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宠物世界

第三节 佛教禅学与宋明新儒学

长期以来，儒家学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统治思想，在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内影响最为深广，最能代表华夏传统文化的正面。儒家学说的主旨，可以《大学》中“修身一齐家一治国”的模式来概括，这一模式表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维护家族、家庭的基础，而维护家族、家庭的和穆秩序，又是治国之本。质言之，儒家旨在通过伦理教化维护封建宗法制，为封建政治服务。就此而言，儒家之学是一种政治伦理体系，具有十足的世俗性、封建性，与意在“方外”的佛教、道教颇有不同。

从现存文献看，先秦儒家曾有过相当发达的身心修养之学，它以注重道德行为的本体——性与气为特点，以达到尽性率命、“赞天地之化育”，充分发挥人天赋的善性而达到参与自然造化为最高理想，其究极处亦略有超现实的宗教性意味。

先秦儒门修养之学主要由思孟学派阐发，传为孔子之孙子思作的《中庸》，以“致中和”为率性修道之要，中和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体认未起哀乐喜怒时的平静心为本，时常自调其心，令其平衡，不被过激的情绪所控制。《中庸》又把尽性的原则总结为一个“诚”字，诚，古人释为敬、至、一，盖指一种收摄心念令单向性开放于道德修养境界的法则。孟子的“养气”功夫则更富积极意义，其名言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气，指一种与主观精神密切关联的人体生命能量，“夫气，志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是精神、意志的物质基础。养气之要是“直”——正直不阿、勇往直前，以此“配义与道”，处处从正义与道出发，则会表现出浩然的正气，其气会“至大至刚”，乃至“塞于天地之间”，铸成伟大的人格，褒有蓬勃浩荡的精神力量。儒家的这种率性、养气之道，从瑜伽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从道德修养入手、以道德本体为本、以道德圆成为旨的修心术，可名曰“伦理本体瑜伽”，这是一种颇有特色的瑜伽。

先秦儒家的修养之道，还被作为一种致思途径。《大学》等书谓修身之要为正心，正心之要为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在于格物。格物，即排除外物、人事的干扰，保持自心的清明平静。《大学》云：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种从收摄意念波动而入静定，在静定心中思虑的致知途径，与佛教由止入观而得慧之道何其相近。荀子以“虚壹而静”（心灵虚豁、平静、专注）致“大清明”为养心知道之要。《易传》有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说。从这些吉光片羽看，先秦儒学大师身心修养的功夫不浅，修养之学自成规模，可惜语焉不详，未能像佛教禅学那样提供一个明晰的禅学体系。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学在封建统治者的崇奉推行下长期尊荣，着眼于齐家治国，儒门人士大多被科举制度网罗，埋头于文章诗赋，浮沉于宦海官场，追逐功名利禄，先圣先贤身心修养之说流于口头，学说经院化、教条化或神学化，数百年间死气沉沉，无大发展，先秦儒家身心修养之学长期失传。

正当儒学沉寂、僵化之际，佛道两教哲学及修养之学，却得以蓬勃发展，于初中唐先后臻于成熟，八宗竞秀的佛教哲学及五花八门的道教仙学，使儒家之学相形见绌，这种反客为主的局面，不能不对儒家文化起一种刺激和推动的作用。从晚唐的韩愈、李翱师徒起，儒家掀起了一个吸收佛道两教学说以复兴先秦儒学的运动，运动的结果，孕生了宋明新儒学。这种新儒学的代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虽立足于先秦儒家的伦理立场，志在“继往圣之绝学”，实质上甚多融摄释道，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可谓儒学与佛道二教之学结合的宁馨儿。释道二家之学中，对新儒学的形成起了最大作用的，是佛教禅宗。

一、宋明诸儒之出禅归儒

以简要直捷的瑜伽实践法门总摄了佛教禅学乃至全部佛学精髓的南禅，因适合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自中唐以来，风靡于社会，成为中土佛教的主流、代表。一时间，上至皇帝公卿，下至农夫村妇，谈禅说悟，蔚然成风。儒门人士，更纷纷被禅宗所网罗，或参叩禅师，或钻研禅语佛经，甚或如丹霞天然之削发去做禅师，从选官场入“选佛场”。儒士学禅的结果，不能不把禅的血液输入衰弱僵硬的儒学肌体，使其重振生机。

儒士学禅归儒而重振儒学者，肇始于韩愈、李翱。韩愈虽因反佛而遭贬，但其《原性》重申、发挥先秦儒学人性论，显然是应了佛教心性之学的挑战。他被贬到潮州后，曾参访当地著名禅师大颠，施以衣物，后来周敦颐还特作诗嘲谑此举。其徒李翱，年轻时曾参叩鹅湖大义、龙潭崇信、西堂智藏等名禅师，后来任朗州刺史时，赴药山谒惟俨禅师，叩问“如何是道”，经指示有省，赋诗二首纪此事。终而反求于儒家六经，依《中庸》作《复性书》，主张性无不善，情有善恶，其说源出天台宗梁肃的《止观统例》，也受有禅宗心性说影响。

