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思想简史

佛教，若谈修行，自顾自得法门而入即可，但涉及到佛学学术、宗派交流、文化传扬、国际弘法等跟大众有关的事情，关心内地汉传佛教命运的人，则不能对外界不闻不问，坐井观天而不自知，除了提高自身内功，还须了解国际佛学的推进程度及他国佛教发展的水平，“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最值得多了解和学习的是两个地区的佛教：美国和日本。美国是佛教的博览会（见《美国佛教简史》），什么传承都有，而且到了美国都得有国际视野和现代立场；日本堪称汉传佛教的第二故乡，且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学术上严重地超越了中国，人种、文化又相近，学习日本好榜样。

至本世纪初，日本佛教大系有原创的净土真宗、日莲宗和禅宗、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等，内含214个宗派，寺院总数超过78000座。日本佛教界在本国设立大学30余所，各宗派在海外弘法尤其是日莲宗非常积极，日莲宗创价学会的国际影响力，与铃木大拙、久松真一。日本佛教的多样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它保留了密宗的传承，《大正藏》和《卍续藏》中出现而未为历代中国大藏经所收的汉文佛典，多达1000余部。

可惜，中国佛教的教界和学界向来不太关注日本佛教，原因是，要么认为后者是它的子集而已，要么认为亲鸾、日莲这些代表人物太偏颇、太夸张不值得重视，其实忽略了日本佛教思想内在的历史和逻辑，也错失了日本佛教的魅力。与中国佛教不同，日本佛教受儒家的影响较小，寺院影响并不局限在一定范围，而是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角落，了解日本，必须了解日本佛教。

可是再想想，佛教就是佛教，不同地区作为定语修饰佛教，味道却好像截然不同的样子，比如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再比如日本佛教、韩国佛教，差异是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呢不应该是佛法的本质。那是什么呢使得某某佛教成为某某佛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为某某佛教思想史。它不仅仅是某某佛教的历史记录，如南传佛教传承了印度佛教的初期，藏传佛教传承了印度佛教的后期，汉传佛教从印度经西域而生，日本佛教以中国、朝鲜为老师、媒介，而是佛教进入某某地域后思想的变化过程，比如使得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东西，自然跟佛教与本土原创的儒家和道家的碰撞融合密切相关，不过，到底说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种更准确，还是说中国佛教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一种更准确，就比较值得玩味了。

研究日本佛教的方法，日本学界的主流是历史学，相对客观，另外一大类是佛学本身，又可分为从佛教整体的演变来理解教理思想的狭义佛学，和从某一宗派的立场来诠释研究（很像基督教的神学）。还有就是柳田国男创设的民俗学，从民众在佛教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来研究日本佛教在民间的实际面貌。狭义的佛学研究，最好还是从文献入手。日本和朝鲜当年因为被翻译挑战到，直接就不翻译了，直接使用汉文，但不是直接用原文，而是用训读的方法，即把汉文改写成带有假名的日文。但不按照原文原意来，有时候就是瞎解释。有传承的部分，有按照自己的理解误会、错解的部分，文化这茶杯，终究还是将佛陀教育这法水按杯子的可能性呈现。

一、圣德太子

佛教最早传入高句丽是372年，最早传入百济是384年，新罗是527年，7世纪后半叶新罗才统一三国。佛教最早从百济传入日本，在538/552年，刚开始被当作是神来崇拜，法、僧二宝不大被理解，现世保佑更被重视。

圣德太子（574-622）是日本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高额钱币上依然用的是他的头像，政教功业均出彩，从那时起逐渐确立了天皇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传说不科学，但是传说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流传的累积，圣德太子与达摩、慧思、鉴真等高僧有关系的传说增加了民众对其的崇拜，尤其是亲鸾的例子。29岁的亲鸾在太子创建的京都六角堂闭关百日后，据说得到太子的神谕，决定离开比睿山专修法然的念佛。

《三经义疏》（法华经、胜鬘经、维摩诘经）一般被认为是太子所撰。《法华义疏》以中国梁代法云法师的《法华义记》为底本而发挥，但花山信胜提出敦煌有《胜鬘义疏》的底本，并推论三本都可能非太子所撰。如此重要之书若非太子所作，那就刺激了。

二、南都六宗及佛典源头

752年，甚是盛大的奈良东大寺卢舍那佛像开光供养法会举行，佛教与皇室联系紧密，佛教在民间也异常活泼。众所周知奈良时代的南都（即奈良）六宗：俱舍宗（玄奘译世亲所作《俱舍论》）、法相唯识宗；成实宗（《鸠摩罗什译《成实论》）、三论宗（吉藏集大成）；律宗（但直到鉴真东渡才正式研究）；华严宗（以法藏的集大成思想为基础）。天台宗反倒是迟到很久才传入的。而中国形成集团式的组织的宗，在唐朝中叶之后才有。

