）中南户部郎。1574年，调任广东韶州（今曲江县）知府。晚年退职后回乡，在思南城东北中和山普济亭讲学。卒后，湖北麻城著名心学家耿定向为其墓碑题词：“明兴好学君子之墓”。明神宗赐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李渭“从小得严父朝夕训导，读书勤奋，思悟举一反三”。他在父亲李富的督促下攻读《四书》、《五经》。李渭终于不负重望，于1534年乡试中举并走上仕途。李渭一生从未真正拜王阳明或其弟子为师，但他却深受蒋信、湛若水、耿定向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的影响，即“渭之学基于庭训，切磨于武陵蒋信、黄安、耿定力，至滇与南城罗汝芳同官，其学益进”。

 1589年，郭子章官贵州巡抚时，撰写《黔记》六十卷，除列李渭于理学家传外，还撰有《参政李渭传》。他说：“王文成与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其闻而私淑者，则有孙淮海（即应鳌）、李同野、马内江（即廷锡）。”由此可见，作为王阳明私淑弟子，李渭与孙应鳌、马廷锡一起，成为贵州阳明心学三大传人。

 李渭一生虽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然他在继承了阳明心学时却有所突破，对阳明心学在黔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

 15岁时，李渭身患肺病，屏居小楼之上自习。“溽暑，散发箕踞”。他的父亲知道后，就以《礼记》中的“毋不敬”三字警励他，于是李渭将此三字书于墙壁上，“目之以检束”。当春天到来之时，李渭“第觉妄念丛起”，心绪不宁。他的父亲又以《论语》中的“思无邪”警励他。李渭亦书之于壁，以自戒。如此，妄念渐除。李渭在楼上静修多日，自认为在静坐之中心有所得，但一下楼与朋友交谈，楼上光景亦即消逝。李渭自认为这种现象是心学功夫不纯所致， “于是专求本心”。进行求理探索。从而为他日后心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之后，李渭通过与蒋信、湛若水、耿定向兄弟及罗汝芳等心学家进行交往、切磋，其心学更趋成熟，常说：“本体本无间断，学者不可在起灭上下功夫”。

 第二，“必为圣人”的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

 李渭进入仕途后，在一次去北京入觐途中，路过湖北麻城县，他拜访了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耿定向兄弟。李渭与耿定向曾同游天台山，彼此切磋学问。耿定向论道时，将如何才能求得“道”概括成八句话：“近道之资，载道之器，求道之志，见道之眼，体道之基，任道之力，宏道之量，达道之才。八者阙一不可”。李渭回答说：“渭于八者，独愧见道眼未醒耳”。之后不久，李渭即雕刻了“必为圣人”四字于木上，悬所居“毋意轩”以自励，将此作为人生目标，他的求道之心越来越强烈。

 李渭尝曰：“孔子毋意。”他“日夜千思万索，亦是毋意知毋”，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才是本源，自己的心有着圣人一样的良知。因此，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毋意轩”，随时随地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李渭的“必为圣人”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也是他对阳明心学“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奉和实践。

 第三，李渭提倡“明道”、“不欲”与“存天理，去人欲”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阳明针对明中叶理学界趋功利，造成理学空疏，统治腐败，人民生活穷苦的状况，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要求从皇帝起自上而下要窒“欲”来扭转风气，减轻人民负担，以达万世太平的理想。

 李渭在乡试中举后，仍“萧然布素”，过着俭朴的生活。但终因出仕，其早年静坐求心的功夫已无法继续，遂寻找新的研究途径。李渭通过对《孟子·伊尹耕莘章》的温习，悟出了“尧舜君民事业，自一介不取”的道理，认为道德修养之道，不在于为功名事业去静坐修习，而在于日用事业中，具有不是应得则“一介不取”之念，尽力克制私欲，不生一点非分之想，做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用力，实无纤毫人力”。在克己、“不欲”上下功夫。这无疑与王阳明所提倡的“去人欲”观点是一致的。

 李渭一生着力躬行，在为官过程中，不仅自己力行，还要求属下也要“明道”、“去欲”而为民。他在任职廉州公署时，一次夜梦三蛇缠身，用杖挥之，蛇乃走。次日就有合浦县官吏送来美珠，化州、吴州官吏送来金银。李渭一一拒之，笑曰：“三蛇梦破矣。金珠非宝，固吾人蛇蝎哉”。他把金银珠宝视为害人之蛇蝎，可以见其自警力之深。

 1574年，李渭在广东韶州任知府期间，当地一些居民尝聚而为盗，盗警频繁。李渭召集全署幕僚训示说：“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弥盗之本，倘多欲则身为溪壑，竭民膏民脂不足以填，百姓安得不盗？弥山中盗易，弥心中盗难”。李渭敢于自责，勇于道破个中情由，使听者皆悚然震动。他的这番话不就是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翻版吗？李渭强调民之聚而为盗，与官吏过分贪婪密切相关，认为克制官吏心中的过分私欲，减少对人民的骚扰，才是弥盗的根本办法。他在日记中写道：“道不明则仁体裂，天地闭。惟是念在民，使同归蔼然一体，吾之原也”。可见，李渭主张的“明道”、“不欲”、仁而为民，与阳明心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是完全一致的。

