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陶侃与佛教的因缘--宠物世界

陶侃（259－334）是中国东晋时期名将，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永嘉五年（311），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他精勤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称道。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

陶侃（259-334），字士衡，东晋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人。早年丧父，刻苦攻读，后任县吏。志洁高尚，为张华、顾荣器重，先后参与镇压张昌、杜弢起义，征讨陈敏割据势力，功高盖主，王敦忌妒，除为广州刺史。王敦乱平，以征西大将军还兵镇守荆州。咸和三年（328）应温峤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内任侍中、太尉，都督荆州、交州军事。为政慎密，勤于职守，励人惜时，清誉当世，事迹誉于国中，传于后世。

陶侃是今都昌县左里乡陶家冲人。据《都昌县志稿》记载：“晋时都昌名袅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

父陶丹，早年亡故。自幼由母亲谌氏抚养成人。陶母教子恩威并重，如孟母之贤。陶侃稍长，在县内当小吏。有一次，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丝纹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允许公私不分。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一教导，对陶侃后来为官清廉，有很大影响。有一次，同郡孝廉（即举人）范逵访贤遇大雪，寓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料，陶母揭去自己的床铺，将御寒的稻草搬来剁抹喂马。家中贫寒，无以款客，她又偷偷剪下自己的长发，卖给邻人，以卖发之资购买酒菜，招待客人。范逵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中，继而又补为武冈县令，为令时有贤名。随后逐渐升迁江夏、武昌太守。在任武昌太守时，曾率部随征西大将军王敦镇压杜弢起义，取胜后，任荆州刺史，镇守沌口，不久，因声名显赫，为王敦所忌，调至偏远的广州任刺史。

陶侃任广州刺史期间，事务比较清闲，每天清早起床，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人看见感到奇怪，问他：“为何要这样干”他说：“吾方致力于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尔。”后人称他为“运甓翁”。

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

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

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

永宁元年（301）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

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

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

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

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遣臻还轶”。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永嘉五年（311），司马睿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时荆州刺史周访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建兴三年（315）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陶侃初对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广州刺史时，经常夜梦五台山众僧跟从乞食。陶侃不以为意，及至在南海建筑旗坛之时，渔人经常看见海滨流光数丈，经日不绝，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捞，不多时，便从海底捞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见金像座下刻有铭文，称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萨像。

古印度佛经上曾记载着说：“从前阿育王统治阎浮提世界时，实行酷政，命令鬼王建造监狱，真是恐怖残酷毒虐极了。不料文殊菩萨居然在鼎镬之中现身，于是火灭汤冷，并生出青色的莲华。狱卒连忙跑去禀报阿育王，王因此而感悟，即刻废除了牢狱，并且造了八万四千塔，以及文殊菩萨的圣像，流布天下。”所寻获的佛像就是其中的一座。

陶侃读梵书，梵书曰：“昔阿育王统阎浮，敩鬼王制狱，悲残酷毒不堪。文殊菩萨乃在汤镬之中现身，火灭汤冷，生青莲华。地狱吏卒告诉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毁狱，造八万四千塔，并文殊菩萨之像，散步天下，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观此瑞祥，便倾心佛法，将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后欲迁荆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动，遂打消此一念头。

后东林寺慧远大师驻锡庐山，请迎供养，陶侃应允。派人起请，举止飘然，运行之中，乃无艰难险阻，如此之灵感，唯是因人而已矣。

即是说，陶侃有缘方获海底文殊菩萨金像，慧远有德才能有幸供养神圣之文殊像。所以，当时有谚语云：“陶唯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乎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