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与佛教【三】--宠物世界

宰相结社念佛 ——王旦

王旦（957 - 1017），宋朝人，字子明，祖籍大明（今河北），太平兴国进士，宋真宗时为相。因他遇事无争，随缘而定，人缘自好，上下相善和睦。同时，遇有毁谤，置若罔闻。一次早朝，有人议论王丞相的不是，他虽听到，但无愠色，后有人告诉说：“丞相，有人在朝房议论你，应当惩治”。王旦回答：“虽如是说，但未点名，设若点名说我，我亦当鉴戒”。他为丞相提拔许多官员，即使被他推荐和提升，也从不会令人知晓。在他执政之时，常把那些小事，比如水患、旱灾、饥馑、盗贼之小事等，奏给皇帝，有大臣反感说：“方今太平，不应把琐事上奏”。旦回答道：“就是要让圣上时时把万民放在心上，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议者不以为然。后旦退位，他人改弦，政治渐腐，边患叠起，致有“亶渊之盟”，众人叹曰：“旦，真宰相也！” 王旦一生奉佛，老年更加笃信，又与净宗七祖省常结净行社以念佛，早参晚拜，日诵不辍。由是京都士人都以能入社念佛为荣，前后聚集万人礼诵，一时传为美谈，由是净土之教，大行于宋代，旦之影响深广。天禧三年（1017），自知时至，召集子孙诀曰：“吾过去乃是僧人，应以僧制而葬”。临终无病，自在念佛声中而化，世寿61。其子素孝，不忍荼毗，只是殓以僧服。
府尹念佛湛然坐化 ——钟离瑾

北宋会稽人钟离瑾，字公瑜。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任氏，持节抚孤，勤耕苦织，积攒锱珠，送公瑜读书。公瑜人虽年少，很谙时事，听从母教，仿古先贤，偷光夜读，终于成才，一举而登龙虎榜。进士及弟之后，放任德化县知县。公瑜之母，出身书香之家，自幼信佛，虔修净土。丈夫辞世之后，更是专心念佛，严持八关斋戒，称诵弥陀圣号，一日不废，直至九十八岁，临终之时，还念佛不辍。任氏临终之前，叮嘱公瑜：为官要廉、为政要简、为人心善、为学修佛。公瑜本性纯善，事母致孝，母之遗训常存于心。故在德化之时，忠于职守、体恤民情、轻赋减税、奖掖耕织、兴办学校、甄拔人才、日用节俭，从不靡费，本应公费开消，亦自担当。比如，署衙杂活，本应公费雇工，他却自家雇用。一日，公瑜到市上买了一个女婢，回衙之后，探问身世，才知乃前任知县之女，因为家贫才沦为佣人。公瑜深敬前任知县清廉，故将其女收养，遂与自己之女一同出嫁。此事在德化传为美谈，后仁宗闻知，即迁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钟公瑜，受母之教，持斋念佛，虽在官府，出则尽瘁国事，入则不寐念佛，晨参晚拜不辍。在德化之时，就与当时名僧慈云遵式成为方外交，或邀至县衙，或同游林泉，或到遵式驻锡昭庆寺、天竺寺酬唱，谈经论道，静听法语，酷似黎庶。因慈云遵式，所撰忏仪甚多，世称百部忏主，尤喜与遵式讨论，往生指要。公瑜受教良多，很重视行仪与戒律，特别注重念佛法门，清修弥笃。后预知时至，忽然催促家人起床，说要沐浴更衣，口诵弥陀圣号，举家见瑜乘青莲花，随仙乐飘然而去。其遗著有《论往生指要》笔记。

