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文明影响中国早期佛教造像

犍陀罗国，是公元前6世纪已经存在的南亚次大陆国家，为印度列国时代十六大国之一，其国名为梵文(拉丁文转音:Gandhara）犍陀罗，本为梵语音译，其他音译还有:乾陀罗(简体字:干陀罗)、犍陀卫国(《佛国记》)、健驮逻国(《大唐西域记》)、健驼逻、健陀罗、干陀卫、干陀等;意译为香行、香遍、香风国等。

犍陀罗佛像艺术表现形式基本有三种：一，是数量众多的单尊佛像、菩萨；二，是完整的佛传、本生故浮雕图像；三，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浮雕图像。

犍陀罗的佛像基本有行、住（立）、坐、卧四种，一般为立像和坐像。

犍陀罗佛立像：犍陀罗佛教美术中，菩萨像首先作为释迦太子像而出现在佛传中。释迦菩萨的衣着配饰，是当时犍陀罗王侯贵族的装扮，与佛陀一起组成佛菩萨三尊像的形式：束发、手持水瓶的弥勒菩萨；戴敷巾冠饰、手中不持物为释迦菩萨；戴敷巾冠饰、手中持花环或莲花的为观音菩萨。

佛传、本生故浮雕图像

犍陀罗美术的浮雕一般大多是一图一景，这点区别于中印度的一图多景（一个画面上表现一系列多个场景）的描写方法。在众多的本生故事中，“燃灯佛授记本生”最为重要。

从释迦菩萨到释迦佛的转变，在一件《梵天请佛说法》的浮雕中清楚体现出来。“梵天劝请”故事场面是一种与不表现佛陀的规定达成妥协的结果，由此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佛像。梵天劝请，是关系到释迦佛决心说法的重大事情，犍陀罗的艺术工匠们表现这一场面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释迦佛接受梵天的请求，表现为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的佛陀像（梵天请佛说法图1）；另一种则是表示释迦佛决意转法轮（说法），用日轮作为象征（梵天请佛说法图2）。这两种表现方法在该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

图 2. 梵天请佛说法 犍陀羅 片岩

介于两者之间的浮雕图像

以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施转法轮印的佛陀为中心，其周围配置众多佛、菩萨、供养人的复杂画面，构成一种净土变相的形式，是一种表现佛陀进入禅定三昧、发出大光明、照亮佛国的“大光明神变”场面。在犍陀罗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佛教美术题材，就是被称为“帝释窟禅定”的故事，说的是释迦佛在摩揭陀国庵婆罗村北面的毗陀山中，于因陀娑罗窟中进入禅定时，帝释天与乐神般遮翼及忉利天的诸神来到释迦佛处，乐神首先弹琴将释迦佛唤醒，帝释天再向释迦佛问法并获得了无上的喜悦。

在犍陀罗的浮雕中有表现释迦深入冥想，发出火光的奇迹般的图像，还有释迦从身体的上下，生出水和火或火与水交替出现的奇迹，即“双神变”的图像。

犍陀罗佛教艺术深远的影响：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极其深广，公元三世纪之后，由印度西北部出发，这种艺术风格西至阿富汗东、中部地区，建有著名的巴米扬石窟——这被认为是后期犍陀罗艺术的巨制；而东北一脉，则沿丝绸之路进入我国新疆及内地。在5-7世纪的巴米扬美术中，以两尊大佛及相关石窟为代表的造像，放射出最后的光芒。犍陀罗美术给周边地区带来很大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终结。

巴米扬是丝绸路上的重要城市，自2至9世纪是往来欧洲、波斯、中国和印度间的商队途经之地。巴米扬山谷全长约1.5千米，最引人注意两尊巨佛，是西大佛高55米，东大佛高38米。

犍陀罗对中国早期佛教美术影响很大，成就了新疆克孜尔、大同云冈石窟、敦煌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的影响，在早期“犍陀罗式”的金铜佛上看的很明显，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初期的金铜佛的容貌和衣纹表现还保留有犍陀罗美术的某些特征，之后逐渐演变成自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