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鲁迅的佛教因缘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苦难深重的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精神道德沦丧，导致当时大批知识青年处于彷徨和苦闷的状态。佛学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其“人生皆苦”的教义能够体现出中国传统特有的一种悲观情绪。因此，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一批五四青年作家形成了近佛热的热潮，他们从佛学中寻求精神和灵魂的寄托。在这批五四作家中，鲁迅颇具典型性。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了具有浓厚佛家色彩的“人生苦”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连带的”，等等，引起了众多作家的共鸣。鲁迅说:“华夏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自然界底情形并不见佳，为谋生起见，生活非常勤苦，因之重实际，轻幻想。”[1]而鲁迅之所以喜欢佛经，大抵是因为佛经文学具有想象丰富、夸张、玄幻、奇妙的魅力。也正是经历了从研读到深入发掘佛经的过程，使得鲁迅对佛学的认识深入浅出，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秉持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宗教、佛学，从而达到其他作家未有的高度。

纵观鲁迅一生，佛家的“苦”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在精神上“苦行”。鲁迅的生活也是极苦的，鲁迅一生都是勤俭做事，衣食住行都很简朴。作家萧红形容过鲁迅家的样子，“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鲁迅的晚年也是在这忙碌而又愁苦的环境中度过，每天看稿子、接待客人、写文章，一系列繁重的事情使得鲁迅的身体越发劳顿。鲁迅也觉得人生确实是劳苦的，这也难怪许多人称鲁迅的一生就像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一、从初步认知到深入发掘佛教文化的过程

无论是作家还是普通人，童年的经历对其今后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的童年时期就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

(一)对佛教文化的初步认知

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是一片具有浓厚佛教气息的土地。鲁迅在不满一岁时就被抱去离他家不远的长庆寺，拜长庆寺的主持为师，法号为“长庚”，鲁迅后来还用过“庚”或者“长庚”的笔名。鲁迅的家乡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每年都举办迎神会。迎神会上会出现许多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他们穿着奇装异服进行表演，给童年时期的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社戏》就是鲁迅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当时绍兴最流行的社戏就是“目连戏”，而“目连戏”就是根据佛教故事《目连救母记》改编而来的。可见，鲁迅在童年时期就已经与佛教结缘，耳濡目染佛教的奇幻魅力，并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

留学日本期间的鲁迅对宗教的态度是趋于怀疑的。但是，鲁迅后来受到章太炎思想的影响，改变了对宗教及佛学的认识。章太炎在《答梦庵》中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佛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可见，章太炎对佛学的痴迷程度。而鲁迅正是受到章太炎的启发和感染，不仅偏爱佛教并在后来继承了其重信仰、重道德的宗教精神。

(二)深入阅读研究佛经，走出苦闷彷徨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果置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苦闷的心情再加上不幸婚姻的打击，鲁迅虽在壮年，却过着“寂寞如古寺僧人”的生活[2]，处于人生的彷徨期。于是鲁迅开始每日阅读大量佛教典籍，抄录佛经，同时也与佛教机构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与交流。

与留日时期相比，鲁迅此时学佛，固然是为了收集文学资料，而更主要的还在于“籍以研究其人生观”。他曾深有感触地对许寿裳说：“释迦摩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3]可见，佛学思想不仅影响了鲁迅的人生观，对于他认识世界、理解世界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认知作用。经历了这段苦闷彷徨期，鲁迅逐渐从苦闷期走了出来，重新站在唤醒沉睡国民的最前沿。而这一时期的鲁迅，认为他的反抗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限的，人也在内。而对于社会的改良却是无限的、无止境的过程，革命亦是如此。竹内好先生曾经这样评价鲁迅：“鲁迅文学的根源是被称为‘无’的某种东西，获得了那种根本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家。”[4]这一时期的鲁迅敏锐地看到了事物身上的非绝对性特征，类似于佛家的“一切皆空”思想。

二、佛教思想对鲁迅散文创作的影响

鲁迅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幻的场景，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美女蛇，《阿长与山海经》中的山海经图片，还有《祝福》中祥林嫂向“我”追问人死后是否真的会有灵魂，等等。以至于有人说：“没有任何鲁迅作品集可以排除这些鬼魂和其他鬼魂”[5]。鲁迅在散文《失掉的好地狱》中说：“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地狱的旁边。鬼魂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的小花。”“地狱”这一词，最早是通过佛经而为中国人所知的。地狱是与天堂相对应的存在，佛教不怀疑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因为它们都在生死的轮回之间。鲁迅不仅在其作品中谈地狱，还经常描绘地狱的场景。

