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陶渊明的佛学因缘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 ，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一、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约365～427)，名潜，字元亮，因宅边曾有五棵柳树就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东晋著名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当时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令不足三月即辞官归隐，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从此“躬耕自资”，直至六十三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他长于诗文辞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寓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6]  《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二、陶渊明的佛教因缘

（1）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

时代幽渺，疑雾重重，要深入厘清陶渊明与佛教的渊源关系谈何容易！至今为止，尚未有可靠的史料可以证明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陶渊明是否接受佛学思想其诗文创作中如何体现佛教的影响这可谓足“横看成岭侧成峰”，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而观之，研究者们的见解总体持两端。

一是持否定的态度，以陈寅恪、逯钦立等为代表。“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盖其平生保持之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也。”陈寅恪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儒道学说对陶渊明思想及其诗文创作的影响，同时也否定了陶渊明对佛教思想的接受。

二是持肯定态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较多。以佛解陶，由来已久，至今不绝。第一个形成气候的学者非宋代苏轼莫属。苏轼分析陶诗中的佛学影响，指出陶诗文中的许多诗句合乎佛理。开启了从陶渊明诗文中指实合乎佛理之诗句做法的先河。在宋代有很多被指实的诗句，如：

《饮酒二十首》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拟挽歌辞三首》：“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形影神?神释》：“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自祭文》：“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到了近代，认为陶渊明受到佛学影响的学者渐多，以朱光潜、李泽厚、赵朴初等人为代表。朱光潜认为，陶渊明广阅群书，融合各家学说，其思想和诗文创作均有佛学因素。他说：“我并不敢因此就断定渊明有意地援引佛说，我只是说明他的意识或下意识中可能有一点佛家学说的种子，而这一点种子，可能就是熔铸成就他心灵许多金属物中的寸金片铁，在他的心灵焕发中，这一点小因素也可能偶尔流露出来。”李泽厚也认为“陶渊明把玄学以及佛学所追求的人生解脱到了门阀氏族名士不屑一顾的日常最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之中。”而赵朴初也说“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总之，近代诸多学者都肯定了佛学对陶渊明诗文创作的影响。

当代力主陶渊明受到佛学思想影响的学者首推丁永忠。由于佛学修养的断层，当代从佛学的视角研究陶渊明诗文创作相对于从儒道视角者较少。丁永忠的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局面，且引发了陶渊明研究界的热烈讨论。他的《陶诗佛音辨》一书，可谓陶渊明接受佛教说的集大成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观点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受了佛曲《归去来》的影响，此外他还进一步从多处指实和论证了陶渊明诗文中可能受到佛教影响的地方。如将陶渊明《乞食》中的“冥报”思想归属于佛教的“现报”，认为《行影神》中“神辨自然”完全是应和佛教思想而非反佛教迷信和“惜生”观念等。丁氏从佛学视角解读陶渊明思想及其诗文创作，影响巨大，有开拓之功。但其在把握陶渊明所受佛教影响的分寸上未免有夸大之嫌，尚值得商榷。

对于陶渊明是否受到佛学影响之争，笔者持肯定的态度。陶渊明对于佛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他并未像周续之、刘遗民等人那样侍奉慧远、皈依佛教，而是对当时佛教神灵不灭、因果报应、转生净土等根本教义明确否定；却也并非如陈寅恪所说的“绝对未受远公佛教之影响”。事实上，陶渊明虽不信奉佛教，不愿受佛教义理左右，但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不管这些影响是积极的接受，还是消极的审视。

（2）陶渊明的佛教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佛学盛行的时代，其思想以儒家为本，同时也接受了老庄与佛教的影响。其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的浩然正气与安贫乐道、道家的避世隐遁与生寄死归，历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而佛教思想对其诗文创作的影响却为相当多的学者所忽略。这对于陶渊明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其实，深入研究陶渊明的诗文，会发现其中也闪耀着佛学的火花。

首先，陶诗的平淡与佛学的“空”。众所共知，平淡、自然是陶渊明诗文的主要特征。其往往选取鸡鸣、狗吠、炊烟、农舍等日常生活常见的景物，以一种素淡的画面反映农家生活。以往人们把之归结于道的影响，其实里面何尝没有佛学的影子。佛学的主要思想“空”，即四大皆空，一切皆空，把宇宙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统统归结为空。因为一切都是虚空的，不必执着于有，也不必执着于无。所以，人要顺应自然进而回归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由于受到这类思想的影响，东晋士人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世界。陶渊明最终回归自然、走向田园，固然有其道家因素，当然也离不开佛教的影响。鲁迅先生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鲁迅的这些阐释，很好地说明了陶渊明自然平淡的诗风与佛学的关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采菊东篱，物我两忘，心境平和。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见山山自见，平淡的诗风和宁静的心态自然冥合、融合为一，其中的佛学影响显而易见。