学士参加念佛会 ——苏易简

苏易简（958 - 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人。太平兴国进士第一（状元）。任昇州通判，充翰林学士，同知京朝官课考，淳化四年（993）迁参知政事，入为宰辅。苏易简，自幼饱读诗书，信佛诵经，不仅明理，而且执教以身。苏之为人，不仅性情温驯，态度谦和，持事恭谨，而且方正敢言，不苟营营。宋真宗时，奢侈之风盛行，群臣趋和，而苏易简却不苟同，犯颜直谏，主张帝王崇尚节俭，上行下效，国富民丰，真宗嗟叹之至。自信佛以来，数十年课诵不废，均是礼诵完毕之后，方才疏理政事。当时净宗七祖省常在西湖创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聚会念佛，他不仅参加念佛，而且为净行品作序。序文写就，即对翰林承旨宋白讲：“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尚不辞，况陋文浅学而吝惜哉！”一时念佛法门大旺，士大夫和群众参加念佛不下万人。当是时，政通人和，世风淳厚，众人称赞，皆受学士影响。

宰辅倡首念佛 ——向敏中

向敏中（949 - 1020），字常之，祖籍开封，北宋初大臣，太平兴国进士。初任地方官，以清政廉洁和通晓疏畅民事，善于处理繁剧的政务著称当世，故被宋太宗召为工部郎中，百余日间，竟升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虽受谪贬，但两次加任同平章事（副宰相），后任宰相。据佛典记载，圆净法师，号省常，为净宗七祖。住锡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慧远公之风，在西湖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当时宰相王旦、向敏中倡首入社，一时士大夫百二十三人参加，其比丘千余人。念佛法门大兴，盛况空前。向不仅如此，晨昏礼拜，从不间断，吃斋念佛，甚过缁衣，从发心之日，直至毕命。天禧四年（1020）预知时至，沐浴更衣，手执数珠，念佛而逝。
神童学佛誉为领袖 ——杨億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杨億（974 - 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幼聪敏过人，七岁之时文才称名，十一岁时宋太宗闻知，即派人试其诗赋，下笔成文，太宗叹为神童，淳化年间进士及第。据史载：一次，时任中书平章事的寇准，与人闲谈时问：“水底日为天上日”时，众对答不上来。恰巧杨億来商量公务，众皆请他属对，他像未加思索的一样，回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足见其才思敏悟。宋真宗时，任翰林学士、侍郎、编撰等官，参与编修《太宗实录》、《册虎元龟》。与刘筠、钱惟演等友善，他们相互唱和，将其所唱和之诗辑为《西昆酬唱集》，时人称之为“西昆体”。杨億为官，持身清正，不畏权势。他初不谙佛法，后在学士李维勉策发之下，遂生深信，矢志不移，一边为官，一边自修佛法。其后闻汝州（河南临汝）广慧院元琏禅师之名，拜之为师，参禅修道，深得其法要。当其时，宗门兴旺，龙象辈出，与杨億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有关。当时许多士大夫，多以杨億为榜样，归依佛门，研习佛教，故尔被推为士大夫学佛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杨億屡屡奉诏编纂大藏目录、刊校《传灯录》，并参与译经院所译经文的修删润色。常与高僧慈明楚圆、居士李遵勗（节度使）相友善，或于府中，或于林泉，谈经论道，终日不眠不休。天禧四年（1020），身染小恙，预知时至，乃书偈遣人送与李遵勗，偈罢而逝，时人称赞，策发更多的人修学念佛法门。

