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继续学习原文《了凡四训》第三篇改过之方：

何谓是非？鲁国之法，鲁人有赎人臣妾於诸侯，皆受金於府，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闻而恶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受金则为不廉，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不复赎人於诸侯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谢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鲁国多拯人於溺矣。”

自俗眼观之，子贡不受金为优，子路之受牛为劣；孔子则取由而黜赐焉。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现行虽善，其流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也；现行虽不善，而其流足以济人，则非善而实是也。然此就一节论之耳。他如非义之义，非礼之礼，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当抉择。

我们翻译一下：什么叫做是、非呢?春秋时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其他诸侯国中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的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其他诸侯国中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

孔子说，“端木赐啊，你错了!圣人做事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的，教化之道可以推行于百姓，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德行才做的。

现在鲁国有钱的人少而穷人多，如果这种行为使得向国家领取补偿金的人自认为是贪财，以后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的人民了。”

子路救起一名落水的人，那人送了他一头牛以示答谢，子路收下了。孔子听到后高兴地说：“从此以后，鲁国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自动去救落水者了。”

以上两件事，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不接受赏金是好的，子路接受别人送给他的牛是不好的。但是孔子却称赞子路而责备子贡。

现在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善的，但是如果流传下去会对人有害，那么虽然看起来像善，实际上还不是善。

然而，这只不过是拿这一个例子来探讨罢了，说到其他种种情况还有很多。例如，看起来符合义理却和义理相违背，看起来合乎礼节实际上却与礼节相偏离，看起来遵守了信用实际上却背弃了信用、看起来是做了慈悲的事实际上却害了他人，这些问题都应该细细地加分析判断。

　善的行为很多是受舆论影响的，比如我们的见义勇为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国家还设立了见义勇为的基金，但是有人见义勇为了，受了伤，国家会奖励。领奖了，我们就觉得他见义勇为是为了领着国家的奖励，然后他这个行为就降低了，他这个善行就降低了。

实际上学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哪些对的，从社会影响来说，哪些是更善，是真善的。比如我们有一个老人倒在地上，现在有多少人去敢扶啊？扶不扶这都是一个社会现象，跟以前不同了，以前一看有人摔在地上，我们一定要过去帮忙，现在有过去帮忙的也不敢过去帮忙。其实社会舆论能造成怎样的社会影响，这值得我们思考的。　

　这一部分从是、非的角度来判断善与恶,说到做善事时不必在意和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名声,而是要根据现实情况考虑此事所带来的实际效果。我们这里着重谈名声的问题,也可以作为上文善德和名声问题的补充。

有的人会对别人做好事冷嘲热讽,如果自己是出于利他的目的,就不必在意他人的闲言碎语,甚至被别人误解了也无所谓。

尤其是践行传统文化的修学者,更不应该为了刻意地追求好名声而去做好事,而是要真正地发心为了利于他人这才是行善的根本。

孟之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他曾统兵与齐国打仗,当败退时他在最后掩护土兵,并且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他不居功,没有夸耀自己,却把功劳说成是自己的马慢。孟之反“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这是人的美德之一,武汉宝通禅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道根法师,总是坚决拒绝别人写文章去宣传他,他经常讲“好名声不能了生死”说的就是不能执著于名声这个道理。

清朝时,在常州有一位姓魏的医生,医术非常高明,他的儿子是做官的,家境殷实。他不但精通医术,而且乐善好施不论患者贫富,都一律平等对待,对于贫困的人还经常赠以钱财和医药。

每当乡下人来看病,他总是让病人先喝碗热粥,吃点东西,歇一下再看病。有人赞美他的德行,他就跟人说,这些人远道而来,饥饿劳累,血脉多紊乱,我看也看不准,让他们喝点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我把脉才把得准。

所以我做这些事,根本就不是积德行善,只不过是为了给他看病看得更准罢了,以此显示出我医术的高明。他这么说就是不想让别人认为他在行善，实际上他完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又不想让人有被施恩的负担,他这种施恩不求回报,做善事不求好的名声，是真正不执著于名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