其次，陶渊明平静看待生死，这种人生参悟也极具佛教意味。佛的四大皆空、看破生死，可以化解人生各种烦恼，使人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死。陶渊明一生坎坷，三仕三隐，面对世事、祸福、得失，能以一种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特别是对于生死问题，他能淡然处之，不以生死为累。他认为人有生必有死，这纯属自然规律，人应该正确看待生死。陶渊明的生死观，在其诗文中时时流露。《形影神》中的很多诗句就足绝好例证。“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顺应自然规律，不喜不惧，不忧不虑，这种超越生死、无喜无悲的思想几乎近于佛教了。此外，他的《挽歌诗》三首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他认为人的死亡是常事，身体归于大地，无须再多虑。如在佛教徒看来，这未必不是大乘精义。再次，陶诗中人生梦幻的思想当来自佛经。佛教将人生归之为空，为幻，使人产生一种空幻的感觉。陶渊明受之影响，感到人生就像梦幻一样，它是不真实的，最终归于空无。其诗文中很多地方流露出人生梦幻的思想，这历来不为人们所重视。他说：“人生如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还旧居》)“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等等这些对人生的理解与佛教的性空缘起说是极为相通的，是大乘般若学中如幻、如化的感觉。李秀花在《陶渊明诗所受佛经影响》一文中，指出陶渊明诗中很多地方用了“化”字、“幻”字，流露出一种人生梦幻的思想，在此就不再累述。

总之，陶渊明诗文中有很多诗句精辟地阐释人生，虽说玄学色彩浓厚，但也暗合佛理，这绝非偶然。

（3）陶渊明的文学思想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陶渊明的思想和诗文创作受到佛学的影响，有其特定的渊源。笔者认为，陶氏之所以受到佛学的影响，这和他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及时代思潮不无关系。种种主客观因素决定了陶渊明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涛人。

首先，时代思潮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这时正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活跃的时期。魏晋短短200年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田园荒芜败落，饥饿、疾病时有发生。生命朝不保夕，家庭妻离子散。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维系社会的儒家学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传统的道德与信仰再也无法束缚人们的心灵。老庄思想趁机抬头，玄学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另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旺盛的时期。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写道：那二百多年的佛经翻译，造成极盛的状况……佛徒在汉末三国时代，在读书界并没有地位。到了西晋，渐露头角。阮瞻、庾凯与沙门孝龙为友，桓颖与竺法深结交，开了名士与僧人结交的风气。到了东晋，此风日盛，僧人加入清谈，士子们研究佛理。我们只要看一看简文帝门下出入的僧人无不是谈客，那些名士文人，无不与佛徒往来的事，就可以知道那时的情形了。生活在佛学快速发展的时代，积极探索人生真谛的陶渊明不可能不对佛教理义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做出自己的取舍，其无形之中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时代选择了陶渊明，陶渊明也无愧于他的时代。其思想和诗文创作处处闪现着性灵的火花、蕴含着佛家的智慧。

另外陶渊明的生活环境也使得他受到了佛学的浸染。生活在东晋的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和当时的佛界领袖慧远关系甚密，浓郁的佛教氛围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年代久远，缺乏翔实史料来证实陶渊明的思想和慧远的关系，使得陶氏的佛学影响仍然像云雾缭绕的庐山，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是陶渊明受到慧远和佛教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庐山当时是东晋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慧远则是庐山僧人集团的精神领袖。而陶渊明生活在庐山脚下，对发生在眼前的佛教盛事不可能视而不见，对名动一时精通佛理而又精通儒学、老庄的智者，不可能一无所知。其生活和思想当受到佛学很大的影响，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当然是陶渊明本人的诗文。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陶渊明的组诗《形影神》乃是有感于慧远对形影神关系的论述而发；同时，陶渊明的千古佳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南山”就指庐山，这也是陶诗文受到佛学影响的绝好例证。除了慧远之外，陶渊明还和当时很多佛学修养深厚的名士密切交往，较为著名的有同为“三隐士”的刘遗民、周续之。陶渊明和这些名士应和作诗，无形之中也会受到佛学的熏染。

总之，陶渊明生活在佛学迅速发展的东晋时代，又居住于佛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庐山脚下，长期与佛学修养深厚的名士交往，再加上陶氏本身思想通达，好读异书，于佛教思想或驳斥或吸纳，都在情理之中。其诗文创作受到佛学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家庭环境的影响。

陶氏家族有较为浓重的佛学氛围，这要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陶侃。释慧皎的《高僧传?慧远传》曾经记载陶侃从海中将“文珠”灵像接归武昌；陶渊明的祖父陶范曾经为慧远的同门慧永在庐山修建西林寺，这对庐山成为南方佛教文化中心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浔阳大姓的陶氏家族历来有着礼佛敬佛的传统，这就直接影响到陶渊明对佛学的态度。

再次，玄佛合流也促使陶渊明受到佛学的影响。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思想文化极为活跃，人们的思想非常通达，往往不专一服膺某家某派学说，佛教徒如此，道教徒如此，儒家崇奉者也是如此。特别是晋末宋初，人们把佛理引入玄学领域，使玄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玄佛合流阶段。玄学与佛理的融合，陶渊明在接受玄学的同时，有意无意中也会受到佛学的影响，这是完全可能的。

结 语

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佛教盛行的晋末宋初，常与之交往的名士多有深厚的佛学修养，再加上陶氏家族礼佛敬佛的传统，陶渊明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是必然的。同时也会影响到其诗文创作，使其诗文隐含佛学的智慧，闪耀佛学的火花。从佛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陶渊明的思想及其诗文创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对陶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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