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学——中国文化的“狗皮膏药”

　　一些人谈起禅仿佛吃了春药一样激动不已，觉得禅多么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功力了得，好像禅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武器，比核武器还厉害。

　　禅的“悟”真这么厉害，怎么没有悟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到现在怎么还这么落后呢?而且不多的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几乎全是引进西方现代科学与文化作用的结果，几千年来(从我们的与禅没有本质区别的玄学源头算起)我们的禅它到底悟到了什么真理?除了把中国人搞到现在还玄玄乎乎、混混沌沌、神神秘秘、神经兮兮、思维混乱、狡辩诡论、油头滑脑、圆滑世故……以外，我没发现它对我们的科学与文化有什么贡献。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都不承认有“物”了，你还假惺惺做什么和尚啊?何不死掉?死掉变成鬼魂，岂不是更“无一物”、更无“惹尘埃”了?如果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是所谓文化智慧的话，那只能是把人变成鬼的“智慧”——或者说装神弄鬼的“智慧”!

　　普世价值是“禅悟”出来的么?“四大皆空”、“拈花微笑”、“如梦如幻”、“如电如露”、“什么都不是”能“悟”出什么?普世价值是人类在社会生活艰难实践中符合生命终极价值逻辑逐渐探索出来的，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梦”和“幻”，它不是“什么都不是”、而是“是”的结果。禅反逻辑，反概念界定，但普世价值就是逻辑概念化的，就是要严格逻辑界定的。怪不得中国到现在连什么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宪政、博爱等等)都搞不清楚!

　　禅的所谓智慧实际上是逻辑思维发育不成熟或发育不良而又以为超越逻辑思维的幻觉。逻辑思维的幼稚或残缺，面对复杂的事情，常常导致你说东他说西，牛头不对马嘴。禅的所谓超越，实际上是不在你的讨论事物的上下文中东扯西拉形成的“超越”幻觉。我曾经说：“禅宗本来就是一个好像早熟而实际发育不成熟或发育不良以至永远无法正常的‘病孩’”(吴味《问题主义》第二卷第八章之一“既不是写字革命，更不是现代书法”，晞望艺术馆2012年12月第一版);“实际上‘禅宗’不过是我们的古人把握(认识)事物(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一种原始方式，表面上似乎很深奥、神秘，实际上完全是对事物缺乏分析与综合的模糊认识(想象)，所以禅宗永远无法象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等)一样去把握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吴味《问题主义》第三卷第一章之一“艺术不是特异功能”，晞望艺术馆2012年12月第一版)。所以禅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化创造的超越。

　　对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探索是在人类认识的上下文中层层推进的，它无法跳跃，无法另起炉灶，即无法离开上下文逻辑。而禅常常东扯西拉，游离在你讨论的问题的语境之外，它要么故弄玄虚地“不说话”而“拈花微笑”;要么就是故弄玄虚地“答非所问”(实际上就是“胡言乱语”)，比如用“麻三斤”或“干屎橛”来回答“什么是佛”。你要反问为什么，它就会说，说破了就不是禅，要你自己去“悟”。这种方式实际上对于真理探索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禅实际上与探索真理无关。这就是为什么在“禅思维”盛行的中国却没有对宇宙、社会、人生探索的值得称道的成果的原因。

　　世界就是概念化的。禅反对对它的任何概念界定，所以本质上禅不是概念的。也许有人说，禅的概念的本质就是不界定，但不界定本身就无法所指而成为没有边界的东西，“什么都是”本质上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言说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必然导致一种言说的玄学。所以禅学与玄学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玄学本质上是一种空对空的言说)。

　　由于禅反概念反逻辑，所以，禅在根本上是无法积累的，以至于千百年来禅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仿佛道尽宇宙万物真理的偈语格言，所以，它无法像具体的哲学学说那样不断系统化、体系化、并不断超越。而那几句偈语格言又因禅的反概念反逻辑而没有界定使用范围，从而也就没有文化建构的科学方法论意义，而只适合生活的玄学游戏。我把中国这种只剩偈语格言的禅学称作中国文化的“狗皮膏药”，它的文化作用方式体现的是类似中医的典型玄学思维。

　　由于禅没有概念界定的所指，所以禅实际上也不是宗教。宗教还有在终极神上的善与恶的区分，但禅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因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嘛。有“善恶”，当然就要有“物”，有“尘埃”;世界皆“无”，哪有善恶?这导致禅的善恶的混沌未分。所以有艺术家徐冰针对“9.11事件”这种人类大灾难，居然利用事件废墟的灰尘创作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善恶不分的禅学作品。

　　如果说杜尚和约翰·凯奇等西方艺术家的艺术是受了东方禅学的启发，那这种启发不过是一种形式的借用，而不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杜尚的艺术有着严格的问题逻辑针对性(如作品《泉》对审美的明确针对性反叛)，约翰·凯奇的作品同样如此(如音乐行为艺术作品《4分33秒》针对性地激发人们对内心声音的倾听)，绝不是我们禅的无厘头。实际上杜尚和凯奇的艺术只是与禅有一点形式上的相似，它是很逻辑理性的，西方人骨子里充满了逻辑理性，他是用逻辑理性借用禅的形式开拓新的生命空间，而不是走向混沌未开的“无”(尽管凯奇推崇“无”，但他的推崇不是我们的非理性的方式)，而我们的禅是反逻辑理性的，一直走不出混沌未开的“无”。这就是为什么杜尚和凯奇拓展了西方艺术系统，而我们的禅还是禅。这怎么能说禅在思维方式本质上启发了杜尚和凯奇呢?实际上如果他们不接触东方禅学，按他们的思维逻辑，那样的艺术方式他们也会创造出来，因为生命空间的逐次逻辑展开总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艺术方式(有人研究出杜尚对禅学并不很了解，他的行为方式的改变完全是一种自身逻辑理性演变的结果)。相反我们的禅使我们的艺术一直在“无”的陷阱中循环往复、无所针对地沉醉“悟道”，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走出来，到现在也没有“悟”出一点现代文明的道道来。

　　一些杰出的现代人物(尤其是东方文化圈)也修禅，比如昂山素季、甘地、胡佳等，但他们实际上仅仅是秉持佛的大慈悲理念以强化其现代文化目标诉求的决心，或通过修禅化解暂时的肉身苦痛，并非他们真的相信和践行禅的思维方式。

　　所以，禅——这种文化的“狗皮膏药”，实际上成了我们的文化现代转型的障碍和遮羞布。

　　2015年6月13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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