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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专程前来上海参加纪念活动的客人中，有日本中山寺的住持、八十二岁高龄的杉本勇乘法师。当他下机受到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的热诚欢迎时，激动不已。杉本法师是在1933年于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的。几年的交往中，对鲁迅的学识和为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文章犀利，而且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有一次，他送给海婴一支玩具手枪（《鲁迅日记》中有记载），鲁迅先生哈哈大笑道：“怎么，和尚也舞刀弄枪吗”杉本法师当时还只是上海一座日本寺庙（当时日本佛教界在我国上海等城市建有少量寺庙——编者注）里的小和尚，鲁迅先生却常常勉励他到人民大众中去宣讲做人的道理，并说自己也在努力用文章影响和改变国民的精神，为大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与鲁迅先生莫逆的日本内山完造，也是个佛教居士。他曾在《上海霖雨》杂志上写了篇《弘一律师》的文章，记述经夏丐尊的介绍，认识弘一法师的因缘，他并受法师的委托，向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等处分送《华严经疏论纂要》十二部。他们的友好交往，中日文坛传为佳话。

鲁迅先生幼时，父母亲送他到绍兴都昌坊口的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师父赠送他银质八卦一个，上面镌刻着“三宝弟子法号长根”八个字。后来鲁迅曾写了一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纪念文字，并用“长根”的谐音“长庚”作为笔名发表《唐朝的钉梢》杂文。这个银八卦由鲁迅夫人许广平托王冶秋带给绍兴鲁迅纪念馆陈列展出。

1914年，鲁迅先生研究佛学很勤。《鲁迅日记·民三》载，他曾看了《瑜伽师地论》、《翻译名义集》、《肇论略注》、《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等佛教书籍。他分享与转发了《瑜伽师地论》、《翻译名义集》、《阅藏知津》等书后对好友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们平常对于人生难以解决的问题，早给我们启示了，真是大哲。”（见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那年，鲁迅在读了《大乘起信论》后，陆续买了许多佛经，还与许寿裳订了合购佛经的协定，互通有无。鲁迅为购佛经花去了大部分的薪水，在他自己看了之后，还将《贤愚因缘经》、《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等寄给他的二弟周作人（《鲁迅日记·民三》）。

在这以前，鲁迅还施资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当时的原雕版已作为珍贵的文物，保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末页有这样的附记：“会稽周树人施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另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拨刻《地藏十轮经》。”

《百喻经》是印度求那毗地法师于南朝永明年间来我国传教时，根据古印度高僧僧伽斯那集撰的一部佛经翻译成汉文的。它以故事形式，宣扬佛教教义。那些诙谐而生动的故事，今天读来，仍饶有兴味。鲁迅不仅自己施资刻印，还极力赞助王品青校点《百喻经》，用《痴华鬘》书名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还为之作《序》。其全文是这样的：“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大辑《喻林》，颇有蒐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也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原名《百句譬喻经》。《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恢复原名，仍印两卷。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裹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惟佛说正义而已矣。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载《鲁迅全集·集外集》）

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南京金陵刻经处曾重刻《百喻经》，卷首还加印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撰写的《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烫金的“百喻经”三字，也是出于赵朴初会长的手笔。早年上海《觉讯》月刊社曾出版史天行译述的《百喻经故事》，将譬喻引述的佛教教义补上。此书曾由香港佛经流通处翻印。

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国学外，兼谈佛学，影响很大。当时鲁迅常常去听讲，他对佛经研究的兴趣，就是受章太炎启发的。章逝世后，鲁迅写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再记章太炎先生》等文稿叙述其事。

虽然鲁迅后来并未成为佛教徒，但他虚心好学、不存成见的精神与他当年与佛教的一段因缘，仍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

※ 文章根据网络综合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