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刘秉忠与佛教的因缘--宠物世界

刘秉忠（1216-1274年），初名刘侃，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人。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刘秉忠。元朝杰出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是元初政坛一位很具特色的政治人物，对于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又是一位诗文词曲兼擅的文学家。至元十一年，逝世。元世祖赠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元成宗时，追赠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时，追封常山王。

一、早期经历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刘侃，因信佛教改名子聪，任官后而名秉忠。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元世祖即位之前，海云禅师奉召，路过云中时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邀与同行。刘秉忠拜见元世祖后，元世祖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元世祖甚是宠爱，留其身边供职。后数年因父殁奔丧回家，元世祖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且遣使送至邢州。服丧期满，便召还至和林。刘秉忠至和林后上书数千百言。元世祖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刘秉忠又上言道：“邢州户口原有万余，自兴兵以来都不满数百，若派真定的张耕、氵名水的刘肃这样的良吏去治理，必定能恢复旧日盛况。”于是朝廷派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不久流民复业，升邢州为顺德府。

他不但为元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而且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进行规划修建的元大都，被誉为“大元帝国的设计师”，甚至元朝的国号也是出自刘秉忠的建议。

根据《元史》记载，刘秉忠在上书中建议“鳏寡孤独废疾者，宜设孤老院，给衣粮以为养”。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赈济天下鳏寡孤独废疾者。此后，元朝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这些困难群体的收养救助制度，至元八年(1271)在各路设济众院一所，至元十九年各路立养济院一所，还规定了收养的标准和操作过程。

元世祖的中统五年（1264年），特授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拜官还俗后，恢复本来的刘姓，奉诏更名为“秉忠”。他逝世后一年（1275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元仁宗两朝又追封赠为太师、常山王，谥文正。虽然刘秉忠终身淡泊名利，但一个曾为僧侣的人受到生前身后的如此尊荣，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刘秉忠作为元朝的开国元勋和大政治家，“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以典章礼乐为先务，卒开一代治平”，对多民族的统一的元朝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做为一个释儒兼备的禅僧，在战乱交织、中原残破、无法无统、生灵涂炭的金元之际，他继承有极相近法脉渊源的本宗一代大宗师万松禅师的弟子耶律楚材“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事业，“起自缁流，身参佐命”并以此祐护佛教，举扬宗风，济世利民，功德熣灿。中国佛教重要典籍《历代佛祖通载》称颂他为“僧中之杰”。

二、人生成就

刘秉忠作为元初重臣，参与大元之初创，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使蒙元政权迅速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蜕变，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实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且使中华文明在蒙古人统治的蒙元时期不仅得以传承，而且也得到了高度发展和繁荣。刘秉忠诸多成就，如：规划设计北京城，确定北京城中轴线;中央行政、军事、检察三权分立，地方省一级建制之首创;因材施教，因材施用的育才用人之道等对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辅佐帝业

刘秉忠少怀大志，入侍忽必烈幕府后，更是尽其所能辅佐忽必烈成就帝王大业。

(一)上万言书，为忽必烈制定“以儒治国”的施政纲领。

1250年夏，刘秉忠向忽必烈上呈万言书。在万言书中，刘秉忠把忽必烈同母兄长蒙哥比作周武王，把忽必烈比作周公，建议忽必烈效仿周公，辅佐蒙哥，一展宏图。针对蒙古统治下中原的实际情况，就正朝廷、振纪纲、选贤任相、安民固本、设学养士、建官定禄、修史定历、尊孔复祭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建议。他极力强调文治的重要，建议忽必烈抓住有利时机，采用先进的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治理中原，在那里恢复建立一套完整的规范化的封建统治机构、官僚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典章制度，迅速结束金末以来“马上治”的混乱局面，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此巩固提高自己在蒙古诸王中的地位。刘秉忠的万言书，为忽必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以儒治国”的施政纲领。

