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尚正——汉代书法实践和理论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王朝。在汉代的400多年中，于文学有气势豪迈的大风歌，于文字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于思想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于书法有隶书大发展、诸体齐备的进展……

汉代经济社会发展空前繁荣，是中国书法史上卓有成就的时代。汉代上承先秦篆书和隶书，经过汉武帝的正字、正体、隶书正体化和倡导的“善史书”活动，完成了隶书的最后定体。草书、行书、楷书等各种书体得到规范，并且在东汉期间发展起来。如果说，大篆、小篆、金文等是古文字的正体，那么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今文字正体是在汉代确立并且一直使用至今的。他们都是汉字家族的嫡传，也是中国独有的书法大家庭的共同成员，几千年来演绎了光辉灿烂的风姿绰韵。

到了汉代，隶书成为日常应用字体。从西汉武帝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新疆各地出土的汉简，所用字体是竖短横宽，横向发展，波势极大，被称为汉隶。到了东汉中期，汉隶有规整的波势、挑法，横画起笔顿挫，终端上扬，庄严典雅，成为当时标准字体。东汉碑刻如《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都是这样的隶书字体。草书是草率的隶书，在汉代隶书发展时期就已经有了草书。到了汉魏时期，草书已经通行，相传是由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从近世出土的汉简看，西汉武帝时笔画省简的草率隶书已经通行。到王莽时期，有了更多省简笔画和连笔字。到了东汉光武帝建武22年（公元46年），汉简已经是完全的草书了。东汉末期的张芝有草圣称誉。当时赵壹有《非草书》一文，反对草书的盛行。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汉字字体演变最剧烈的时期，字体最丰富，不拘一格，这也是汉代书法走向尚正的重要原因。西汉初年，实行无为而治，天下乃定，汉字承接秦代古隶，同时向正、草两体发展。正体发展成为隶书，字型方扁，蚕头燕尾，波碟分明，这种标准体又被后人称为八分体。草体日趋简省而完全成熟，带有波碟用笔，在日常广泛使用。当时把这两种正、草书体统称为隶书。后世同篆书对应，才区别为隶书和章草。西汉是隶书逐步发展成熟阶段，同步发展的还有带有隶书波挑用笔的草书。篆书已经不作为日常手写字体，主要用于显示重要性的特殊场合。东汉中期以后，隶书一方面向着标准化方向发展，成为规范化的八分书，另一方面向强化钩挑用笔方向发展，楷、行两体由此萌芽，并得到充分发展。由于隶书书写已经深入人心，小篆受到隶书影响，染上不少隶书意味。有的字型变方，强化直线，方折结构成为主导；有的为了强调装饰趣味，演变为圆弧曲线纠结缠绕、并叠加装饰纹样的鸟虫篆，或者线条盘曲填满字内空白，写得较为方正简约，历史上称为缪篆。

由于汉统治者来自楚人及其他遗民，以此形成了多元交汇融合的汉代文化。在这个背景下，面对近乎失控的隶变状态，汉武帝颁布了严厉的文字政策和律令，从学校教育、课吏取士，善书者予以奖励，反之则予以惩罚。平时的监察措施，进入到各种用字环节，形成举国上下的正字、正体的“善史书”风气，保证了日常用字的准确和便捷。几十年下来，隶变已经去尽象形符号，实现了正体化改造，成为仅用若干种抽象笔画重新结构字形的新书体，如书于昭宣之际的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所见。隶书体定型，楚人书写习惯和审美趣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方书写用竹简，宽度很窄，所以秦简、楚故地汉简字形结体都是纵长样式，楚遗民作品多带有长长的斜画拖曳，帛书风气也受其影响。扁平体势都来自北方，因为北方用木简，木材坚韧度较差，于是增加宽度，书写中无拘无束，长斜画即横向展开，长横与之呼应，其长度几乎尽简之宽，以此使字形自然扁平。汉代定都长安，“京师翼翼，四方是则”，北方风气化被天下，成为与篆书相反的新楷式。

从西汉武帝朝开始的“善史书”活动，确立了古今书体并行共荣的国策和书家诸体兼善的优良传统。古体作为近体的重要参照系，时刻提示人们在观念、意识、理论、实践等方面向古体、古法、古雅学习借鉴，进而形成知本出新的优良传统。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提出重要的复本思想，他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复本谓也。书复于本，上则注于自然，次则归乎篆籀，又其次者师于钟、王。”就是这一传统的真实反映。