 第四，李渭的“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有所突破。

 阳明心学的认识论是“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李渭著《先行录问答》，直接标榜“先行”，比王阳明更进一步。他认为“学是学，此不学，虑是虑，此不虑，知得不学、不虑脉路，任人只管学、只管虑，都是不学、不虑。”所以应“以行为先”，这是针对当时人之暝眩，而破除空话虚语，重实理实事的，从而决定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点。正如清朝思南知县俞汝本在《王文成公生日祝田记》中写道：“且李同野先生独非此邦人乎？其学以毋意为主，其功以先行为归。”

 第五，李渭着力“躬行”，以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练”的阳明心学方法论。

 邹元标与李渭谈论道学方法时说：“子知先生之学，则予昔日之未以子躬行为是，今已先生躬行为正”。道出了李渭一生的心学特点是“躬行”。

 李渭提倡“明道”、“不欲”，并在实际行动中形成重行、“以行为先”的思想。

 1539年，蒋信来贵州任提学副使，李渭亲往拜谒。向蒋信陈述他当年楼上楼下光景，蒋信指出说：“楼上是假，楼下与朋友笑谈才是真。”其意为：李渭当年在楼上的恍惚呈露是一种假象，而楼下与朋友交谈才是真功夫，要在事上磨炼来求“本心”、“毋意”。随后李渭又谈到“一介不取”的体会时，蒋信说：“此犹然楼上意思在，硁硁然小人哉。”指出“一介不妄取”也是在意念中起灭，仍然是小人之学。李渭非常惭愧，自己辛苦十多年的学问却成为“硁硁小人”。这次谈话对他的震动很大，自觉面红耳赤，背汗淋漓，对他“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和一生着力“躬行”道学的方法论的形成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之后，当李渭任云南参政时，罗汝芳为云南屯田副使。李渭与之切磋学问，他将自己的道学逐渐与罗汝芳的观点融合起来，体会到“本体本无间断，学者不可在起灭上下功夫”的道理，自言：“予昔日工夫，亦有起灭，自得近溪力，自是欲罢不能。”说明李渭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越来越深。李渭在云南时，其道学日趋完善、成熟。而“滇人学者谓近溪（即罗汝芳）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其俎豆同野犹愈于近溪。”说明了李渭一生着力“躬行”的特点。

 李渭信奉：“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其责在我，故欲复尧舜之治。”他一生“居官清慎”，体恤民情，实心实意为民办实事。在云南任参政时，李渭曾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引松溪之水灌溉良田万余亩。一次，普宁、安宁二卫城发生大瘟疫，身为参政的李渭，除了积极请医为患者治病外，还为死者募捐棺材，卫所内外军民都以此称先生（指李渭）“仁慈”，李渭的“躬行”特点表现无遗。

 李渭一生勤学不止，学而善思。在政务之外，李渭还坚持讲学传道，笃行。他说：“浮云人间作雨，天上常清常明。狂风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灭。知得常清常明、不增不灭方者,可与学矣。”意思是要有道德学问象流水一样不增不灭、清澈透明的人，李渭才可以与之学习，其实也反映李渭自己之学力求“常清常明”。郭子章游思南中和山寺时，曾题诗《题中和山寺壁·追忆李同野先生》于墙壁之上，在诗中以“洁比河东会稽”对李渭的德行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从侧面体现了其“常清常明”的特点。

 第六，李渭与阳明心学的传播。

 李渭作为黔中王学三大传人之一。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云南等地的普及和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一生除了自己勤学不止，学而善思之外，还“无日不以讲学为事”，无论是出外为官还是在晚年退职回乡后，李渭都坚持讲学传道，于所住之处诵学不止，平生以讲学为乐事，深为其弟子及乡亲的敬佩。

 自从李渭乡举之后，跟从学子日益增多。他在家乡思南讲学，远近闻名，连江西等省的学子都慕名而来。李渭的学生中著名的有赖嘉谟、徐云从、冉宗礼、胡学礼、田惟安等人。

 郭子章在追忆李渭的诗中写道：“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认为李渭的道德文章简直可以和王阳明诸弟子相媲美。李渭的门人萧重望在其撰写的《李先生祠记》中说：“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将开启思南阳明心学的传播之功归于李渭，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明了李渭对思南之学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和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阳明弟子邹元标非常赞赏李渭之学。在邹元标被贬官贵州都匀卫期间，他与贵州阳明后学孙应鳌、马廷锡、李渭的关系甚密，经常有学问上的沟通和交往，还曾为李渭的《先行录问答》作序，在序中指出李渭心学的特色是“学贵修行”。邹元标在都匀讲学，常举孙应鳌、李渭的事迹为例，“以示圣人为必可学”。这足以看出邹元标对二人是非常器重的，也说明李渭的影响不仅在思南，而且在贵州其他地方也有较大影响。

 李渭之学在云南也有很大的影响，“滇人学者谓近溪好谈性命，同野则一意实践，其俎豆同野犹愈于近溪。”李渭在云南的影响比罗汝芳的影响还大。

 总而言之，李渭作为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是阳明心学在贵州落户后的硕果之一。他一生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巨大影响，而他在继承阳明心学的同时也有所突破。他的“求本心”反映了“心即理”的阳明心学本体论；“必为圣人”的目标体现了王阳明“立志为圣贤”的人生观；“以行为先”的认识论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有所突破；他提倡“明道”、“不欲”与王阳明“存天理，去人欲”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一生着力“躬行”，以求达到“常清常明”反映了“事上磨练”的阳明心学方法论。此外，李渭一生都坚持讲学传道，对阳明心学在贵州、云南等地的传播和兴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