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杨仁山与佛教的因缘

杨仁山略传

有关杨仁山的传记资料，省内可见的有﹕

(一)杨仁山居士事略(此下简称「事略」)﹕作者不详，载在「杨仁山居士遗书(一)」，文海出版社。

(二)杨居士塔铭（简称「塔铭」﹕沈曾植撰，闵尔昌「碑传集补」逸民类，卷卅七。

(三)杨仁山居士别传(简称「别传」)﹕张尔田撰，闵尔昌「碑传集补」卷卅七。

(四)清代七百名人传(简称「名人传」)﹕蔡冠洛编，世界书局。

(五)杨仁山居士传(简称「欧传」)﹕欧阳渐撰，载在苏渊雷所编之「学思文粹」中。

(六)先祖仁山公之生平﹕赵杨步伟撰，菩提树月刊九十五期。       

除此之外，其他有关杨氏生平的中、日、英文资料仍有很多，但是大抵都是从右列诸文所推演出来的。因此不再具录。杨氏似乎并不太受史家重视，因为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内，均无传。

杨文会(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其父朴庵公。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杨氏自幼读书能文，但不喜举子业。生平好读奇书。性任侠，熟习驰射击刺之术。洪杨事起，杨氏年十七，随家转徙各地。后来曾襄助曾国藩办理军粮等务。杨氏对工程事业颇为娴熟，曾国藩、李鸿章「咸以国士目之」(事略)，但杨氏淡于名利，又颇富民族思想，因此不愿为官。「李文忠函聘办工，辞不往」(事略)，「曾文正密保不就」(欧传)。后来，因为家计艰难，才服职于江宁筹防局。

光绪二年，又受聘襄赞曾惠敏(纪泽)，光绪四年，随曾纪泽出使欧洲。光绪十二年又随刘芝田出使英法。因此，西人Holmes Welch说他是第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佛教徒。据杨氏的孙女赵杨步伟女士（赵元任夫人）回忆道﹕「光绪四年，曾纪泽奉使欧洲，函聘先祖同往协理。……先祖条件，为只做事而不欲保举任何官爵，因此先祖在英法时实权甚大，而名义上仅一参赞……巴黎铁塔落成(一八八九)……先祖为代表特使赴法，并考查法国政治实业等等。」「光绪十二年，刘芝田又出使英法，派人再三邀请随往，到英后先祖专考查英国政治及工业各方面，颇悟欧西各国致富致强之根基，无非以实学为本。劝刘上种种条陈与满清政府，但皆未得采用，复见世道人心每况愈下，遂不复在政治界中周旋。」

杨氏思想极为新颖，曾经劝他在南京办工程的旧同事周玉山兴办女学，并曾劝人禁止女子缠足。其孙女杨步伟自幼即天足，也是拜乃祖之赐。杨氏在随刘芝田访欧回国时，曾对西学与当时国事有所感叹。据「事略」载﹕「尝语人曰﹕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从切实处入手，乃徒袭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其可得乎﹖」可见杨氏对当时国事的了解，自有比当时一般士大夫高明之处。而民初中国佛教之能在僧制、教育上都有一番新气象，这与杨氏思想的新颖，自有不可忽略的关系。

以杨氏的出身(父为进士)，学养(擅工程)，与受知于曾、李，又曾两度随朝廷官吏出使欧洲，这种背景，如果有意出仕，则要谋一中等官职是绝无问题的。然而他不但不热中作官，而且对所擅的工程，也未曾多所施展。结果却在光大佛教一事为世人所知。这种不寻常的事迹，必有其所以致此的缘由，从他的传记数据看，除了他天性中有与佛教思想相契的一面之外，另外有两点助缘也是很重要的﹕

其一、杨氏不喜为官，主因是民族意识浓厚，不愿在满人政府下做事。据杨步伟文所述，当杨氏协办曾国藩军务时，曾经向曾氏说道﹕「我们何必终日为异族牺牲﹖」据说当时曾国藩笑而不答。

其二、杨氏三岁即订婚，他的未婚妻比他大六岁。订婚后还未过门时，其妻生病出天花，容貌甚丑，而杨氏后来仍然娶她过门，并无怨言。其后，当杨氏移居杭州时，曾经邂逅一位颇为合意的杭州少女，想娶为「并妻」。但这事受到其母亲、妻子的反对，她们祗答应杨氏纳之为妾。杨氏不忍心以该杭州女为妾，此事遂告搁浅。据杨步伟谓﹕「经此一番打击，先祖更觉世事无聊，终日在西湖边散步。」一天，杨氏偶然在杭州书肆见「大乘起信论」一书，阅读之下，大为赞叹，从此开始嗜读佛书，开始其佛教生涯。这一转机，遂为现代中国佛教奠定下复兴的基础。

