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孙绰与佛教

东晋文士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放情山水，隐而不仕，后屡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后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为参军长史，转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收复洛阳，疏请东晋迁都。过江东后居住会稽，此时孙绰已无心官场，喜游山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素信佛法，因之对佛教的弘传影响很大。

一、个人简介

孙绰，字兴公，东晋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字兴公。生于东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卒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年)。後迁居会稽（今浙江绍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 

孙绰早年博学善文，放旷山水，曾著有《遂初赋》自述其志，并著有《天台山赋》。又尝作天台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云期道：“此非金石，怎能作金石声?”然每读至佳句，竟不由赞叹道：“应是我等说的话!”授著作佐郎，其自负如此。

与高阳许洵为“一时名流”。时人“或爱洵高迈，则鄙於绰；或爱绰才藻，而无取於洵”。沙门支遁曾试问孙绰：“君何如许”问他和许洵相比怎麽样。孙绰答道；“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咏一吟，许将北面矣。”自称“情致”不及，文才有馀。

据《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记载，绰袭父爵为长乐侯，官拜太学博士（大学教授）、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后历任建威长史、右军长史、永嘉太守。

哀帝时，迁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统领著作郎（负责撰拟文书的职务）。

晋哀帝隆和元年(362)，大司马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后阴谋篡位，欲迁都洛阳，并请自“永嘉之乱”南渡者全部北徙河南。朝廷及众官皆慑于桓温权势，无人敢提异议。唯孙绰挺身上书《谏移都洛阳疏》。疏中写道：迁都乃“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疏上，迁都乃止。不久，转廷尉卿仍领著作郎。孙绰由此而一举名垂青史。（《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

绰为当时文士之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文誉之隆，由此可见。

晋废帝太和六年(371)卒。明人辑有《孙廷尉集》传世。有文集十五卷，《隋书》、《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二、文学造诣

《晋书》有传，晋室南迁之后，避乱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佛老和清淡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此风影响到诗歌，便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盛极一时的玄言诗，孙绰被文史家誉为玄言诗的大师和一代文宗。

孙绰文采，当时人称横绝一世。文士以绰为冠，王公大臣皆以得绰文为荣。朝中重臣名士如殷浩、桓温、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任右军长史、永嘉太守时，在会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与谢安、王羲之等皆为一时名流，是当时绍兴文士集团的重要成员。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会于兰亭，饮酒赋诗。孙绰与其兄孙统各赋诗两首，孙绰并被推举撰《兰亭集诗·跋》。

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

其诗充满玄理道义，形式呆板，枯淡乏味。《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善于从山水景物的描写中阐发玄理，抒写逍遥自得的精神情怀。

其《兰亭》，写清风曲水，修竹停云，鱼戏莺歌的春天景色；

其《秋日》，写天高气清，凉风湛露，木叶始凋的秋天景色。写春则豁朗欣畅，写秋则玄远疏淡，抒写的都是闲适、惬意的情致，这类诗可谓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工丽细致，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天台山赋》是孙绰名噪一时的佳作，对山水景物的刻画生动形象，读则如临其境；并伴有浓厚的仙心佛意，表现了隐逸山林皈依佛道的情趣，充分显示了孙绰的艺术才华。传说，赋初成时，孙绰十分得意，曾对友人范云期夸耀说：“卿试掷地，可作金石声也！”范云期打开文稿一读，果然清辞丽句，珠园玉润，不禁击节称善。

孙绰还著有《论语集解》、《老子赞》、《喻道论》、《道贤论》、《遂初赋》等，后人辑为《孙廷尉集》，原书已佚。明文学家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辑本。

三、信奉佛教

孙绰信奉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都有交往。除讨论佛法外，还诵讽作诗，著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文。其中《喻道论》，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教、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僧徒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他写了很多佛教方面的文章，如《名德沙门论目》、《道贤论》等。在《道贤论》中，他把两晋时的七个名僧比作魏晋之间的“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巨源），竺法乘比王戎（浚冲），帛远比稽康（叔夜），竺道潜比刘伶（伯伦），支遁比向秀（子期），于法兰比阮籍（嗣宗），于道邃比阮咸（仲容），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的人物。七人都因富于个性，才华卓绝而备受士人推崇。虽然他们人生道路与结局各不相同，但都崇尚玄谈，是当时的玄学名士。东晋时期，名僧与名士结交，佛学与玄学有相互渗透和融合。

在他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喻道论》 。（载《弘明集》卷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後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关于何谓“佛”与“佛道”，孙绰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是“道”的体现者，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虚寂自然；“无不为”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

这些问题，在当时来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佛教在中国能否扎根的问题，许多排佛者都借孝道来反对佛教，说佛教反对孝道，有违人伦。他认为佛教教义高深，超过儒教学说，世人只是囿于传统学说，而不认识佛教的高明。他认为佛所说的“道”，是超时空的宇宙主宰，无时不在监督众生的行为，根据人的表现而惩恶扬善。

关于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都着重内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认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单是在生活饮食上礼敬父母，更在于能出离生死，并将释迦牟尼修行、传教、后又返国探亲的行为，看作是无上的孝道。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有人设问：“周孔之教何不去杀”孙绰回答说，这是误解了圣人。难道圣人有杀心吗圣人并无杀心，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甚於豺虎，才转而求其次（“不去杀”），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轻重，则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关于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孙绰这些“三教一致”的观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面对当时世人对佛教的责难，在《喻道论》一文中，孙绰作为东晋时期的一名士人，用儒家思想对佛教进行全新的解读，以消除世人们对佛教的排斥，增加人们对佛道的了解，对儒佛关系进行调和，对涉及儒家思想核心的“孝”的问题上，引导人们对佛家“孝”进行全新的认识。孙绰合理吸收儒家思想，对佛教思想进行补充，尽量使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统一，以消除儒佛之间的隔阂，从而有利于佛教的中国化。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既吸收了儒家思想，也为儒家思想进行了补充，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加深，也加深了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最终形成中国特有的佛教。孙绰作为一名居士，在魏晋时期佛教中国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从其一篇《喻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佛学思想也为后继者继承和发扬，从而进一步推动房价的本土化传播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融合，最终使佛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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