延及宋明，儒学诸大家，莫不参究释老。理学奠基者周敦颐，与寿涯禅师、庐山归宗寺禅僧佛印了元相交甚厚，还参访过南昌黄龙山慧南、庐山东林寺常总等名禅师，自称；“吾此妙心，实得启迪于南老（慧南）”。1他从寿涯禅师得“有物先天地”之偈，以此偈义为桥梁，主要依道教内丹太极图所示宇宙论，建立其哲学体系。其“无欲”、“主静”的修养说虽出道教，亦不无禅宗影响之迹。门人二程称他为“穷禅宗’。关学大家张载，二十一岁时读《中庸》，以为未足，“又访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而求之六经”。2从二十岁至三十七岁，究释老达十余年，曾与周敦颐一起参访过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问性理，得太极无极之传。他后来虽力排佛老，但也掩盖不住其学说所受佛老深刻影响之迹。洛学大家程颢、程颐二兄弟，少时泛滥诸家，出入释老者近十年，后反求六经而自成一家之学。明儒高攀龙曾说：“先儒唯明道先生（程颢）看得佛书透”。至其门下，参禅学佛成风。《二程语录》卷七谓“二程未殁，门人已半归佛”。《宋元学案》卷二五说“伊川（程颐）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佛学”。《宋元学案》卷十三云：

程门高弟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稍皆入禅学。

谢上蔡终身常以禅之说证儒，《伊洛渕源录》卷九称他“终不离禅底见解”。杨龟山参乡人东林常总禅师问以性善恶义，东林总答云；“本然之性，不与恶对”。1。游酢（定夫）先从二程学，后又从诸师游。朱熹曾说：游杨谢三君子，初皆学禅，后来余习犹在，故学之者多流禅。朱熹自己从少年时代起便沉浸于释老，《朱子语类》卷五自称：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

十八岁应乡试时，箧中唯禅宗大慧语录一帙。后来参访过肯庵圆悟、大慧宗杲等禅师，自称“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2四十多岁后，才开始排佛。其哲学思想，实多受惠于释道，作为其学说核心的“物物各一太极”说，即有得于永嘉禅师《证过歌》“千江有水千江月”之意趣。

心学创立者陆九渊，少亦崇禅，看佛经，参叩过大慧宗杲门下的得光禅师，《象山全集》卷二自称：

某虽不曾看释氏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

其心学的核心命题“心即是理”、“吾心即是宇宙”，分明脱胎于禅。《朱子文集》卷六三谓“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饰”，并非过分。

南宋另一理学家张九成，曾参大慧宗杲，所著论皆阳儒阴释，被朱嘉称为“逃儒归释”。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苏轼、苏辙兄弟，及黄庭坚、晁补之等名儒文士，无不交纳禅僧，或兼习道术。黄庭坚以僧自况，自称“似僧有发，似尘无俗”。[2]晁补之自称年二十时即知归依正法，正不生疑。蜀派人物公开宣扬三教一致，“江河虽殊，其至则同”。[3]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白沙）自称形迹与禅无异。王守仁亦出入释老，少时曾学天台止观，其“致良知”说及“格物”说，禅的色彩颇浓。门人胡庐山、聂双江、罗洪先等，皆入于禅。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罗钦顺，亦曾从一老僧指示，参“庭前柏树子”话而有所省悟，之后出入儒佛间凡二十年之久，终归于儒。

除上述儒学大家外，宋明以来达官硕儒参禅学佛者不胜枚举，蔚成风气。如王安石一生交纳了元等禅僧，信佛不浅，诗文中往往见禅味。宋代名臣赵汴、富弼、张商英、杨杰、杨亿、吴居厚、陈瓘、金李屏山等，皆参禅有省乃至开悟，刘经臣参叩过东林总、慧林沖、韶山杲等禅师，于智海禅师处开悟，著《明道谕儒篇》会通佛儒。明儒高攀龙、李贽等，亦深于禅宗。清代钱伊庵、彭绍升、薛起凤、汪缙、罗有高等诸儒，皆相挽入佛，倡儒佛一贯，钱伊庵尤精于禅。直至晚近之熊十力、梁漱溟等哲学家，尚深入佛乘，融儒释之学，援西洋新说，以建构其“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第四章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兵，1945年生于甘肃武山。兰州大学中文系卒业后在新疆劳动、工作10年。1974年开始研习佛法。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第12届政协常委。指导佛教专业的博士、博后、硕士生70余名。

研究范围涵盖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及道教，主要长于佛教思想、佛教禅定学、佛教心理学、中国近现代佛教、道教炼养学、宋元明清道教，著有《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生与死》、《佛陀的智慧》、《新编佛教词典》、《道教之道》、《道教气功百问》、《佛教心理学》、《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合著）、《中国道教史》（合著）、《道藏提要》（合著）等，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著述达六百余万言。

[1]《孟子·公孙丑上篇》

1《云卧纪谈辑略》

2《张之全书》卷十五《横渠行状》

1《朱子语类》一0一

2《朱子文集》卷三十。

[2]《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写真自赞》

[3]《东坡后集》卷十六，《条龙井辨才文》

心一禅个人八字命理学奇门遁甲六爻：xinyichangong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