杨氏晚年一意弘扬佛教。其思想、事业，将在下节详述。杨氏死于宣统辛亥年的阴历八月十七日，即武昌起义前数日。享年七十五。

杨仁山的佛学思想

杨氏逝世后，其一生撰述，于民国八年由金陵刻经处刊印成书，初木刻十册，癸亥(十二)年北京卧佛寺补刻一册，共十一册，廿二卷。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该全集，成「杨仁山居士遗书」二册行世。其书计含「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观无量寿佛经略论」、「论语发隐」、「孟子发隐」、「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不等观杂录」、「阐教编」共十二种。

如果用比较严格的尺度来衡量，杨氏的佛学与世学都不算太好。例如在世学方面，杨氏以为「阴符经」的义理确是出诸黄帝﹔对于今本「列子」，他也全不致疑。干嘉求真考据的风气，他似乎全然未受影响。而他以内学解释论、孟等       书，也颇多「非常可怪之论」。譬如﹕论语﹕「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杨氏在其「论语发隐」里以为「无知」就是佛教的「般若真空」。「两端」是指「有无、一异、俱不俱、常无常等法」。他说﹕「论语一书，能见孔子全体大用者，唯此章耳。」

此外，在「孟子发隐」一书中，他解释「万章曰，父母使舜完廪……。」一章，他说﹕「瞽叟与象，均是大权菩萨，成全舜之盛德。」把孟子书中的瞽叟与象，一变而为「大权菩萨」，舜的盛德，倒反而是他们俩「成全」而来的。这种解释之荒诞，大概不会是现代人所能接受的。又据章太炎「佑汉微言」所载﹕「杨仁山云今欧洲人服食起居，较之吾辈良好安适，殆将十倍。必其前生信佛，持名精勤、远过吾辈，故受兹多祜。」这种看法也是很难令常人心服的，难怪章太炎要评之为「此说仳陋甚矣。」

杨氏的佛学也并不精深。但是这点对他是不能苛责的。因为当时佛教式微已极，学问好的高僧大德颇为难觅，因此杨氏研佛，缺乏大善知识的指引。而洪杨之乱以后，经典的钩求不易。其时研佛的背景、环境，实远不若今天的台湾，因此，杨氏要成为一位精深的佛学家，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实在也是历史上、任何启蒙时代人物的一项难以避免的悲剧。尽管如此，杨氏的重要性仍然并未减低，因为杨氏之所以重要，是在他的事业，并不在他的学问。

有一点是必须特别声明的，即这里所说的「杨氏佛学不精深」，祇是指他未能像历代大师之成一家之言，并不是说他对佛教全无见解。事实上，杨氏的佛教思想，对现代佛教仍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点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遗憾的是，遍览中外有关叙述杨氏的现代中国佛教史书，仍未见有人对杨氏的佛教思想加以介绍。因此之故，笔者愿在这里拈出杨氏佛教思想中的几项重要特征，并略加说明。

 (一)尊崇「大乘起信论」﹕

杨氏的研佛，是从起信论开始的，这在略传中已经提到过。而遍观杨氏全部遗着，被他称赞最多的佛书就是起信论。他对每一位初学者推荐佛典时，几乎没一次漏掉这书。该书也是他从发心学佛，到他逝世为止，所一直都极重视的论典。而且曾与英国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将该书合译成英文。其重视该书的程度，由此可见。杨氏对起信论的赞语，在其文集「等不等观杂录」中记载最多，真可谓俯拾皆是。兹摘录数段，以见一斑 :「有马鸣菩萨所作起信论，文仅一卷，字仅万言，精微奥妙，贯彻群经，学者苟能熟读深思，如法修行，从十信满心，得六根清净……与十方诸佛，无二无别也。」(「三身义」)「大藏教典卷帙浩繁，求其简要精深者，莫如起信论。」(「会刊古本起信论义记缘起」)「仆建立马鸣宗，以大乘起信论为本。」 (「与李小芸书」)「鄙人常以大乘起信论为师。」 (「与郑陶斋书」)

