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纵览】孙应鳌：贵州历史上第一个为皇帝讲课的人

 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皇帝下诏修史，要记载建文（朱允文）死事。明太祖朱元璋死后，朱允文（1399~1402）以皇太孙的资格继位。

 明太祖在位时分封诸候为王，势力十分强大。朱允文即位后，因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他采纳了齐泰、黄子澄的计策，企图削弱藩镇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先后废削周、齐、湘、代、岷五王。建文元年（1399年），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于北平，以讨伐齐、黄为名，号称“靖难”。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兵攻破南京，将朱允文杀死于宫中（一说逃亡），燕王即位，是为后来的成祖。此时承担修史的各位臣子，对建文死及众臣因建文而被诛连革除而死之事，“人皆讳言之”而不敢书。

 时孙应鳌尚在郧阳巡抚，得知此事深感不安。他独自上疏，说：褒扬别人的儿子必须先褒扬其父亲，那他儿子受褒扬时于心才安；所以，褒扬别的臣子也必须先褒扬其君王，那别的臣子在受到褒扬时于心才安。建文年间的诸位臣子，委身于建文，志节甚伟，皇上深深地抚恤他们，并为之立传，让其名垂青史，这真是深厚无比的宠幸。

 但是，建文君至今未沾旷绝之典，没有按惯例授予谥号，恐怕那些已逝的诸位臣子灵魂有知，不会心安理得地享受皇恩于九泉之下，请求迅速恢复建文位号，商订追授谥法。

 这样做，纯粹是一个空名，但能使朝野舆论一齐归向朝廷，人心会更加巩固，即“舆论悉归，人心愈固”。要为在位仅仅四年的建文（朱允文）单独立传，恢复位号，不能缀附于洪武年间以混淆名实，只有这样，才能补国家信史之缺。

 孙应鳌所奏，虽未全被采纳，朱允文在明代始终无谥号，直至清乾隆年间才追封为“惠帝”，但其所奏留在宫中，举朝“皆目为昌言”。时曾得到张居正等臣目的拥护，《明史》也补记了朱允文的事迹。由此足见孙应鳌的高尚品质。

 是年，孙应鳌向神宗提出先设兵备，后设提督军务，得到神宗批准，成为郧阳有军制之始。继后刑部尚书王世贞巡抚郧阳，以诗称赞孙应鳌：“阅罢不须鞭贯耳”，“旧将从知也姓孙”。

 万历三年（1575年），孙应鳌四十八岁时，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不久又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成为第一位在朝廷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长官的贵州人。他全力整顿国子监，使其出现了“严监视、勤考课”的新局面。万历四年（1575年），神宗皇帝御驾国子监，孙应鳌进讲《尚书·无逸篇》，成为贵州开省以来第一位给皇帝讲课的教授。

 孙应鳌借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委婉也劝谏神宗不要贪图享乐，要体察民间疾苦，勤于政务，爱护百姓，以图中兴。孙应鳌阐述精辟，入情致理，使得神宗皇帝大悦，破例命坐、赐茶，次日又赐大红紵罗衣料各一套，随后御书“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字幅，悬挂于文华殿作鉴戒。

 万历三年（1577年），孙应鳌进入“知天命”之年。他经历了官场的险滩旋涡，看够了世间百态，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遂以病辞官回清平，精心构筑学孔精舍，潜心著述。

 此后，朝廷先后于七年（1579年）、十一年（1583年）两次分别以国子监祭酒故重新起用，复起官刑部右侍郎让孙应鳌回京城，他都借病推辞。万历十二年（1584年），朝廷又任命孙应鳌为工部尚书，他还是疏辞不赴。明廷三次起用，而且职位逐次提高，然而孙应鳌先生却一再疏辞不就，说明了孙应鳌对官场中尔虞我诈、鱼肉百姓的深恶痛绝。

 万历五年（1577年），孙应鳌先生回到清平故里时，目睹家乡的残破景象，看到家乡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惨景，他抚景伤情，愤而提笔作了《荒城谣十二首》。从谣中可以看到他关心民瘼，痛恶苛政、贪官污吏而自己为官却无奈的痛苦心境。