龙树的中观哲学产生于2-3世纪，弥勒、无著、世亲的唯识哲学是在4-5世纪产生，玄奘、窥基领风气的时候，法相宗也是奈良的风潮，代表寺院是兴福寺。不同宗派间辩论很多，以不同形态影响着后世。鉴真东渡将出家戒律带到日本，影响甚大，他依《梵网经》为圣武天皇等授大乘菩萨戒。将针对在家人的菩萨戒应用在出家人身上的是后来开创日本天台宗的最澄（提倡称“南无妙法莲华经”名，法华信仰影响甚巨），与鉴真关联很大。鉴真的精神经常在关键时刻影响着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从中国而来，但研学者却会追根溯源。南传佛教有6次结集的说法，前四次在印度，分别是佛灭时、佛灭百年后、佛灭二百多年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佛灭四百多年后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王时期，还有两次在缅甸，1871年和1954年，由国王组织。大乘佛典传说是佛涅槃时由文殊、弥勒等大根器的菩萨结集而成，但此说为东南亚国家和很多人所不认同，因为没有具体证据。大乘非佛说论在日本也很有争议，明治时提出此说的村上专精（东大教授）甚至被剥夺了僧籍。

现在一般认为，大乘佛典于公元后形成，分为中观期、如来藏和唯识期、密教期三个阶段，从2世纪到7世纪约500年的历史，语言主要为梵文。过程中，比如《法华经》也有古层、新层的流变。汉译佛典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

1. 鸠摩罗什（350-409）以前的古译：译者有西域来的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印度人少，所以语言上是从梵文到西域文（主要是健陀罗语，大乘初期健陀罗是中心地）再到汉文；
   

2. 鸠摩罗什开始至玄奘前的旧译：走过试错阶段，译国医经方针基本定下，代表为今南疆的鸠摩罗什和印度人真谛；

3. 玄奘以后的新译：玄奘629-645间的取经壮举，万古流芳，回国后主持国家严密翻译，译著有600卷的《大般若经》、唯识经典等，但也因过于学术而不如罗什亲切，之后的密教传译受瞩目，到宋后，译经活动逐渐停止。

旧译时代，如何理解译出的众多经典，是个大问题，故有判教，最有名的是天台宗智者大师辩证统一大小乘教法的五时八教判法：

1. 佛陀教法浅深来讲：藏、通、别、圆；

2. 佛陀表达方式来讲；顿、渐、秘密、不定；

3. 佛陀说法时机来讲：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

智顗大师著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是弟子灌顶的课堂笔记，称为天台三大部。

新译时代，法相宗与诸宗碰撞融合，最终不重视经典的禅宗脱颖而出。集大成的大藏经在735年由玄昉传到日本。训读法确实省力气，直接接受就行，但没有经过中国式的艰难漫长的译经过程，可能也就难形成中国佛教那样真正自己的东西。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是日本佛教有，所有日本文化都有。

三、天台宗与密宗

创天台宗圆教的最澄（767-822）和创密宗的空海（774-835）堪称是日本佛教界的双雄脊梁。最澄在东大寺受戒后于当年遁居比睿山，空海最18岁进入首都大学，后以私度僧身份进入异端的山林修行。804年，日本遣唐使队从长崎启程，二人竟分乘不同船前往，遇上暴风雨，最终空海的乘船漂流福州，最澄的船抵达宁波。最澄入唐后以天台宗为依归，空海进入长安后继承青龙寺惠果的密宗。回国后，信徒向最澄求咒术，最澄即向空海书面请教，并于812年接受空海的两部灌顶（胎藏界+金刚界）。因护持各自的天皇不同，加上最澄弟子转投空海等事件，二人816年绝交，同年，空海获赐高野山。纯粹而坚持自我的最澄最终在满身疮痍下圆寂，包容的空海则一直比较顺利，真言宗得以创立壮大。

最澄综合圆教、大乘戒、禅、密，日后圆仁从中国带回净土念佛法门，比睿山诸法并行，镰仓新佛教祖师都出身于比睿山，不是没有理由。最澄的天台传承自六祖荆溪湛然的弟子，与智者大师已很不同。在比睿山设立大乘戒戒坛是他晚年的独创追求，用《梵网经》的戒到出家人身上，有利有弊。禅传自北宗神秀一系与牛头宗。密的知识并不完全，所传称为台密，对标空海的东密，圆仁从唐朝带回苏悉地法，《苏悉地羯啰经》被台密视为统合胎、金二界的经，圆珍继承圆仁，完成台密的是安然。最澄的天台一佛乘观点与法相宗德一的“一乘方便、三乘真实”论争持续到平安中期，最终镰仓祖师们以一乘主义为圭臬。最澄的天台宗，可以说是日本佛教思想的核心，也是日本特色佛教史的开始。