节度使与僧酬偈而逝 ——李遵勗

北宋初年李遵勗，乃大将李崇矩之孙，世代奉佛。李崇矩，字守则，上党（今属山西）人，先事后汉，后入后周。宋朝建立拜枢密使，太宗时为琼、儋、万、崖四州郡巡抚使。是时正值少数民族黎族谋划反叛，崇矩只身深入黎族的聚居中心，不畏生死，苦口婆心劝勉和安慰，终于说服黎族人，因之，功封六军司事。崇矩，虽为武官，但信正法，执身持戒，晨参晚拜，直至毕命。故尔举家奉佛，传及子孙。后其孙李遵勗，又功追其祖，佛道更超益先辈。李遵勗，字公武。自幼跟随祖父习文练武，文韬武略不亚于祖父。后荫袭受职，忠于朝廷，很有政绩，累加封赏，终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李遵勗虽为大吏，但笃信佛法，研经习禅，从不因政务繁忙而废弛。每有筵宴，他总屏却腥荤，独啖青素。他遍研经教，尤好禅法。后参拜谷隐禅师，得心法之要。到了晚年，他无心于仕途，潜心于佛法，数次上疏朝廷，归隐山林，帝觉人才难得，总以国家多事为由而不许。李遵勗只得随缘，流水官场，其心已栖林泉，常与当时高僧慈明楚圆和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杨億相善。在政务之暇邀其到府与僧众聚会，讲经论道，常常是整日不休，彻夜不眠。每大德讲法，不论远近，都要赴会参请。他的举动，在僧俗二众中影响很大，也备受尊敬。终身如是，直至毕命。临终之前，他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之后，邀慈明楚圆禅师到榻前，二人对坐，作偈唱合，李遵勗即在酬唱之间，从容而逝。他有《景德广灯录》传世。
丞相读《楞严》开悟 ——张方平

北宋张方平（1007 - 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祖籍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幼聪明颖悟，家虽贫穷，刻苦用功。景祐元年（1034）举茂才，任昆山知县，后又中贤良方正，通判陆州（今浙江建德）。西夏犯境，上《平戎十策》，旋知谏院，颇多建言，力主与西夏议和，曾奉使契丹。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在蜀州任官时，礼遇苏洵三父子，曾荐苏轼为谏官，苏轼下狱，又抗章论救，故轼终身敬仰。在当时，宋儒理学大师朱熹，极力维护儒家道统，攻击佛教说：“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张方平极奉佛法，曾对王安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故为官之时，广读佛经，结交缁衣，每遇高僧便亲诣其门，叩问法要。因读《楞严经》省悟，遂皈依佛法，自号乐全居士。致仕之后，更是精心佛道，早参晚拜，从未懈怠，每与人谈，孜孜不倦，诱以佛法，让听者均沾法雨。元祐六年末（1091），世寿八十五时，预知时至，香汤沐浴，整肃衣冠，趺坐而逝。

先天下之忧原出于僧舍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为志士仁人作为座右铭。此语乃北宋仁宗皇帝宰相范仲淹的名言，流传至今而不泯。范仲淹（989 - 1052），字希文，北宋时吴人。两岁失恃，家贫母嫁，待晓事之日，泣辞母去，居于里中僧舍，刻苦读书，大中祥符时，进士及第。初任秘阁校理，每慷慨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皆效法，气节之尚，足见一斑。仁宗皇帝知其名节拜相，经略陕西，以御西夏。仲淹为军，严号令，重赏罚，抚士卒，威慑敌国，西夏不敢犯境。后又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裁削冗员佞吏。联合富弼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意见，即：明黜陟、抑佞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不到半年，为馋所中，出任陕西宣抚使，继迁户部侍郎，徏青州，皇祐四年（1052）卒，寿64。卒谥文正，赠兵部尚书。范仲淹，幼时居佛寺，常闻正法，严持戒律，刻苦砺志，借佛道之菩萨行以御政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语，即源于菩萨利乐有情之意也。是故，出仕为官之后，不违圣教，喜近高僧，积极参究禅法，乐善好施，自奉节俭，佛戒寓心。将所节之俸禄，广置义田，瞻养缺食之族人，又兴学校教育孤弱。当逝世噩耗传出，巷闾悲嚎，如丧考妣。范仲淹以法传家，世代兴隆，子范纯仁又继而为相，世所钦羡。

文彦博集十万人念佛 ——文彦博

文彦博（1006 - 1097），北宋宰相，字宽夫，汾州介休（山西介休）人。自幼聪明，击瓮故事流传至今。进士及第后任官，后因处理西夏边防事务有功，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1047）冬，恩州（今河北清河）王则起义，他为宣抚使，与明镐前往镇压，翌年出任宰相。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极力反对，称：“祖宗之法俱在，不须更改”。后赋闲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成为反对变法的大本营。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相，荐文彦博同为宰弼，废除新法，五年（1090）辞官。文彦博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乃宋皇之股肱。但素信佛法，崇信三宝，专修净业，居京师之日，与净严师结社念佛，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云：“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集十万人为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所度化，力参净土。士大夫曾赠偈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文彦博年九十，临终无疾，念佛而坐化。