汉代教育制度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都比较完善和发达。汉代开始，学童识字和书写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学童入学就接受识字和书写教育。东汉王充记述自己：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童百人以上……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王充记述了自己两个阶段的学习经历，第一阶段是蒙学，主要是识字和书写，在学馆或者书馆。第二阶段是离开书馆进入乡聚庠序，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那时，书写不好，老师会用鞭子抽打学生，以书丑得鞭。老师抄写的字书就是学生的法帖。考古出土的汉代简牍本中就有隶书抄写的《仓颉篇》《急就篇》等，字迹端庄严谨，大体就是学生的法帖。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请书家名家书写《急就章》《千字文》等童蒙字书的故事，就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童蒙识字的课本，在秦代有李斯所作的《仓颉篇》、赵高所作《爰历篇》、胡毋敬所作《博学篇》，都是小篆字体。到了西汉初期文景以后，书师把三篇合而为一，断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分为上、中、下，统称为《仓颉篇》，其中有重复的字。到西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仿《凡将篇》作《急就章》，其内容为3个部分：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礼法。七言文体为主，也有少量三、四言句，字句合辙押韵、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因此风行全国，成为通行童蒙字书。汉代字书还有其他种类，但以《仓颉篇》《急就章》最为流行。

汉代官制中有令史、书佐等职，经过考核选拔，是中央和郡县各级行政官员的书记秘书，主要任务是拟定和抄写各种文件书函。西汉初年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尉律规定，学童17以上始试，讽籀（周宣王时太史籀所造大篆字体）书9000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就是说，学童学习字书，17岁成人之后才能参加考试，能够撰写9000字的，才能录用为各级起草和掌管文书的官吏。考试中最优秀者被推荐到中央，以当时通行的多种字体进行考试，优秀者授于中央一级的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等文书官职。东汉时，能通《仓颉》史篇者，可补兰台令史，满一年补尚书令史，再满一年，就可当尚书郎。可见，汉代官吏选拔，对书法有严格要求。

汉朝立国之初，奉行黄老之学，儒学仍然是显学。汉武帝把儒家思想放在正统地位，并为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分设博士，各置郡国选拔上来的弟子50人，成立太学，传讲今文经学，优秀学员选拔为各级官员，后来又在郡国设立学校宫，尊孔读经。今文经学由此成为官学，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秦始皇时期藏匿起来的先秦经典被陆续发现，在孔子旧宅夹壁中发现了先秦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写本，都是用先秦6国文字书写的，被称为古文经，带动了古文经学的研究，同时带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兴盛。

王莽秉政之后，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同立于官学，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复古政策。当时流行有六书：一是古文，即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先秦写本，属于大篆体系的战国文字；二是奇字，指古文中的别体；三是篆书，即小篆；四是佐书，即隶书、草书等日常公文字体；五是缪篆；六是鸟虫书。比较秦八体书，王莽的六书更强调古文，反映了尊崇古代字体书风的倾向。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东汉时期，直到东汉后期，隶书才成为碑刻主要书写字体，而碑额仍然普遍使用小篆体。

到东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逐渐融合，因此以隶书书写的经典得以广泛流传。但是，汉代官学立五经、置十四博士，经文都是各家各凭所见，没有官定经文本子，博士考试经常因为文字异同引起争论，甚至有人行贿窜改兰台漆书经字。到东汉后期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人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照诸体文字经书，由蔡邕等人以隶书刻诗、尚书、周易等经典46块石碑，碑高一丈许、四尺宽，立于太学，成为中国刻在石碑上的官定儒家经本，也是古今文经学论争的官方定本，称为熹平石经。同时，熹平石经作为隶书的官方标准体，对俗儒臆造别字、穿凿附会起了纠正作用，维护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可以说是汉代汉字和书法尚正的重要成果，汉字也在汉代命名并延续至今。