起信论是中国佛教史上颇受欢迎的佛典，再加上杨氏的大力鼓吹，更使该书成为清末民初佛教徒最流行的读物之一。但是该书内容历来也引起不少争论。古来即有怀疑该书为伪书者。民国以后，杨氏的及门弟子欧阳渐 (字竟无，江西宜黄人，为唯识法相学大师)，觉得该书内容与法相系之义理相冲突，因此乃起而破斥该书。结果引起了佛教界一阵有关该论真伪的大论战。固然欧阳渐是抱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卫道态度去辟斥该书，但是如果杨氏不曾大力鼓吹该论，且该论在民初并不风行，则欧阳氏起而辟斥该书的可能性必然较少。这点从欧阳氏的「杨仁山居士传」一文中也可看出端倪。在该传中，欧阳氏居然用一大段文字力论起信论的弊害，而在次一段文字开头，又说「仁山居士，学贤首，遵起信论」。可见他对其师的赞扬起信论是颇不以为然的。如果笔者这种设想没错，那么民初这场起信论真伪的大论战，可以说是杨氏所间接促成的，纵然杨氏的尊崇起信论不是促成这次论战的主因，至少也是一种助缘。

(二)力倡净土法门，辟斥日本真宗：

在义理上，杨氏特尊起信论﹔而在行持上，则专教人修习净土念佛法门。他晚年对净土一宗推崇备至，其遗书中也处处可见这种趋向。他以为生当今世，即佛陀所谓的「末法时期」，众生已不能像佛陀当世诸弟子一样地当世证道。若要解脱轮回，则勤修净土，先求得不退转之境，是最佳途径。在「与廖迪心书」中说﹕「此时学佛法，不能求证道，若求证道，反遭魔障，但须专念弥陀，求生净土，舍报之后，不受轮回。」又说﹕「如来设教，万别千差，末法修行，难进易退，有一普度法门，速成不退，直趋佛果者，即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也。」他认为净土一门，法门博大，并不限于钝根之人始能修持。他说﹕「净土一门括尽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皆趋净土一门，此是纯杂无碍，利根上智所行之道也。」(「与李澹缘书」)。

但是一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每以净土法门属于易行道，教理肤浅，而对之生起轻慢之心。杨氏在「代陈栖莲答黄掇焦书一」中，自述他初学佛时，也曾轻视净土而崇禅宗。「直至用心既久，阅历较深，始知旧日之非，翻然改悔。」又说「净土法门，非大乘根器不能领会。」而在其「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中，也盛称经该所说之净土法义为「至圆至顿、无上法门。」推崇若此，可谓无可复加。由于对净土法门的尊崇，杨氏乃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宗的护法。当他知道另有一宗派藉净土宗名传教，而所说却大违弥陀教义时，他立即起而诃斥之。这便是他与日本净土真宗僧人的法义辩论，这也是有史以来，中日两国佛徒的第一次法义之争。

杨氏在南京设有「金陵刻经处」，为其弘法的大本营。当时有日本真宗僧人到南京建立本愿寺，弘传真宗教义。杨氏偶然取得该宗之「选择念佛集」、「真宗教旨」等书阅读，发觉该宗所说大违净土经义，乃作「阐教刍言」一文加以批评，并寄给日本真宗僧人。因此而引起一阵中日佛徒的辩论，当时参与这次辩论的日僧有小粟栖、后藤葆真、龙舟等人。其事具载在杨氏「等不等观杂录」与「阐教篇」中。

杨氏认为真宗违背净土宗义之处，主要可归纳成下列数点﹕

其一，真宗重视他力，完全忽视自力，只祖述龙树菩萨的易行道，而扫除其难行道，这显然与龙树原意不合。

其二，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中，真宗只取第十八愿「念佛往生」，而判第十九愿之「来迎引接」为非佛本意，且以第十九愿为邪定聚(聚者，类也)，以第二十愿为不定聚，这都是与佛陀本意不合的。因为生净土之众生，都入正定，绝不入其他诸定。

其三，真宗以为无量寿经等书所说的「三辈九品」不足贵，而「另立一往生之相，驾于九品之上，云往生即成佛。」三辈九品之说为净土经典所立，为往生净土之人依其业行而生之阶级层次，经中有明文说明。但真宗居然连这种圣言量都加鄙斥，实在不能苟同。