藏密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从6世纪开始顺序逐渐生成，无上瑜伽部未传入中国和日本。日本密教分杂密和纯密，认为事部属杂密，剩下都属纯密，纯密经典即《大日经》（善无畏、一行师徒传承）与《金刚顶经》（金刚智、不空师徒传承），惠果融汇二系统，但惠果未留下著作，唐密已断，故空海一系成为汉传佛教的密宗。密教的法身直接以人格性活动的大日如来为法身，人本来就是佛，自觉即可，空海著《即身成佛义》，讲六大、四曼（曼荼罗）、三密，对应体、相、用。这与空海本人的山岳信仰修行者经历有关，也与日本倾向肯定现实、现象世界而非观念世界有关，与日本宗教中同绝对者合一而发挥超能力的萨满要素也有关系，后来的道元、亲鸾的思想也倾向于继承这些思想。空海晚年著有《十住心论》，对从外道到佛教内部诸宗教理给予深浅教判，大概对应：外道、仁义道德如儒家、无畏孩童如道家、声闻、缘觉、法相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密宗，一切的存在，都是大日如来所显现。

四、“末法时代”的净土宗

净土是因末法时代而被渴望。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的说法，印度经典并无，始于中国，但所说年代也有好几种。末法一词最早是慧思《立誓愿文》中提，北周武帝法难是末法说盛行的一大契机，但在日本，末法时代更多对应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来自整个佛教界的堕落和社会的动荡不安。1052年被当时认为是末法时代的第一年，之前大建法成寺求生净土的摄政大臣藤原道长去世、女真袭九州、首都瘟疫、治安乱，加上僧兵横行，在奈良，兴福寺攻打东大寺，在京都，台密的延历寺恶斗园城寺。亲鸾后来的选择与末法的绝望很有关系，因为，既然都这样了，那就矮子里拔将军，戒律要求再放低一点还比较现实。

平安期的源信著《往生要集》，被誉为净土念佛的百科全书，一开始就描述了地狱生态，最为有名，第二章描述极乐世界，剩下八章分别是论极乐的证据、正修念佛、助念方法、临终念佛、念佛利益、念佛证据、往生的其他行为、问答料简。镰仓期的法然、亲鸾师徒更强调他力救济。

日本早在奈良时代受唐的影响净土信仰已普及，前面提到引进念佛法门的圆仁角色重要。念佛在民间与农耕礼仪和超度亡者结合，被民众广泛接受。

五、镰仓佛教

日本佛典中最受欢迎且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记录亲鸾语录的《叹异抄》了，它的魅力在于接纳凡夫的现实，并站在凡夫边似与其一起为求得救助而烦恼，对话温馨真切。但此书诞生以来其实并不受喜爱，净土真宗的莲如还将此书列为禁书，直到明治末年，才由清泽满之及弟子们发现和弘扬，再到仓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才确立其定位。

像清泽这样因接触西洋文化并从个人宗教体验来重新发现镰仓佛教的例子不止一个，很多近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亲鸾以信仰为核心否定出家主义的做法，也常被拿来跟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类比，也反映了日本当时急于现代化的需求，所以明治后日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亲鸾也能被理解。总体上，从历史学者对镰仓新佛教的评价看，他们认为法然、亲鸾这一脉的净土宗，是最具民众性格的，也是学界研究镰仓佛教的主流。

以镰仓新佛教为中心的佛教史观，到1960年左右全盛，但1990年代初，这种观点受到挑战，首先来自于教理上对天台本觉思想的再认识，再重新看待镰仓佛教。本觉思想对应两个方面：强烈的肯定现实、现象的倾向和不需要戒律、努力修行的堕落。因此当时有两个方向，一是回归原点，复兴戒律、致力禅修，如南都改革派和新佛教的禅宗；二是承认固有方向不适合当时国情，寻求新的实践方法，如净土的念佛、日莲的唱诵法华经经题。

但镰仓佛教也有百年的发展，提出“显密体制论”的黑田俊雄将之划分为三期：形成期（荣西、法然），深入期（亲鸾、道元），展开期（日莲、一遍）。前有最澄和空海，后有法然和荣西、亲鸾和道元。