汉灵帝刘宏虽然为政昏庸，但热衷艺术、富有才气。刘宏于光和元年即178年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置了鸿都门学，是太学之外的又一中央官学，主要教授辞赋创作、文字书写等内容。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第一所文学艺术大学，从而使书法教育成为独立而纯粹的艺术教育，从童蒙识字的书写教育和官员公文书写的实用要求以及治经学所需的文字学中脱离出来。他为了分化太学势力、笼络士人，引召了一批在太学诸生中能为文赋的人，后来还包括尺牍写得好和擅长鸟虫篆的人，作为自己的侍从顾问，待遇超过了太学诸生，并且能够出任中央机构的尚书、侍中以及州郡的刺史、太守等高官，甚至有封侯赐爵者。因此，遭到以蔡邕为首的正统士大夫的激烈反对，以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但是，鸿都门学确实收罗、培养了一批书家，如师宜官、梁鹄、毛弘等。

汉代初期还是延续秦以来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牍和一些重要典籍使用的缣帛，但竹简笨重，缣帛昂贵。纸是汉代新出现的书写载体，都是麻类植物纤维纸，1957年在西安灞桥发掘的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过类似的纸张残片。东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后，从旧京长安迁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辆”，说明西汉末年已经大量使用植物纤维纸来抄写经典了。植物纤维纸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始于东汉和帝时。和帝时蔡伦任中常侍、尚方令，主管宫廷御用作坊。他改进了造纸术，开始使用树皮、麻头、破鱼网等作为原料，造纸工艺有了长足发展，纸张不仅价格低廉，而且更适合书写，被称为蔡侯纸。东汉后期，书家左伯以造纸精良而闻名。赵岐《三辅决录》引韦诞言：工欲善其事，必欲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可见，当时对笔、墨、纸等书写工具材料进行改进的，都是书法名家。魏晋以后，纸完全取代简牍作为日常书写载体，同时用以削改简牍书写讹字误笔的书刀也退出历史舞台。

汉代隶变和隶书正体化的一个副作用，是草书体从中分离出来并独立发展，开创书法艺术前所未有的、以日常手写体的极端形态为审美对象的先河。原始草书是在书写性简化基础上，快速书写使笔画之间出现了牵连，进而引发省略简化，在保持相似性的同时，逐渐形成规律，并加以推广运用，这是偏旁组合字形的优越性所在。自由书写的兴起，开启了古代尺牍书法多用草、行书体的风气。

在出土简牍中，尚未发现西汉早中期独立而纯正的草书，但在中晚期的西北汉简中，草书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完整的草书作品直到东汉早期才出现，说明汉字一直依照自身规律发展，与用字者的社会阶层、文化及书法素质密不可分。《汉书·游侠传》记载，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陈遵是成帝至王莽时人，以天性好书法而善之闻名于世，时人得到他的尺牍书信，莫不珍藏起来以为荣耀。陈遵所善是否为草书尚不能定论，张怀瓘《书断》以其和东汉初年的草书尺牍名家刘睦相提并论，推测应该以草书最为可能。《汉书》记叙说明，至迟在西汉晚期，全社会已经初步形成欣赏书法、推重名家个人能力和风格的良好氛围，为草书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初年，光武帝乃兄之孙北海敬王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又善草书，明帝为太子时即十分爱重，及病寝，明帝派驿马使者探视，命作草书尺牍十首。这种爱重斯人、尤宝贵其书的做法，具有无形的感召力，上行下效，使草书迅速成为文化主流群体的时尚。章帝即位，躬亲习草，又因为欣赏名家杜度的风范，诏命特许其草书上事。在帝王鼓励下，草书名家前后相望，酿就全社会的草书热。从当时赵壹《非草书》一文对好草书之狂热风气的非难来看，除私相授受的尺牍之外，于国家、社会、个人再无所用。

草书热的兴起，不仅由于名家楷模个性魅力的影响，还由于帝王提倡，使草书显现出与其他书体的不同意义。作为草书，抽象点画和曲线动态具有无限想象空间，书写高度自由，具有永无穷尽的包容性，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笔墨来展示自我个性，表达情感和意境。这种体验，同国家统一训练、统一考课标准的篆隶等其他书体不可同日而语。张怀瓘《文字论》云：“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所谓能者，应该指名家而言。按照《书断》“自陈遵、刘穆之起滥觞于前，曹喜、杜度激洪波于后，群能间出，角立挺拔”的话，能玄妙运用而生翰墨之道的，显然是这些书家。

