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众学院│黄夏年：第四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综述--宠物世界

2021年4月24日至25日，第四届“南朝佛教与金陵”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尼众佛学院举行。会议收到论文51篇。这次会议是由鸡鸣寺与江苏尼众佛学院主办的。由于新冠肺炎的原因，本该于2020年举办的研讨会推迟了一年，虽然会议时间推迟，但是学者的热情不减，百花烂漫的春天，迎来了全国各地尊贵的客人，六朝古都呈新颜。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梁武帝与佛教中国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统一的课题。“宗教中国化”是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关于“中国化”的问题，是近年来政教学三界都在讨论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次谈到了“宗教中国化”。第一次是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第二次是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第三次是在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由此可以知道，未来中国宗教的发展就是要努力践行“宗教中国化”，让宗教在中国社会氛围下而培育成长起来，如今经过宗教界与学术界努力，“宗教的中国化”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宗教及其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助力。

“佛教中国化”是当前佛教界与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佛教界面对的重大问题，历史上佛教界人士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对印度的佛教做出了诸多的改变与新阐释。梁武帝是推动“佛教中国化”的最有力者，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虽然梁武帝是有晚年才接触了佛教，但是他对佛教所用的功夫则无人可比，他的“三教同源”思想体现了他给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有3篇文章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如学者所说：“可以理解为以‘儒’为体，‘佛’‘道’为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策略。” 梁武帝站在“三教一源”高度，促进外来的佛教走向“中国化”道路。他的“三教同源”的思想，是促使佛教很快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里面，儒佛道三教即使发生激烈的争论，但是它们始终处在梁武帝划定的框架之内。

“孝道”思想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也是深入社会底层，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讨论梁武帝的“孝道”思想有5篇文章。学者指出“梁武帝将读诵、注疏、讲说佛教经典，塑造佛像，供养僧众和建设寺院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父母双亲，希望他们得生善处，如此以来，依据佛教所展开的修行活动也就具有了践行儒家孝道的内涵与意义，儒佛两家的关系自然就会相互对立而逐渐趋向于相互协调。”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在东汉时传入中国。由于佛教强调出家、单身、剃除须发等等原因，历史上佛教一直被儒道二家判为没有孝道思想的宗教，并且给予强烈的批判，使佛教背上了“不孝”的罪名。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因为佛教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孝道，而且佛教历来主张要人尽孝，并把孝敬作为佛教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佛教经典里面有过很多的论述。儒佛孝道之争是在当时为了遏止佛教势力发展的背景下而进行的一场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宗教文化之间的斗争，梁武帝的孝道思想之现实意义大于理论意义，是他发起的忏法思想的来源之一。

梁武帝作为帝王，他懂得治理国家所需要的思想与制度，知道如何去运转整个国家的制度与社会体系，包括百官的管理等等，他充分利用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有7篇文章谈到了这些问题，不管是“白衣僧正”或者是“菩萨皇帝”。梁武帝在中国众多帝王中个性突出的人物，也是建功立业的君王，他在治理国家大事中，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对巩固国家制度，安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在南北朝纷飞战火中，梁武帝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担当的精神，有足够的智谋，在临危不乱的卓越指挥才能，但是他没有去彻底改变社会一切之能力，没有彻底与传统决裂的决心，没有能力去彻底改变一些历史上沿留下来的做法，仍然要去依靠士族大家对国家政权的支持，他实行人治在选拔人才缺少制度保证，仅靠下面的人去搜寻隐士加以征用，致使像侯景之流的小人钻空子，最后死在了被他提拔的人手中。梁武帝对佛教的态度是没有改变的，他事佛的决心也没有变化，学者认为“梁武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之中把儒家的政治伦理及目标与佛教结合起来加以实践的重要代表。对于梁武帝而言，将此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进行结合，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功利主义行为，而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特质的政治实践模式。在此过程中，梁武帝本人也形成了一种既想做好皇帝，又愿成真菩萨的理想政治人格。”梁武帝对佛教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真情信仰所驱使的，也正是因为他有了佛教信仰之后，才使他的人格变化很大，但是他在治国的时候并没有离开儒家的思想，佛教的功德思想则对他的后半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反映了两种不三命通会巫咸撮要格聚会一起的倾向。

