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他不接电话

没有什么可写了；真的。吃了晚饭喝了咖啡抽过烟斗清理过书桌之后突然感到小书房里那些书那些画那些笔那些纸都不是我的了。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还在台南那所大学里成功堂后面乱草地上等一个人：暮秋的晚风吹不动不爱说话的老树，石阶的寒气透过牛仔裤沁入非常浪漫的内脏；鬼影中，一只萤火虫的飞舞就可以赶走明天莎士比亚期中考试的压力。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越战时期西贡一家大旅馆的阳台咖啡座上喝下午茶：城外的战火烧不掉城里的法国殖民地情调，莎冈的微笑夹在下午三十五度气温下的潮湿腋窝里期待今夜的销魂。大厅里的吊扇转得很慢很慢，三五美军抱着几个越南女人喝啤酒：这是一块没有尊严的“The Killing Fields”，不是两种文化的买卖。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新加坡市区邮政总局的柜台窗前排队买邮票：前面是穿着衬衫的甘地，后面是穿短裤背心的邱吉尔，再后面是不再写诗的郁达夫。邮政总局的大堂人声喧嚣，几个怀孕的英国女人站在服务台边贴邮票，肚子挺大挺高：热带殖民地对英国男人很有好处；英国太冷了：这里热。这是殖民政策的唯一收获。

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我在伦敦地下车站月台上苦苦盼望黑洞里那一道炫目的车头灯;然后是走进午后的秋阳里；然后是穿过铜像四周的树影；然后是空空荡荡的漫漫长夜。我不在这间小书房里。

我不知道写什么好，也不知道怎么写。不骗你，王尔德口气真大：“我的品味最简单，”他说，“事事止于至善我就满意了。”事实是没有可能止于至善了。“人活着真绝！”还能要什么？打电话给上帝告诉他说我怎么那么久没有收到他的信？上帝是不会听电话的！即使听，他也会说：“你拨错号码！”然后把电话挂断。

年轻钢琴家Ivo Pogorelich十岁从贝尔格莱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去学琴。十六岁那年，有一位朋友带他到一位苏联科学家家里做客；他弹了一首曲子给大家听之后，科学家的夫人突然对他说：“你没有好好发挥你的天才。”他当时只觉得很气，觉得这位太太鲁莽得很。事后他才知道她是著名钢琴教师Aliza Kerzeradze。这位比他年纪大两倍的女人从此悉心指导他练习，引导他无尽的才华，用最严格的要求，把他的天赋化成技巧。

三年后，他向她求婚；她离开那位科学家，带着她的十三岁女儿嫁给他。此后，他造诣日深，名气日大，可是，同时代的音乐家中伤他；他在贝尔格莱德的父母亲已经好几年不跟他讲话、通音讯了。他们不能原谅他。品味、成功的代价很“贵”，像爱。

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不骗你。我是不能打电话去求上帝的。他帮不了我这个忙，像爱尔兰女小说家艾德娜帮不了马龙白兰度的忙一样：马龙白兰度请吃晚饭，餐厅很堂皇，情调很浪漫，他们谈得很投机，可是艾德娜始终婉转表示饭后不能跟他到别的地方去。

马龙白兰度最后忍无可忍，用非常严肃的语调对她说：“我要你很快并且很老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不能先考虑再回答我。我要诚实。”他来来去去重复这些话，她简直受不了，说：“你问吧！”于是，马龙白兰度盯着她的眼睛问她：“你怕呵痒吗？”晚饭在大笑声中散席。马龙白兰度只能这样自嘲，不能打电话给上帝：上帝是不听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