(二)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治国之道试治漠南，保护了中原先进的封建文明。

1251年，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刘秉忠力促忽必烈实施万言书中提出的施政纲领，以汉法治理漠南。首先，刘秉忠将试治的地点选在家乡邢州。当时，邢州盗贼充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千里萧条，为之一空……人称之为鬼衙。忽必烈采纳刘秉忠建议，下令在邢州设立安抚司，派由刘秉忠推荐的“廉平方正”的汉族知识分子李惟简、张耕、刘肃等人前往邢州，以汉法治理邢州。他们在邢州行楮币以通民货，兴铁冶以足公用，劝课农桑，设置驿馆，整顿粮仓。经过治理，邢州社会安定，人口复归，百姓乐业，被称为乐郡，其它郡县争相效仿。邢州试治的成功，使蒙古亲王忽必烈对中原封建文明和汉地统治制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从而，坚定了他采用汉法的决心。邢州大治后，在刘秉忠等汉臣的建议和协助下，忽必烈又将邢州试治的成功经验推广到河南、关中等地，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漠南，为他日后建立元朝，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客观上也保护、传承了中华文明。

(三)以爱民之德力谏忽必烈神武不杀，将战争灾难降到最低点。

1254年，刘秉忠作为军事顾问，随忽必烈率军南征，在围攻大理城时，忽必烈以大理国王斩杀蒙军信使为由，号令蒙军踏平大理。在大理城即将遭受屠城之灾时，刘秉忠等人冒死进谏：“杀使拒命者，其国王耳，非其民之罪，(拟)特免杀掠。”忽必烈采纳秉忠建议，下令军中，禁止滥杀。大理城破之日，蒙军没有发生滥杀抢劫现象，大理百姓的性命、财产得以保全。1259年秋，刘秉忠随忽必烈攻打南宋。进军途中，刘秉忠多次劝谏忽必烈“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不可滥杀”。于是，忽必烈下令军中，毋肆杀掠，勿焚烧庐舍。因而，这次用兵蒙军没有发生像以往那样烧杀抢劫现象。所获俘虏，也都被全部释放。由此可见，忽必烈在刘秉忠爱惜百姓、神武不杀等思想的影响和感染下，最终放弃了蒙古屠城旧制。这样，不仅使占领地区的百姓免遭涂炭，而且也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的文明得到了保护。

一代成宪

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曾向刘秉忠询问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刘秉忠遂向忽必烈提出了“采祖宗旧典，参历代古制”的建议，并协助忽必烈参照中原传统王朝的统治模式，制就一代成宪。

建元改号

刘秉忠建议采用中原王朝旧制，建国号年号。忽必烈采秉忠言，诏示天下，“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可自庚申(1260年)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年”。1271年，刘秉忠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奏建国号“大元”。

营建都城

1264年，刘秉忠奉命主持新都城建设。他亲选城址，按照“南朝北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规划建造了大都城，即今北京城。在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元大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北京城的基础。

颁俸禄、定官制

刘秉忠等人奉命，参中原旧制，定内外官制。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上设有行中书省(即行省或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路、府、州、县。并对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的职务、名额、俸禄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这样，元朝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规范化的封建国家机构和官僚体系。其中，省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我国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

定章服、举朝仪

1269年，刘秉忠等人奉旨，参考古典，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出元朝朝仪，并加以肄习，又搜访旧教坊乐工，在万寿山便殿演习礼乐。自此，凡是重大国事活动，均有了规范的朝会礼仪。

