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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范仲淹的文学才华引领了宋代文学的一代文风。在宋代佛教比较盛行的时代，范仲淹还是一位佛教信徒。他从幼年受到佛教影响起，一直对佛教怀有很深的感情。在出仕之后，范仲淹不仅经常做建寺度生的善行，还频繁与高僧大德往来间道，寻求佛法真谛。与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不同的是，范仲淹不只是重视从形式上护持佛教，而且他还深入经典，探寻佛法奥义，用于指导自己的修持。

幼年时期的佛教影响

范仲淹2岁丧父，靠母亲谢氏给人缝洗衣裳苫度光阴。到他4岁那年，家里一切能变卖糊口的东西部变卖了，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孩子，谢氏改嫁给平江府推官朱文翰。后来，文翰调任汴京，谢氏就带了仲淹回到山东淄州长山朱文翰老家生活。

范仲淹随母来到这之后，继父朱文翰体贴他这位失怙孤儿的心境，送他到当地私塾读书。后来，又送他到县学读书。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里，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15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

不久范仲淹又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家里生活困难，能供给他的粮食很少，他经常每天只煮一小锅米粥，等冷却凝结后划成四块，加些菜末、醋、盐，早晚各吃两块。后来，寺庙高僧被他贫困而好学的精神感动，每天早餐时送给他四个饼子。范仲淹不舍得一下子吃光，把省下来的饼子放在书案上留作下顿吃。

在广泛涉猎六经的同时，“佛性向善、普渡众生”的佛学教理，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一般入所不同的是，范仲淹读书时总是将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加以思考，心中时刻萦绕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并且立志将来要改变这种现状，以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这一时期的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理性思考或许还不十分清晰，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已经十分强烈了。所以，当他5年后登第出仕，便立即把全部身心放在为民众谋利益、除弊害的功业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避居丧上书之罪名，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毅然上呈洋洋万言主张改革弊政的《上执政书》；同样出于这样的“先忧后乐”之心，他能一生数次冒死直谏，激言朝政得失，数次被贬，仍矢志不改初衷，在36年的仕宦途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完成了一个“先忧后乐”的清正官吏形象的塑造历程。回顾范仲淹在邹平长山的读书生涯，他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山东邹平兴盛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对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建寺度生的善行

范仲淹在出仕之后，一直尊崇三宝，始终如一，凡莅所守之地，辄造寺度僧，兴崇佛法。仲淹曾舍宅为寺，寺名天平。又屡为文表颂扬佛门高僧的高操节守。仁宗皇佑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人寂，范仲淹为其撰写塔记，赞颂其德。高僧浮山法远禅师，曾住持天平山，后人寂，仲淹撰碑铭，有“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干载清风”的赞语。又与起居舍人尹洙为莫逆之交；洙临终日，先以手书告别，仲淹驰室，恸哭甚悲，洙张目说：“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言讫端坐而逝。仲淹得良师益友警醒、提携，道业日进。

景佑三年（1036）范仲淹因上《百官图》得罪权相吕夷简，落了个朋党罪名，黜贬饶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到了地方上除了兴教办学，“一章奏免鸟衔茶，惠及饶民几万家”等德政外，有一件与佛颇得缘份的事：范仲淹守鄱阳，欲请芝山寺僧人诵《金刚经》为其亡母超度，是夜梦见母亲对他说，“得古佛经半卷，已超升矣”。第二天范仲淹人山，有位刚到的高僧叫古塔主，范仲淹见之，“果如梦中语”。范仲淹对为亡母超度的应验很高兴，盛赞占塔主“道行无玷，孤风绝攀”。当时荐福寺恰好缺一个主持，范仲淹邀请这位高僧古塔主前往担任。范仲淹的母亲生前长斋礼佛，非常恭敬。范仲淹说他母亲“夜扣星象，食断晕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仲淹当时还作了一首《芝山寺》诗：

楼殿冠崔嵬，灵芝安在哉。

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

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

偶临西阁望，五老夕阳开。

诗中的“得食鸦相聚，闻经虎夜回”，说佛法之广大，连禽虎之类听了佛经也被感化。作为一个贬谪之人，范仲淹到了这种佛境仙地，把世间一切荣辱争斗抛在了脑后，并向往“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芬”。诗句来自《升上人碧云轩》诗，碧云轩即在仲淹为其亡母超度的芝山寺内。

范仲淹曾发愿要“先天下之忧而忧愁，后天下之乐而乐（见《岳阳楼记》）”，他在出仕之后，把黎民百姓的幸福作为自己为政的目标。努力改革弊政，改善人民生活。

范仲淹的这种誓愿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地藏菩萨深感众生的痛苦，他发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拔一切众生苦，是悲心。这种慈悲是平等的、一视同仁的。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

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拔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他宁愿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苫行。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范仲淹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佛门居土，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

与高僧大德的情谊

范仲淹一生喜爱与禅门高僧往来，并从很多高僧那里得到诸多佛法教益。范仲淹在做吴中太守时，曾经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禅师留住数日，颇加策发。范仲淹从高僧那里得到诸多启迪。他从慧觉禅师那里回去后，赠给慧觉禅师偈语说：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

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慧觉禅师得到书信后，也作诗一首：

威竦边城名以立，化行乡郡日多闲。

手提千古文章印，印定西来佛祖关。

慧觉禅师在这首诗歌中，对范仲淹的虚心求法，天资聪颖的悟性给予高度评价。

范仲淹此后经常问法于琅琊慧觉禅师，经常有问答录，这些问答录都记载于《禅林宝训》之中。

宋仁宗景佑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慕承古禅师道风，屡就问道。时荐福院住持虚席，仲淹请师住持。十月初三日，仲淹躬率四众，就芝山迎请，至初九日开堂。仲淹自作请疏，疏文曰：