中国禅宗史上的一桩美谈 ——欧阳修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极尽所能反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但被云门宗的庐山圆通居讷禅师说服，归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道誉。居讷（1009 - 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五灯会元》1020页），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以马祖道一“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镜鉴，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器之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兴禅席，他却以目疾谢绝。不久，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反佛的欧阳修归依佛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欧阳修（1007 - 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里又穷，其母只得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个状元，廿四岁时高中进士榜，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然而也是反对佛教的得力干将。欧阳修紧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而且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例如，编《新唐书》时，利用对佛教的态度为标准评论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赞赏的口气；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说是 “中材庸主之常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则，历史给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场。韩愈被贬潮州看鳄鱼，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被贬去滁州观山玩水，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饮誉学子，最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居讷是怎样说服欧阳修的呢?原来欧阳修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比拟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勗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据有关史料载：“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师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 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归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据《华严经传记》载：宋文忠公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老兵于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苏东坡为其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又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等等。

吕蒙正祈佛三世为相 ——吕蒙正

川剧中有一出戏叫《吕蒙正赶斋》。是讲北宋吕蒙正发愤读书，但家里贫穷，连饭都吃不起，不得已只好到庙里去赶斋饭。但时乖运蹇，他只管读书，却忘了斋饭时间，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斋饭没讨成，只有饿着肚子去读书。此虽戏说，但真是与佛有缘。吕蒙正（946 - 1011），北宋大臣，三度为相，字圣功，洛阳人。虽然家贫，但刻苦用功读书，馑食，遂寄住僧舍，感受三宝薰陶。太平兴国（宋太宗第一个年号）登进士之后作官，雍熙（宋太宗第二个年号）间调内廷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宰相）。淳化（太宗第四个年号）四年（993）二度入朝，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咸平四年（1001）三度人相，后进爵为许国公。吕蒙正为官，刚直不阿，敢犯颜直谏，又能知人善任，曾推荐富弼、吕夷简，均成当时名相。在外交上，对辽主张“远人请和，弭兵省财”，使宋朝一度得到安宁。吕蒙正虽为国公，三度为相，但他虔诚信佛。他在任期中，所得赏赐，恩俸悉与寺僧，用以酬报宿恩。他晨昏礼佛诵经不辍。同时，他每天早晨礼佛时，必在佛前祷告：“不信佛者，不生吾家，愿吾子孙，世食天禄，护持三宝。”果如所愿，其从子吕夷简封申国公，每逢朔望拜家庙之后，即叩礼广慧禅师。申公之子吕公著，亦封申国公，对天衣禅师亦如是。吕蒙正之子吕公弼，以荫袭受职，赐进士出身，仁宗时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官拜枢密副使，神宗时进枢密使，虽为左丞，对圆照禅师亦按父例礼拜；其子吕用中，对于佛照禅师亦如是之礼拜。世世显贵，果如吕蒙正之所愿。

知府撰传灯录 ——王隋

王隋，北宋时河阳人，字子正，家虽贫寒，刻苦用功，终登进士榜。其后历任州之郡守，宋真宗时，以给事中之职兼任杭州知府。明道中（1032）出为参知政事，入主宰辅，执掌朝政。王隋宿世奉佛，自幼参究禅理，为政之时，多遵崇教理，践行政务。在任地方官之时，正值岁饥，开府库，赈济灾民，使流落异乡者复归乡里，安居乐业，黎民称道，每离任万民顶香送行。穷邦多愚，为移风易俗，大兴学校，改孔庙为州学，派师授业，奖掖杰出，州人欢喜雀跃。其为政，外严内宽，政出多实施，万民得利，而一些奸滑之徒趁机得便，王隋也不计较，感化无数。每到一地都谒寺庙拜高僧，任杭州知府时，前往兴教寺，拜谒小寿禅师，每次晤谈契合佛理，豁然开悟，得师印可。当此之时，长水子叡禅师注疏《佛顶首楞严经》刚甫毕，王隋又为之作序。之后，王隋又撰写传灯录，书名为《玉英传》刊刻行世。王隋之为政事佛，均皆以唐朝宰相裴休为榜样，欲求佛道，不离红尘。一生奉佛，预知时至，临终之时，作偈而逝，世多称羡，倾心佛道之官员由是而增。

