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名家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上篇）

佛学大师、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师、禅宗曹洞宗第五十代传人、临济宗第五十七代传人、台湾法鼓山创办人。法师所推动的理念是，提升人生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以教育完成关怀任务，以关怀达到教育目的。他以中、日、英三种语言在亚、美、欧各洲出版的著作近百种。他的著作之中发行量最多的是《正信的佛教》，已超过三百万册。

其实，今天的中国文化之中，除了最近进口的舶来品之外，几乎很少不曾掺入了佛教的色彩。

在文学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六朝时代，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中国人向来作文，都主张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比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刘勰（法名慧地），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注十五）。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经隋唐而至宋代，“弹词小说”或“平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唐代的禅宗诸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译，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

在艺术方面：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数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