(一)《野草》意象取自佛经的典型性

鲁迅曾经称其散文诗集《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的主题是反抗绝望虚无的人生观和对黑暗死亡的真切体验。如《影的告别》中：“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又如《死后》：“我梦见我自己死在道路上。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在文中有对地狱和天堂的勾画，也有作者幻想自己死去的场景。这恰恰与佛教中的地狱对人生死轮回的象征物相吻合。鲁迅也承认正是因为研读了佛经，从佛经中汲取了一些营养和灵感才使得他能够成功地在《野草》中营造出那种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蛇”这一意象经常出现在佛经里。佛经里记载，佛陀在苦修期间，遇七日暴雨。蛇神纳迦撑开皮褶，状如巨伞，庇佑佛陀潜心参悟。佛经里还记载有“四大如毒蛇”，“三心可谓，甚于毒蛇”，“烦恼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宅睡，当以持戒之钩草并除之”等[6]。鲁迅的《野草》中就经常出现蛇这一意象，如“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齿人，自齿其身”。正是鲁迅从佛经中汲取到这些意象，才使得《野草》呈现出缥缈怪诞的艺术特色。在佛经中，从天堂到地狱，从普度众生的菩萨到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上天入地、千变万化的生物数不尽数，变化莫测。

(二)汲取佛经素材的现实主义意义

佛经中的大量素材为鲁迅摆脱原有的纯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鲁迅将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其现实主义笔法结合，将笔锋直指那些虚伪、自大、玩弄把戏的人，这些人就像那鬼怪一样鬼鬼祟祟地想“吃人”。而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大多如鬼魂般地活着。如儿时的玩伴闰土被那饥荒、被那残酷的人们逼迫地像个木偶人一样。他那迟缓的目光、呆滞的表情、难以言说的内心的复杂与痛苦，让人觉得这人虽生，却如同死去了一般，如鬼魂般地存在在这人间。鲁迅也将佛教中正义与邪恶神魔之间的斗争暗喻为当时社会错综复杂变幻的阶级斗争。通过这种神话式的文学形式的呈现，揭示出为了自由和光明而斗争的艰难的过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启示意义。

三、佛教思想对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铁屋子”理论从佛经中演化而来

佛教对鲁迅创作的影响不仅局限在散文创作，还渗透到其小说的创作当中。鲁迅最著名的“铁屋子”理论就是从佛经中演化而来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鲁迅希望冲破这“铁屋子”，然而这“铁屋子”里却是昏睡了多年的愚昧大众。当先觉者与群众的对立转化为先觉者与敌人的斗争时，“铁屋子”在鲁迅笔下就被置换为“无物之阵”。而“无物之阵”实际上就是一个“鬼阵”，这里各处是壁，随时能碰，然而无形，到处是杀人不见血的暗器[7]。而在这个铁屋子里，鲁迅也到处碰壁，只能在黑暗中艰难地摸索前行。这“铁屋子”就如那佛教中的地狱一般，象征当时黑暗的封闭的中国社会。

(二)佛教“苦难”与鲁迅笔下“人生苦”的结合

鲁迅大多数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都是苦难的，都与苦相关。佛教云“人生有八苦，知苦即离，斯为智士”，“一旦轮回，身不由己，六道之中，次第磨难，皆为苦谛”。在佛家看来，人生即苦海。《祝福》中的祥林嫂一生命运悲苦，她几次对生活重燃希望，最后却对生命绝望。《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的最后死去，并不意味着反抗和斗争，而恰恰是其祖母死去的一种重复形式，是悲苦命运的又一次轮回。《阿Q正传》中的阿Q对于他人对自己的压迫常常会以自己的“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然而，在最终面对死亡时，阿Q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已经没有能力来对悲剧命运作任何的反抗，他只是渴望死后可以轮回。这正是鲁迅审视作为类似于阿Q这样的生命个体的悲哀。鲁迅将佛教的“苦”和“轮回”的教义与个体悲剧命运相结合，使他的作品达到了一种理论哲学的高度。

(三)佛家精神促进鲁迅的人格塑造

佛家宣扬“然我今者，为求佛法，应受一切地狱众苦，何况人中诸小烦恼，菩萨如是发动精进”。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佛家精神的显著特征。鲁迅身上就具有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许多作品还反映了“给予爱的人反而被接受爱者所害”。在《药》中，夏瑜为了救大众被捕，后来被无情的杀害。但是他的死却没有让大众觉醒，夏瑜死后的唯一价值就是刽子手用刀蘸着他的鲜血做成人肉馒头，卖给愚昧的华老栓，当作为华小栓治病的药引子。由此可见，鲁迅恰恰是敏感于“行善者”与自我牺牲的先驱者死后也有可能“下地狱”的悲剧情感，仍在决绝地依照自己的信念走下去。这种意志的坚忍力，这种人格的精神冲突，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8]。 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伟大之处。

结 语：

从鲁迅对佛教文化的初步认知到深入发掘的过程，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进步与认识的逐渐深化，他对佛教文化的理解也是更加深入浅出。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鲁迅认为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圣智内证的“哲学之实证者”。鲁迅对于宗教的看法是辩证的。一方面，鲁迅认为宗教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少坚忍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因为中国传统中缺少宗教信仰。而另一方面，鲁迅本身又是多疑的，他也曾多次谈到自己的多疑，“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的事情”[9]。正是鲁迅这种辩证的哲学思维和怀疑精神令其相对于其他作家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对于宗教与佛教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信仰具有其双面性，既是必然存在的，又有其危害性。无论信或不信，都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发展，按照社会需要进行变革。

图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