铁面御史闻雷开悟 ——赵林

北宋时有两个清官：一是黑面包拯，另一个是铁面赵抃。赵抃（1008 - 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祖籍衢州（今浙江衢州）。景祐年间，进士及第后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后任睦州（今浙江建德）、虔州（今江西赣州）、成都知府。神宗即位升参知政事。赵抃，为官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人称“铁面御史”和 “琴鹤先生”，流誉至今。所谓“琴鹤先生”，即是，每次移任之时，只一琴一鹤相随，别无长物。在任上，每办一事都要做到问心无愧。他有一个习惯，日里所处之事，到了晚上还要焚香诉告上苍，以明心迹。虽人称“铁面御史”，官至参政，但他孜孜不倦参求佛道，究心宗乘，曾参禅宗黄龙派开山祖师慧南。每次问道，慧南不等开口，即以“生缘、佛手、驴脚”三转语垂问学人，世称黄龙“三关”。对禅学无悟者或初学者，均是不知所云，无法作答。自然“铁面御史”，用世俗思维惯了，难于转换念头，当然答不出来，受到慧南师的多次斥责。为参究心要，赵抃并不气馁，日复一日的研究，终于一天，闻惊雷之声而开悟，慧南印可。赵抃不仅自修，而且劝人修学，他曾致书宰相富弼，称说：“执事富贵已极，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愿益勉之。”自此富弼也潜心修习，亦有成就。赵抃严持净戒，摒去声色，常年吃素。既致仕，移住寺庙，构筑斗室，禅诵精进。每日饭食，即派一僧人，与之对食，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临终。元丰七年（1084），预知时至，先辞别亲友，告慰家人，致书慧南禅师，言道： “非师平日警诲，至此必不得力矣！”书毕而逝。

太守檄文寻高僧　名刹再度得振兴 ——王韶

庐山东林寺是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创建，创建之初得力于南昌太守桓伊的匡扶，始才成为宇内名刹。而慧远大师曾预言：“吾灭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延续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朝廷下诏，将庐山东林寺改为禅林，名曰《太平兴国禅寺》。当时太守名王韶，便去请他的师父黄龙派祖心禅师主持，祖心禅师却推荐他的师弟常总。消息一传出，常总连夜逃走，在很远的地方躲藏起来。王韶（1030 - 1081），北宋将领，字子纯，德安人。进士及第，初任时官阶很低。熙宁元年（1068）他上书“平戎策”，取悦龙颜，放任边防长官，宁政抚绥，羌众十二人口归顺朝廷。同时又领兵大破西夏，功封特进枢密院副使。未几因故罢职改任洪州太守。他一向奉信佛法，行政用兵，皆以佛旨用事，深受军民拥戴。到洪州后，皇帝下诏将东林寺改名。王韶想借东林寺改名之机，大力弘扬佛法，意欲寻找德高望重之僧住持。他心仪的师父是他归依师祖心，祖心却荐常总，心想师父推荐常总总有道理，于是诚心迎请，不料逃匿。他便发出布告，四处找寻，获悉在新淦殊山的一个穷谷中，便亲自礼迎，常总不得已而“走马上任”。常总是黄龙派慧南禅师重要传人之一，又是大学士苏东坡的师父。常总一到东林，名声远播，轰动当时，于是众僧传说：“慧远之谶语，今日应之”，自是东林寺再度振兴。东林寺之振兴，全赖太守王韶。