梁武帝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他不仅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学术研究发展，还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梁武帝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的行为使中国佛教在教理和实践两方面都在朝着中国特色的方向前进。在学者提交的51篇文章中，有10篇文章研究了这方面的问题。梁武帝主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有法师指出“他通过‘舍道事佛’，四次‘舍身’、注疏、讲法、严格戒律、广设法会、创制佛乐等方式，极其有力地弘扬了‘佛’‘法’‘僧’的形象与佛教‘轮回’观念，他的努力有助于将佛法从‘精英阶层’普及至劳动阶层，起到了‘贵族文化’下移作用，对‘学在官府’的阶级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也有法师认为梁武帝推动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包含了三个层次，即“会通世间法入佛法，直接宣扬佛教教义，推动戒杀护生实践。” 梁武帝在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基础上，拥有丰富的学识与深刻思想，做出学术评判与体系建构，才有与外来佛教对话的地位，就能够对“佛教中国化”做出真正而又有效的推进。离开这一基础，他不可能对“佛教中国化”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并且奠定了中国佛教发展基础与方向。由于他本人拥有世间法的深刻认识，拥有出世间法的学术情怀，故能够将世与出世两者尽可能地统一起来，促进了南朝佛教与学术的统一与发展，但是他的佛教信仰则又毁掉了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贡献，因为他不能将宗教与世俗两者绝然地分开，不能把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他“政教合一”想法，反而使佛教与传统中国文化产生冲突，阻碍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梁武帝作为学者，他拥有熟悉的专业知识，具有睿智眼光，有广大的菩萨胸怀，笃信佛教，能够熟练地驾驭学术，整理学术传统，提出学术观念，构造学术体系，完成学术理念等等，有3篇文章专谈到了梁武帝与佛教义学的关系，有法师认为“梁武帝注重佛教义学的研究与开展可以说既有自身原因，也有政治因素。从其自身而言，他一生经历了从由文士、将军、皇帝、佛教徒的社会角色转换，这促使了他养成丰厚的文化素养。作为时代知识精英、士林领袖的梁武帝，在对佛教的接受上不会只停留在祈福、消灾等形式上，而是能够钻研佛学奥义，去精研佛教义理，以促进其对佛教的了解，加深对佛教的信仰，所以就梁武帝个人而言，他是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是一个绝对虔诚的佛教徒。”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作为一代皇帝，也是充满了学术情怀的学者，大概也只能是梁武帝一人。由于他的学术情怀，使中国的传统学术在他的关心与支持下得到很快发展，特别是他对佛学的态度，使佛学成为梁武帝治下的又一重大特色，促成南北朝佛教的“南方重义理”之学术佛教特色，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前进。

