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中国文化划时代的进步

去年，在讲中华文明的路标时，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古会出现那么多正神？为什么越到上古人越聪明？我们知道，人类的发展有两大支撑：第一是科学，越到后面科学越发达；第二是人文，越是祖先时期人文越伟大。那么，中国古代为什么对孔子的评价那么高呢？这就需要我们追本溯源，捋一捋中华文化五千年之脉络，从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

中国的政治很有意思，最早的时候，其重要的方式是祭祀，就是带点通灵色彩的祭祀，大祭师或首领掌握着话语权。比如，伏羲是最早人类部落的首领，是上古的王，他画八卦，做历法，他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是最有权力的人物，所以祭祀的权力非常之大。

同样的，在电影《成吉思汗》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老是说自己是长生天派来的，他的所有行动都是“贯彻天意”，所以一不开心的时候，他就说长生天发怒了。那么，是谁和长生天沟通呢？巫师。他掌握着话语权。

所以，在殷周之前，最原始的部落都是祭祀，就相当于现在的萨满，那些巫婆、神婆、神汉权力很大，他们掌握着话语权。现在，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迹象。所以，最早的时候，人们把伦理作为基本单元，建立了伦理体系。“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是中国文化的原点，就是以伦理为主。

在中国文化中，宗教、政治、伦理构成了三足鼎立，其中最重要是伦理，然后是宗教，当然这里的宗教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原始宗教，不属于后来佛道等外来宗教。最早的宗教是一种神权式的宗教，它的宗教信仰、宗教心理、宗教仪式等，一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事件都跟宗教观有关系。

在商朝时期，殷纣王残暴无比，荒淫无度，像比干被挖心、断朝涉之胫、剖孕妇之腹等故事，比比皆是。殷纣王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老百姓怕他，畏惧他，所以人人自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那么，后来到了周朝的时候，出现了礼与乐，国家靠礼乐制度来治理国家，以礼乐文明来培养老百姓的敬，敬一种秩序，敬一种规则。

但是，到了春秋末期，孔夫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人心中的仁爱要高于礼乐。礼和乐都是为了培养爱心，尊重他人。如果人心中无爱的时候，礼乐是没有意义的。对吗？对！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从最早的伦理、宗教、政治一体中，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评判体系——仁。按照孔夫子的观点，就是仁者爱人，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可以不在乎那些繁琐的规矩或仪式。所以，后来的文化中，以人为本，注重爱，侧重于情。

西汉时期，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汉武帝采纳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家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沿袭到明清。今天，我们谈到的民本、民生等，都跟儒家文化密切相关。
 

随着社会的发展，孔子的很多弟子当官之后，将孔子的观点进一步推广和转化，仁变成了天理，“上天有好生之德”，好生之德就是仁。后来，天理转化为气，养气的时候以仁为主，所以颜回三个月不离仁。仁是一种状态，也就是后来佛家倡导的慈悲心。再后来，出现了宋明理学，其中理的本质还是仁，它着重培养人心。然后出现了性，也跟仁有关系。那么，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源于一个字——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心地纯粹干净，才能写出那么好的《诗经》。

纵观西方发展史，西方有两种主流文化：一种是基督教文化；一种是由古希腊文化发展而来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魂，《圣经·旧约》讲上帝的故事，《圣经·新约》讲耶稣的故事，所以西方文化的原点就是《圣经》。古希腊哲学开河之旅，苏格拉底就在德尔菲思神庙上刻道：“认识你自己。”加尔文补充了另外一句：“不认识神，你就不可能认识自己。”所以，古希腊的文化原点以神为本，如众神之王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等。曾经，西方“黑暗的中世纪”，就是以神作为主要的崇拜对象，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才真正开始倡导以人为本。而在中国，孔夫子之后，中国文化就以仁为本，注重人心，比文艺复兴时期早了一千多年，而且更具体系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欲正本，先清源”，看不清源头，文化便不会有大的突破。目前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与衍生文化之间的交杂相会，让人看不清其中的头绪，如同一个大熔炉，多种文化在里面沉浮、颠簸、交融、撞击。如果没有大智慧、大超越、大视角，是很难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东西方文化，打破一种界限，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大气、更高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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