进士潜修肉身不腐 ——赵棠

北宋仁宗时，曹州人赵棠，姿质聪慧，虽在少年，却能赋诗咏对，乡贤们个个称赞，赵氏门中出了一个攀龙折桂的人物。然而赵棠，淡泊功名，一心向道，自小喜到寺院，与方外人攀谈。后在父母的催逼之下，勉强进京应试，进士及第后，却放任岭南广东。在广东任上，政务之外，留心佛门大德，后与志言禅师非常友善。志言禅师是当时很有名的异僧，行为乖舛，真像济颠和尚。志言禅师，寿春许氏子，于东京景德寺出家，读《云门录》契悟。自是之后常常是独自发笑，口里喃喃不停，有人说他是在诵《法华经》。行为不羁，出入酒肆，醒荤不忌，大家都以为他是疯癫和尚。有时他还卜吉凶，书于纸上，笔力雄浑，走笔如飞。每次把吉凶之事写出来，人们都不相信，后来一一验证，于是人们把他当成活菩萨供养。赵棠对志言禅师非常尊敬，他从不以为狂，或与之聚首谈论，或写诗偈倡和，时人笑他们是“一癫一痴”。后来赵棠索性弃官，在广州择地隐居，潜心修禅。晚年忽然异行显化，行迹诡异，虽万里之隔，数日即可到达，世人景仰，从其修学者络绎不绝。后来预知时至，奄然坐化，是时正值盛夏，然其遗体暴露不腐。此事传到朝廷，宋仁宗闻知，敕令有司，将遗体移入寺内，予以供养，并赐号为“显化禅师”。忽一日僧人上香礼拜，见额上荧然放光，走进一看，乃是舍利，于是收藏供人观瞻。

丞相回头奉佛 ——张商英

北宋丞相张商英（1043 - 1122），四川新津人，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张商英，身材俊伟，豪气自负。原本一介书生，素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十九岁上京应试，金榜题名，挂花游市，出知南川县，为章惇延为上宾，荐于王安石，升为监察御史，拥护新政。开始，他很看不起佛教。一日，偶游僧舍，见藏经之装潢严丽，便不以为然地说：“我孔圣人之书，尚且一般，难道还不及胡人吗?”回家后独自沉思于书房，吟哦至夜深。夫人向氏问他何故?他说：“正想写无佛论。”夫人说：“既是无佛，何论之有?不如从有佛论开始吧！” 商英觉得有理，停止书写，但仍是犹豫不决。后在一个同僚家，偶然读《维摩诘经》，不觉惊叹道：“想不到胡人也能写出这样的好书来”，又借回家读。夫人见而问道：“可熟读此经，然后写无佛论也。”不料，自此便深入佛门中去了。元祐丁卯春，张商英为开封府推官，梦游五台山金刚窟。后任河东提点刑狱，去五台县缉盗，抵金刚窟，所见与梦无二，又遇金桥圆光，乃塑文殊像，撰发愿文。元祐六年，转为江西漕运使，到庐山参拜常总禅师，佛学上得常总印可。于是张公到分宁时，请五大长老去云岩升座说法。从悦禅师最后登台，张见人材矮小，貌不出众，不以为意。洎至从悦将拄杖一横，说道：“横拈竖放，直立斜抛，换步移身，藏头露角。既是学士面前各纳败阙，未免吃我手中一棒……”当时语惊四座，又因幽默，博得众人喝彩。张也开怀大笑，事后特别到江西兜率院参拜从悦，遂成为从悦禅师的人室弟子。崇宁中，因恶蔡京，谪贬峡州，遇大觉居士范洪，谈及兜率院从悦禅师真净文之事，范洪对曰：“真净老师真药现前，何不能辨。”遂于言下顿见真常。大观四年，蔡京罢相，张商英入朝任中书侍郎。掌权之时，尽除苛政，抚恤民力，并劝徽宗，节奢华，息土木，抑佞倖，帝甚内荏。后为奸佞中伤，贬知河南府，旋又改知衡州，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作偈而逝。撰《护法论》行世。【资料整理编辑：谢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