东汉晚期，碑碣之风大盛，八分隶书艺术随着达到顶峰，装饰风气悄然渗透其中，隶书逐步程式化，至三国魏碑已相当普遍。隶书在晋唐沦为末流，原因在此。隶书程式化意味着书写繁难，违背初衷，不得不面对书写性简化的改造。主要方法是用草书的笔势简化，一波三折的蚕头雁尾、撇捺的弧曲、侧点的回转挑出等，嵌入草书抑左扬右，更适合右手书写的生理习惯体势，使书写更为便捷。其中工整的为早期楷书，潦草随意一些的即早期行书，二体均在钟繇手中初成规模，并为世人仿效。从隶书到楷书，是兄弟之间的变化，所以隶书仍旧使用，叫八分或铭石书，时尚碑碣以隶书为贵，有尊贵之义。新体楷书被普遍用于章奏公文、抄写书籍、尺牍之类，借用隶书之名，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隶书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这里所说的隶书系统，包括八分。卫恒认为隶书从王次仲时开始有规范，这种隶书即八分书。他在这里叙述了八分的流传关系，王次仲之后，以师宜官为最，梁鹄得师宜官之法，传与毛弘，其中还提到左子邑、邯郸淳两位书家擅长此体，而西晋时期流行的八分书是毛弘的嫡传。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唐代玄宗，唐人把蔡邕作为八分书的代表，大概与蔡邕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经》有关。蔡邕与师宜官同时，假如蔡邕在汉代确实是八分书的代表，卫恒不可能只字不提。

从历史记载看，个人纯粹凭借书法扬名，在社会上被广泛尊崇、成为书法名家，并且通过师徒授受世人仿学而形成书法群体和流派，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著名书法家有陈遵、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等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可靠的书迹存世，人们只是凭借史书记载，对他们的艺术努力和成就以及风格有一鳞半爪的了解。

唐朝张怀瓘的《书估》，根据品藻之惯例,将古来96位书家比照王羲之，然后品评优劣,断为三估五等,“文质相沿,立其三估；贵贱殊品,置其五等”。张怀瓘的《书议》品藻当时最流行的真书、行书、章书、草书等书体,列汉魏两晋有名的19位书家，王羲之列真书、行书第一，张芝列草书第一,崔瑗列章书第一。

陈遵，字孟公，西汉末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初为京兆史，后为校尉，西汉哀帝末封嘉威侯，居长安，列侯、贵戚、近臣都很看重他。王莽时任河南太守。更始帝时，任大司马护军，出使匈奴，滞留当地，为人所杀。他的书法名气极大。当时另外有一个人叫陈孟公，与他同姓同字，每自报姓名陈孟公，在座的人误认为是陈遵，莫不震惊。因此，陈孟公被人称呼为“陈惊座”。可见，陈遵的书法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今咸阳西北）人，东汉建初时官郎中。擅长篆书，笔画呈悬针、垂露形状，汉末书家蔡邕的篆书都师法于他。现在能够看到的东汉碑额如《尹宙碑额》等，垂笔末端尖锐，即为悬针法；而《孔庙碑额》等，收笔处圆润蓄势，含而不露，则是垂露法。

许慎（30-124年，又一说约58-约147年，约东汉明帝至桓帝时人），经学家、文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偃城）人。曾为太尉、南阁祭酒。从贾逵受业，博通经籍。《后汉书》云“《五经》无双许叔重”。撰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说文解字》以六书推究文字的形音义，向来为治小学者所崇，是研究书法必读、必懂的工具书。许慎工书，唐张怀瓘《书断》云：“许慎少好古学，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师模李斯，甚得其妙。”列其小篆为能品。

崔瑗（78-143年），字子玉，今河北人，学者崔骃之子。18岁游学京师，中年举茂才，官至济北相。著有《草书势》，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讨论书法艺术的文章。其子崔寔，擅长草书。书法史上的名门家学、子孙传业，崔瑗、崔寔为首例。

张芝（？-193），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征战西北名将张奂之长子。其父触犯宦官，退隐故里。张芝拒朝廷征召，世人称之为张有道。他是汉末最著名的草书大家，代表汉代草书最高成就，后代书家对他推崇备至，王羲之首推张芝和钟繇。张芝还特别重视改进和选取书写工具和材料，人们把张芝的笔、左伯的纸、韦诞的墨并称为妙物。张芝草书在北宋时，有数帖入《淳化阁帖》中，比较可靠的是《芝白帖》。