梁武帝在佛教实践上功劳显著，他对素食制度的建立，可谓是不能不谈，他所建立的素食制度，到现在仍然还有影响。研究他的素食实践有4篇文章，学者指出梁武帝“这位笃信佛教的皇帝了素食在中国佛教中独特的传统，而其运用政治权利对于佛教，以及素食的推广更直接改变变了传统以不的饮食观念乃至文化格局。”“而在梁武帝之后，至今不但成为佛教徒严格遵守的戒律，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人的生活习惯。”梁武帝以生死临诀的气慨，向天下臣民下了一道《断酒肉文》圣旨，迄今为止，已经奉行了1500余年。这份历史上命令最有效，时间最长的诏文，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乘佛教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东亚民间佛教信仰。梁武帝是中国世俗社会中的“人王”，不是宗教社会里的“法王”。但是在中国社会中，皇权始终大于神权。佛法的发展，“寄嘱人王”至关重要，“匡正佛法”出家人（黑衣）有义务，但是在家人（白衣），特别是作为“人王”的佛弟子，同样更有责任。《断酒肉文》的颁布就充分体现出这种中国宗教生态的特点。梁武帝虽然是从佛教信仰角度诠释了素食的必要性，但是从现代科学养生学来看，各种食物都有自己的特点，蔬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对人体内的元素补充是有益的。鱼肉晕菜虽然有温补的功用，但是多吃无益。梁武帝敕令中国佛教僧人茹素，是一种改革，同样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梁武帝采取了这种理念，把不食肉的观点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联系起来，也就完成了中国佛教肉食观的中国化转换，同时又利用行政权利，有利地推动了佛教肉食观在教内外的影响，使之可以深入社会的底层。

本次会议有4篇梁武帝与与菩提达摩的文章，其中包括了日本佛教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梁武帝与达摩之间的讨论，是禅宗第一公案，对禅宗思想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认为“达摩与梁武帝的相见及其对话内容，隐喻了南北朝佛教存在的差异以及南方佛教在隋唐时期北上以后为保持佛教出世品格而进行的自觉努力。《宝林传》将与达摩与梁武帝相见以及达摩碑文悉数收其中，从形式完成了达摩与梁武帝相见和达摩碑文的文本关联，而《祖堂集》则将达摩与梁武帝会晤及其对话同达摩碑文关涉起来，从内容上完成了达摩与梁武帝会晤和达摩碑文的内容关联。”从南朝到宋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达摩的形象和影响也随着历史的更改而更加丰满起来。其之所以能够得到文人的青睐，并不是他的曲折复杂的经历，而是他所提出的思想和后来禅宗后学所建立的一套禅法。由于他处在了祖师的地位，又是开新风的创造者，所以他被后人追记，并且得到了人们的尊奉也是在情理之中。不管是官场上失意还是得意的人，都对达摩有一种亲近感，也使达摩的地位到了这时得到了巩固，而且他是事迹已经被文人确信不移，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属于发挥的做法，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达摩是源头这是大家共所认可的事实。

最后，还有11篇与梁武帝和南朝佛教的文章在论文集中，其中包括刚刚故去的黄心川老先生的遗文，以及我们尊重的杨曾文先生的文章等，这些文章对梁武帝的政绩与南朝佛教经典的整理等历史事实做了深入的讨论，为我们提供发研究的范文。

总之，这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专门以梁武帝为中心，以”佛教中国化“为背景而做的一次南朝佛教的研讨活动，对我们深入认识“佛教中国化”有着特殊的意义。梁武帝是促进“佛教中国化”第一次高潮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由于他的佛教信仰情节，以及动用行政的力量，使“佛教中国化”在南朝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的禅宗成立、佛教忏法、素食制度等等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及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研究梁武帝，就是能让当代佛教更好地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化”运动，因之这次活动有着最重要指导意义。

本次会议也暴露了我国佛教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南朝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义学最发达的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对南朝佛教的研究还没有超越前人的水平，也没有超越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梁武帝是南朝佛教与实践的佼佼者，然而对梁武帝与佛教的研究还停留在他所做的事情方面，对梁武帝与佛教义学及其思想背景的研究尚还有提升的空间，这次只是在梁武帝研究方面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今后中国学术界与佛教界还应该继续关注梁武帝与佛教的研究，把这个课题做扎实与深入。此外，本次会议的论文有近一半是由出家的僧人撰写的，说明我国的佛教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佛教界的学僧迅速成长起来，展示了力量。我们相信，鸡鸣寺与江苏尼众佛学院作为南朝佛教的所在地与佛教教育中心，今后仍然继续关注梁武帝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为我国的佛教研究走向世界而作出贡献。

文：黄夏年

图：菩萨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