其四，「真宗判圣道为此土成佛之教。夫圣道为十方三世成佛之教，极乐世界亦在其内。……然在净土得忍以后，度生愿切者，必回入娑婆，或往他方世界行大悲利生。」(见「阐教篇」)因此，真宗判之为仅为此土成佛之教，自是大错。杨氏对于真宗之滥法，大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在「与日本后藤葆真书」中又说﹕「释迦如来，说法度生，流传经教，普应群机。净土真宗，断章取义，直欲举三藏教典而尽废之，岂不孤负佛恩哉。」

然而， 尽管杨氏如此若口婆心，但真宗僧人仍然大加辩驳而不接受。这种结果自是必然的。因为真宗本就是一种「变调」了的净土宗，该宗僧人尚且可以吃肉娶妻、不守僧戒，更何况其他 ? 所以，辩论的结果是不了了之，也就不足为奇的了。

(三)  弹诃禅宗末流，提倡唯识法相之学：

禅宗自唐朝之六祖慧能以后，宗风大振，于诸宗中，大有一枝独秀之势。但是元明以后，禅宗宗门也产生不少弊病，真参实悟者少，而冒充开悟者多。杨氏曾说﹕「慨自江河日下，后后逊于前前。即有真参实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纯，何况杜撰禅和，于光影门头，稍得佳境，即以宗师自命，认贼为子，自误误人。」(「十宗略说」)       

他对当时禅门宗风也颇致不满，曾说﹕「禅门扫除文字，单提「念佛的是谁」一句话头，以为成佛作祖之基，试问三藏圣教有是法乎﹖」(「佛学研究会小引」)此外，在其「答释德高质疑十八问」(载在「等不等观杂录」中)一长信中，杨氏又详列参禅者所易患之毛病，并提出补救办法。他以为要除却禅门之病，必须先通佛教教义，因此须研读佛家经论。在对于起信论、楞严、唯识诸书研习通达后，再去阅读禅宗语录，始能处处有着落。至于唯识法相之学，自从唐朝玄奘、窥基师弟光大斯学之后，唐中叶以来，唯识宗即告没落。数百年来，真能认识斯学之价值者，可谓屈指可数。杨氏不拘拘于净土、华严，他对唯识学也颇为推崇、提倡。曾说﹕「……专心研究因明唯识二部……不至颟顸儱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实振兴佛法之要门也。」

他又以唯识法相之学，能矫正禅门之病，以斯学「诚末法救弊之良药也。参禅习教之士，苟研习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儱侗真如。」(「十宗略说」)对唯识学的提倡，也是杨氏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大影响。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载﹕「明末诸老，仗宗镜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指杨仁山)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入民国后，欧阳渐之能光大法相唯识学，其思想渊源不能不说是受到杨氏的启迪。至于民初唯识学之广为学术界人士所乐道，溯本追源，杨氏自是功不可没。

杨仁山的佛教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影响

杨氏一生的佛教事业，可说是以他的金陵刻经处为中心。同治年间，杨氏即开始与友人在南京筹划刻印经典之事。在他随曾纪泽赴欧(光绪四年)以前，已曾陆续刊刻不少佛书佛像。回国之后，仍不废斯事。在随刘芝田赴英回国以后，他渐摒除世事，一意学佛。光绪十六年，金陵刻经处正式成立。从此，杨氏的佛教事业，乃大大地开展。今人蔡念生(运辰)先生说﹕「杨居士的创立金陵刻经处，不仅是中国佛教盛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佛教存亡的转折点。」这段话所说确系事实，不算过誉。

兹分三大项，以勾勒出杨氏佛教事业之轮廓。

(一)  佛教教育的革新

杨氏对当时佛教的腐败、与佛徒之不学，颇有痛心疾首之概。这从下列所引之居士所撰文字即可窥知﹕「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 (「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 (「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对于整顿振兴佛教的方法，他认为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一途。他对佛教教育有一套颇详细的计划。具载在其「支那佛教振兴策」等文中。他主张令全国寺院以寺产自费兴办学校，以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平。他说﹕「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分教内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内班以学佛为本，兼习普通学。」(「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杨氏又以为当时之僧徒，无论贤愚，概可得度牒﹔毫无学识仍能作方丈﹔这实在是佛教被常人鄙视的根由。因此，在提高僧尼学识水平方面，他提出下列对策﹕

其一，「由各省择名胜大剎，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

其二，课程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分初、中、高三级，每级读书三年。初级学成后，始准其受沙弥戒。级学成，始准受比丘戒，给牒。高级学成后，具有讲经能力者，准其受菩萨戒，换牒。九年学成后，始有资格作方丈。