1198年，法然和荣西分别写了《选择本愿念佛集》和《兴禅护国论》。二人同样在被禁止、被镇压下弘扬教法。后荣西积极与权力核心接近，禅逐渐被国家认可；法然则遭到严厉弹压，教派在压迫中扩大民间势力。

第二期的明惠留下首有名的月之颂：“明亮亮呀，明亮明亮亮呀，明亮亮呀。明亮明亮亮呀，明亮亮的月。”他有很多故事留下，比如想体验性经验而下山却坚守戒律未达目的，他从19岁到晚年详细记载了所做的梦，成书《梦记》！最初他非常仰慕法然人格，读其著作后大怒，他认为求开悟的心是修道的开始，菩提心是根本，而法然认为没有菩提心信阿弥陀佛也能得救。

亲鸾（1173-1262）创立净土真宗，阿弥陀佛自源信以来呈现为接引死者的佛，到亲鸾这里，变成了生者的佛；他著有《教行信证》，一生都顽强地坚守“非僧非俗”的生活，道元著《正眼法藏》，1123年入宋于天童山邂逅如净获得“身心脱落”体验，归国后创建永平寺（佛教入华时间为汉明帝时，汉明帝年号永平），一生致力于纯粹的曹洞禅，只管打坐。二人分别通过念佛与坐禅的实践与缺少实践和努力的本觉思想划清了界限。

第三期，与元军袭日有关，这是有史以来的国难，国家意识和神的意识提高，神道开始真正理论化，日莲的国家思想、与熊野信仰结合的舞蹈念佛等开始盛行，而当时中国的动荡也使得日本佛教界不得不自行探索，同时日本社会的动荡也使得种种探索活跃起来。

面对当时的社会不安，日莲（1222-1282）归因为大家舍弃了正法《法华经》、走向念佛的邪法，若不依正法，将引起他国侵略等更大灾难，结果遭到流放。后来蒙古袭来，加深其自信自比菩萨。《法华经》分前半部的垂迹和和后半部的本门，分别谈佛法本为一乘的辩证统一和永远的佛，中国天台、最澄的天台，都重视垂迹，日莲却以本门为绝对，主张受持经题就能体会绝对的世界，这跟之前的本觉思想谱系一脉相承，但重视实践。

一遍（1239-1289）独特行脚，以舞蹈念佛，给人分发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六十万人”的小牌子，死前烧毁所有书籍，舍弃一切，专心念佛，创立了时宗。

第三期中还有睿尊、忍性师徒复兴戒律、大规模救济的努力，从远离世俗的立场积极入世。

六、室町佛教

这个时代与室町幕府权力中心联系最紧密的禅宗的临济系，受到了武士阶层的推崇，正值禅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模仿中国，逐渐形成五山制度，建长、寿福、净智、净妙五寺为镰仓五山，天龙、相国、建仁、东福、万寿五寺为京都五山且以南禅寺为五山之上。梦窗疏石（1275-1351）乃奠基者，也是日本最了不起的艺术枯山水的开创者。

幕府与禅僧的结合，引进宋明的中国文化，创造了日本文化的巅峰。成住坏空，五山文化遗忘禅的本意后开始形式化，其他宗派如妙心寺、大德寺（一休宗纯主持过的寺）、曹洞宗的莹山绍瑾等逐渐扩张。

其他宗派，亲鸾一系到莲如时，极速扩张了本愿寺的势力，一时竟有与织田信长相当的势力；日莲宗在日莲殁后分裂扩张，现世利益倾向加深，也吸收咒术、神灵信仰，成为孕育新兴商人文化的基盘。

七、江户佛教

现代日本佛教的形态，是近世的江户时代开始逐渐确立的。战国末期，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一系列操作下，佛教界已经不得不臣服于世俗权力，为江户幕府体制所收编。当时建立影响至今的制度有本末制度和寺檀制度。

本末制度是将寺院作纵向系列化的梳理管理，如本山-本寺-中本寺-直末寺-孙末等，上寺管理下寺，有财权和人事权。寺檀制度是幕府对民众的横向的监视支配，檀家，丁福保《佛学大词典·杂语》谓“系属于一定寺院而投信施之俗家也”，就是让寺院与檀家绑定，借此以禁信基督教之名行控制民众之实，从寺院角度讲，也是好事，由此使得佛教推广且使葬礼、法令普遍化、制度化。今天的日本，跟生有关的仪式由神道教负责，跟死有关的仪式通过佛教，很多寺院最大的事就是祖先供奉、丧葬事宜，跟修行关系不大。但今天的文化形态，当年是借助权力被强制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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