伏以无心为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即病，徒万法之强名。然则病非医而曷求?宗因师而乃证!古师和尚，净行无垢，孤峰绝攀。法鼓一鸣，有闻皆耸；神珠四照，无隐不彰!群愿斯归，正乘可示；大众瞻仰，即同如来!谨疏龙图阁待制，知饶州军州事范仲淹疏。

承古禅师是一位操行高洁、禀性开朗的禅师。他曾遍参诸方，无所悟人。一天因读云门文偃禅师之语，忽然发悟，从此精通三藏典籍。承古禅师后住锡云居弘觉禅师塔所，人称古塔主。承古禅师是当时的尊宿，四方共仰。

范仲淹迎请承古禅师后，承占禅师便告诉众人说：“山僧蒙郡侯坚命，此日可为脱珍御服，着垢弊衣，大似国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

承古禅师便升座、拈香、跌坐，维那白槌云：“法筵龙象众，当观第一义!”

师云：“大众!维那如是咨白，大众还甘也无。何以?若据大众分上，假饶诸佛出世，犹是自谩，祖师西来，诳感庸小! 自余之辈，不在形言!若也谈玄说要，大似含血喷人；问答往还，如同魔娆!禅德!大众面前，作么生下口?虽然如是，事无一向，理出百途，曲为下机：有疑请问!”

数僧出问，禅师尽答：莫!有僧才拟问师问题，师说：“问话且止!直饶问得答得，与道悬殊!大众!似此问话数个阉黎总未有个出家眼目在!若有出家眼目，一万里外，闻有善知识出世，洗耳攒眉，拂袖而去!争肯来这里五体投地，问个如何若何?仁者!还知么?大众各各自己分上，是个甚么门风?是个甚么体格?直得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师锁口有分!若能如是明见得，佛之与祖，如同梦幻空华!闻甚深法门，也似风声谷响，自己颖脱独拨犹闲，法界有情齐成正觉——岂不是大丈夫汉!岂不是真出家儿……伏惟珍重。”

范仲淹听过承古禅师的开示之后，心下疑团顿除，对于佛法的信心大增。

范仲淹与当时高僧圆悟禅师相善，圆悟时居学地，仲淹勉以参方行脚：

观水莫观污水池，污池之水鱼鳖卑；登山莫登迤逦山，迤逦之山草木稀!观水直观沧溟广，登山直登泰山上；所得不少所见高，工夫用尽非徒劳!南方幸有选佛地，好向其中穷妙旨；他年成器整颓纲，不负男儿出家志!大丈夫，休拟议，岂为虚名灭身计；欢谐时分觉无多，却被光阴暗添岁!成都况是繁华国，打住只应华酒窟；吾师自是出家儿，岂随龌龊相埋没!吾师幸有虹霓志，何事踌躇于泥水!君不见，吞舟之鱼不隐污流，合抱之木岂在丹丘；大鹏一展九万里，岂同春岸飞沙鸥!何如急驾千里骥，莫效鹪鹩恋一枝!纵饶讲得千经论，也落禅家第二机!白云长自恋高台，暮罩朝笼不暂开；为慰苍生霖雨望，等闲依旧出山来!又不见，昆山有玉名琼瑶，良时未遇居蓬蒿；当时若不离荆楚，争得连城价倍高!

圆悟因得到范仲淹的鼓励，遍参诸方，精进用功，后卒成大器。

范仲淹知苏州时，有定慧大师宗秀来谒。这位灵岩寺高僧与时贤多有唱酬，他评价定慧大师“来则谈空实相，号天人师；去则指霞岭，啸风林，天子有赐，三公有赠。”

范仲淹与佛教高僧的交往极多。仅见于诗文的就有早岁相识的释文光和广宣大师，还有琴中知音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金山寺识上人、希元上人、虎丘长老、四明僧湛公等。据《舆地纪胜》卷48记载，范仲淹还与和州含山县野云寺僧守密有诗唱和，诗碑石刻南宋末犹存。

仲淹每到一地必广游寺院，结交僧徒。如天平山白云寺，为其家功德院，常熟顶山寺、越州翠峰院、雍熙院、广慈院、睦州乌龙山寺、承天寺、虎丘云岩寺、苏州灵岩寺、杭州白塔寺、饶州黄山寺、镇江甘露寺、南康军落星寺、泰州西溪圣果院等，足迹遍及江南名刹。所以释家视其为外护。或许范仲淹从他的方外交游中悟出了些什么，砥励了自己淡泊名利、激浊扬清的操守。

深入经藏得正见

范仲淹对佛教的感情不只是表现在建寺度生、亲近高僧等方面，而且他还在政务之余，经常阅读佛教经典，表达自己对佛教的见解。他曾阅读《金刚经》，深得个中三昧。他还在庆历初年，奉命宣抚河东，在旅途中得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一卷。经中讲说善恶因果，是识心达本之法，范仲淹读过之后，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

他在序文中又云：

余颇异之，启轴而现，乃十六大阿罗汉，为摩拿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也!……余一句一叹，一颂一悟，以至卷终，胸臆豁然，顿觉世缘，大有所悟。倘非世尊以六通万行圆明惠鉴之圣，则无以致此。

对于范仲淹深究经典的事例，在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一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个案。范仲淹作为居士，从信仰佛教开始，便深入佛经。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他在担任参知政事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守。”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他是禅净双修。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临终之日，谓家人曰：‘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溘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