杨氏除了提出上述计划之外，他并且率先提倡。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兴办「佛学研究会」与「祗洹精舍」两组织。前者为居士界研究佛学的聚会。后者为训练僧众的学堂。「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设于光绪卅四年。其课程除佛学之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虽然不二年即以经费支绌、且无学生、而告停办。但该精舍却为现代僧教育指引出一个新方向。而且就读其中的学生，后来大都对中国佛教有很大的影响力。民初，驰名中外的佛教运动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即为该学堂之一员。

(二)  佛教经论的流通

佛书的流通刊布，是杨氏最为人所乐道的功绩。清季中国佛教典籍，自经过太平天国一役以后，几告丧失殆尽。杨氏有鉴于此，乃献其半生精力，专事弘通佛书。「金陵刻经处」的设立，顾名思义，即可知其用心所在。清末民初国内佛书的流通，杨氏作始之功，实在无人可与比拟。

杨仁山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居士创办的佛教文化机构，杨仁山在此刻印流通佛教经籍，并开设祗洹精舍及佛学研究会兴办佛教教育，使这里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个中心。这些弘法事业开展于清末佛学衰微之时，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巨大的献。因此之故，有人称杨仁山为“近代佛教先觉者”、“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

杨氏在英国时，曾结识日本留英学生南条文雄。南条为明治时代日本佛学界的大学者，也是净土真宗的僧人。杨氏与之缔交，二人颇为莫逆(两人对净土宗的信仰虽不相同，但由于彼此从未讨论过净土教义，因此也不曾发生争论)。

因此杨氏大多托南条氏将中国所失传、而在日本尚能觅致的佛书，寄到中国来。而由杨氏加以印刷发行。而日本在纂修卍字续藏经时，杨氏也在中国觅取日本所无的佛典，寄给日本修纂藏经之当局。据南条文雄回忆道﹕「明治二十四年以后，余与道友相议，所赠居士(指杨氏)和汉内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士翻刻却赠来者，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绰、善导、窥基、智旭之书，亦在其中。」

杨氏曾发愿刊刻单行本藏经，在他所手订的大藏辑要目录内，共包含廿一种，四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二十卷。

据杨氏给南条的信，他曾如此说道﹕「弟募刻全部藏经之举，系与一僧名妙空者同发是愿，至今十有三年，已成二千余卷……预计刊完全藏之期，或在十年二十年，尚难悬定。盖中华官宪中，信崇佛教者甚鲜，既不能得官给巨款，祗有集腋成裘之法，随募随刊。」

从这封信中，杨氏流通佛书的苦心隐约可以窥见。虽然后来杨氏未能全部依计划如愿完成，但是其遗志由其弟子欧阳渐禀承而光大之，在民后佛学界更有一番辉煌的气象。

杨氏又曾与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将「大乘起信论」合译成英文。杨氏讲解该论义理，而由李提摩太译之为英文。该书书成后，识者颇觉该英译本有「援佛入耶」之嫌，据云这是由于李提摩太擅「以私见穿凿」之故，该事颇令杨氏不悦。因此后来有西人请他同译楞严等经，都被他坚辞谢绝。

（三)  培育佛教人材，造成学佛研佛之风气。

杨氏的金陵刻经处，及其所附设的研究会与祗洹精舍，是清朝光、宣时代国内的佛学重心，因此，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佛教界人材荟萃之地。据太虚大师所记﹕「参与祗洹精舍诸缁素，若欧阳渐、梅光羲、释仁山、智光等，多为现今佛教中重要分子，而笔者(指太虚)亦其中之一人也。」

参与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在他到南京为候补知府时，也曾问学于杨氏。谭氏「上欧阳瓣疆书」说﹕「本地(指金陵)知名士，曾往拜之，以求学问中之益。……。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谓﹕「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候、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

除此之外，杨氏友人之知名者，又有沈曾植、夏曾佑、郑观应、周玉山等人。从他这些学生、友人的阵容上看，稍谙现代中国佛教大势的人，大概可以看出杨氏与现代中国佛教，是如何地息息相关了。例如太虚，是民后佛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渐是玄奘、窥基以后，复兴唯识学的大师。此二人及其门下是民国佛教界的两大主流。其他如章太炎、桂伯华、梅撷芸、李证刚、释仁山、智光等人，也都是现代中国佛教界或佛学界的著名人物。

由此可见，杨氏是中国佛教复兴的催生者。诚如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Holmes Welch所说﹕「一个通常被称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的人，就是杨文会(仁山)先生。」

图文：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