 如：秋日荒城隐暮笳，泰山猛虎永州蛇；棱棱黄叶漫空舞，绕郭茅炊只几家。

 他痛恨那些“羡财、贪求而不知止，……虽有人之身，殊无人之实”的贪官污吏，说他们“千里为官只为钱”。《十二谣》中还有：逻警官兵意气豪，韬无弓箭鞘无刀；杀人白昼何须问，挂腹撑肠没野蒿。

 此谣描写了卫、所的常备兵平时对庶民耀武扬威、骄横跋扈，却不熟娴刀、弓，对杀人越货的盗贼和横行乡里的恶棍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好让百姓被拄腹挂肠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真实情景。

 孙应鳌先生辞官还乡，并三起三辞再不为官，本欲藉无官一身轻来闭门著书立说，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所耳闻目睹的人间悲剧使孙应鳌先生心情十分抑郁、忧闷。

 以下的诗句道出了孙应鳌积聚在心中的无限悲情：张翰秋风兴有余，归来感事泪盈裾；鲈鱼不美莼羹苦，无限穷愁难著书。

 由于先生忧国忧民，心情十分难过，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以致在朝廷晋升他为工部尚书（疏辞不就）的当年冬天，他就溘然辞世，享年只有五十七岁。他死时堂上二老都还在，父亲八十一岁，母亲八十岁，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孙应鳌先生死后葬于清平城外东南约三公里外宽阔的草坪上（现市第二职校南侧），为一大土冢，原竖有墓碑和华表，墓碑早毁，华表犹存。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孙应鳌先生族裔（第二十二代族孙）孙鸿涛重立墓碑，并作序刻于碑阴。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贵州巡抚郭子章，都御史宋兴祖、李时华为孙应鳌疏请赐谥。三十年（1602年），神宗皇帝下诏赐以谥号文恭，并于同年在清平城内建“孙文恭祠”，郭子章作了祠记（已圯）。

 孙应鳌先生一生著述很多。清末贵州名士莫友芝从有关书籍中查到的书名，比其他记载全备。其中，见于《明史》的有《淮海易谈》四卷、《律吕分解发明》四卷、《论学会编》八卷、《庄义要删》十卷、《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见于《理学传》和《千顷堂书目》十卷、《春秋节要》、《四书近语》、《左粹题评》、《教秦语录》、《雍谕》、《学孔精舍续稿》、《道林先生粹言》；见于《温纯恭毅集》的有《教秦总叙》、《归来漫兴》、《幽心·瑶草》一卷、《教秦绪言》一卷、《学孔精舍诗抄》六卷等。

 孙应鳌著述，其内容涉及哲学、教育、文学、史学和音乐等方面。以诗歌论，是贵州第一个有诗歌专集流传于后世的人。清代名儒莫友芝在其《黔诗纪略》中赞道：“五言乐府，沈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尤讲家所未有。先生以儒术经世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即以词章论，亦未有媲于先生者也。”

 孙应鳌诗集《学孔精舍诗稿》，共收其作品约900首，明《诗综》曾选编其中《华山》诗8首，而《黔诗纪略》则选编了其中的458首。淮海诗作，有不少是以忧国忧国、揭露社会矛盾和描绘山川景物为内容的，品位之高，深为众人所爱。

 孙应鳌在晚明王阳明学派极盛时期，通过与王学弟子的广泛接触，形成了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当时，贵州的王门王学（指王阳明学派）不仅存在，而且阵营还比较庞大。孙应鳌的哲学尽管在《明儒学案》中无载其名，然其思想理论的存在，影响之深远也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孙应鳌去世以后，传业无人，加上朝廷对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农民反叛的征讨连年不断，使其文籍、诗文、诗稿遗失、销毁不计其数，因而黄宗羲在写《明儒学案》时，可能未见到孙应鳌的有关论著、文章书籍，故未予之立传。

 可幸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经莫友芝、莫详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集，终于使孙应鳌文集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