三、佛教因缘

佛学思想

刘秉忠出生于文化发达、佛教昌盛的邢州世家，其祖父曾仕金为邢州节度副使。宋金以来流行的释、儒、道三教汇融的思想对这位涉猎面很广的青年学者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他出生前，强捍的蒙古大军已踏遍金朝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大片领土，宏伟壮观的邢州开元寺园照塔，在1213年的蒙军攻杀中“烬于兵”。1234年，在他十九岁时，金王朝灭亡。为了谋生养亲，他在十七岁曾为蒙军统治下的邢州节度使府令史，但政治地位低下，抱负难展。他慨叹：“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泊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其志耳”。1238年，他遁居武安山岩间，“与全真道者居，复欲西游关陕。”刘秉忠与全真道者居的原因，在于当时全真道的势力很大。据元人宋子贞撰写的《顺德府通真观记》所载：“国朝启运之初，其门人邱长春被征聘，仍付之道教，天下翕然宗之。”1222年，全真道教首领邱处机参拜成吉思汗于西域，全真道受到蒙古汗庭的礼遇，从此声势大振，在中原汉地的社会地位处于优势。刘秉忠本欲通过全真道来达到“以求志”的目的，但也许因为“缘契相值”，刘秉忠在当年却被佛教曹洞宗名僧虚照禅师招致门下，在邢州天宁寺落发为僧，法号子聪，以其“知经书、工翰墨。命掌书记”。“书记”是禅宗寺院西序的六头首之一，要选拔学德才兼备者担任。自此，刘秉忠就以“聪书记”之名开始了他漫长的禅僧生涯。

僧中之杰

宋金以来儒释道三教并行，刘秉忠深受影响。刘秉忠终其一生为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发展繁盛做出突出贡献。徐世隆《祭文》云：“岩岩刘公，首出襄国。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初冠章甫，潜心孔氏。又学保真，复参临济。其藏无尽，其境无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

刘秉忠以僧人的身份，长期伴随在忽必烈左右，推行儒家的安邦治国之道，虽位极人臣，但“以佛治心”，“斋居蔬食”，淡泊名利。其淡泊名利、普济众生是对“以出世法易为住世法门，法谛世谛，易地皆然”的解悟，是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佛教思想的实践。虽然作为僧人他在佛教禅学方面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山居晓起》“禅客生涯贵寂寥，幸居山寺远尘嚣。情难断处千年在，心肯闲来万事消。新月看残还旧月，今朝过了任明朝。”一类的禅元诗体现了他在修佛参禅方面的高深境界。刘秉忠还作有《禅颂》十首，“镜中影像原非我，石上精神却是谁；落尽桃花春不管，枝头青子自累累。”真切自然，无丝毫造作，到处充溢着一种随遇而安、悠然幽然的趣味，相对集中地表达了他自然、恬淡、随遇而安的禅学观，流露的是诗人的清幽之心，给人一种世外高人在万物俱静中彻悟人生的心灵享受的感觉。

刘秉忠作为僧人，在对佛教，尤其是对他所参习的禅宗有何经论著述的资料，笔者尚未发现，但他利用受忽必烈宠信的有利条件尽力地维护了佛教的利益，据史料记载，蒙哥汗时，佛道两教凭借蒙古统治者的礼遇，争夺寺庙观宇、财产田地，矛盾尖锐。刘秉忠用佛门教义影响蒙古统治者，以维护佛教利益，扩大佛教的传播和影响。1255年，万松嗣法弟子雪庭福裕等利用受到蒙哥汗礼遇的机会，向蒙古汗庭控告道士刊行的《道藏》有《老子化胡经》等轻蔑佛教的篇幅。蒙哥汗召集佛、道两教代表在和林辩论，结果佛教占了上风，但道士不服。1257年，忽必烈受蒙哥汗的委托在开平主持第二次两教的大辩论。僧人刘秉忠与雪庭福裕、普安至温、那摩（国师）、八思巴（后被尊为帝师）等三百余人为佛教代表。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的二百余人为道教代表。出席作证的官员、儒士共二百余人，其中廉希宪、张文谦、窦默、姚枢等人，或为刘秉忠的好友，或同在忽必烈幕府志趣相投，他们作证，对做为佛教代表的刘秉忠（子聪）是有利的。由于普安至温，雪庭福裕和那摩等僧人引经举典，据理以争，施展了“论辩无碍”的辩才。辩论结果，道教大败，忽必烈下令焚毁当时的道藏中伪经五十四部，将二百多处被道士占据的原佛寺而改成的道观，重新改为佛教寺院，佛教从此居于汉地各宗教的首位。在中原汉地佛教中，禅宗处于优势，至于忽必烈更崇信喇嘛教，教高于禅，则是后话了。所以说，刘秉忠对元初佛教禅宗的护持和在北方的广泛传播功德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