蔡邕（133-192），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师事大儒胡广，好辞章、术数、天文，通音律，善鼓琴。建宁初年间，召拜郎中，校书东观。光和元年以上书论朝政遭诬陷而流放。董卓专权，委以高位，初平元年拜中郎将。王允杀董卓后被收监入狱并死于狱中。晋卫恒称其篆书：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然精密闲理不如邯郸淳也。相传蔡邕在鸿都门见工匠用垩帚作字，创飞白书。这种强调飞白枯笔之类的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名家都热衷于此。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书家，在魏晋之时并未有突出的声名，在时隔几个朝代之后的盛唐之时，却有了突出的地位。张怀瓘《书断》列蔡邕八分书、飞白书为神品，甚至成为八分书的代表人物。晚唐张彦远编《法书要录》，在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文后附笔法传承一文，蔡邕成为笔法的祖师，且有很多怪诞不经的传说，实为古代书法历史的一大传奇。蔡邕书法地位的巨大变化与唐玄宗倡导八分古学有关系，群臣追随与相关附会又将历史上的蔡邕神化，被文臣树立为八分之祖。

师宜官，东汉灵帝、献帝时南阳人，在鸿都门学诸生中也善于八分隶书而著名，大字则一字径丈，小字则方寸千言。他时常不带钱而饮酒，在墙壁上写字，吸引大批观众，使酒家能够多卖酒。等到足够抵偿自己的酒钱以后，就将字迹毁掉。相传，袁术所立耿秋碑就是师宜官手笔。

梁鹄曾经为鸿都门学诸生，师宜官到酒家饮酒，梁鹄为了得到其字，暗中增加书板，并供酒给师宜官，等他醉后拿走书板。因为偷学师宜官而书法大进，并因此官至选部尚书、凉州刺史。梁鹄后来归附曹操，曹操酷爱其书法，将他的字迹悬挂在营帐中、钉在墙壁上欣赏，认为胜于师宜官。汉末以及曹魏时期宫殿题署，大都为梁鹄所书。

赵壹，东汉光和间辞赋家，汉阳（今甘肃天水南）人，灵帝时为上计吏入京。所作《刺世疾邪赋》表示了对当时政治黑暗的不满。原有集，已失传。他的《非草书》是流传下来最早的书法批评论文之一，专门抨击草书。在当时草书已经流行并成为趋势时，他仍然极力主张返于仓颉、史籀，所以其文虽传，但其说终不能行。

历史上最早的书法论述是崔瑗（78-143年）的《草书势》。《草书势》第一次提出法象理论并加以阐述，随后又指出草书的生动与书毕“一画不可移”的自然妙理，以及书写的随机性，“几微要妙，临时从宜”，《草书势》也由此成为古代书论的先驱。《书断·能品》载班固与乃弟班超书云：“得伯张（徐干）书，藁（高）势殊工。”藁势犹言草书势，如果斯言可信，那么关于草书的论述更可以上推至东汉早期了。其后陆续仿作的蔡邕《篆势》、钟繇《隶势》、卫恒《字势》、成公绥《隶书体》、刘劲和鲍照同名的《飞白书势铭》、索靖《草书势》等汇成了恢宏的乐章，开启了近体书法和古代书论的探索之旅。

《草书势》以汉赋编排的体势，论述了草书的由来、要求、结构体势等，对于草书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对草书的艺术之美进行了充满艺术想象的描述，说明草书是最具艺术性的书体。崔瑗提出，对于草书的艺术魅力，要“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他用天地万物多姿多彩的生动性来描述草书的结构体势、用笔呼应以及章法对比，把人们对天地万物的感受同草书点画、结构、篇章效果的视觉感受对应起来，强调它们在人们审美感受中“势”的共通性和生动性，说明了草书创作“临时从宜”的即兴特点与作品整体“一画不可移”全篇布局之间的统一关系。《草书势》第一次在理论上使古体有赖于视觉认识的美质升华为形而上的抽象之美，把草书点画线的运动状态直接与天地万物相对应，为书法发展开拓了崭新境界。

蔡邕的《篆势》也由于收录在卫恒的《四书体势》中而流传下来。同崔瑗的《草书势》一样，也是以汉赋的体裁，用天地万物形象排比形容篆书的体势、用笔。另外，历代所传署名蔡邕的书论还有《笔论》《九势》2篇，从文辞看，应是南北朝至唐时他人伪托之作。

汉末，草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流行，遭到保守儒士反对，其中赵壹是代表。他的《非草书》也因此流传下来。他认为，草书本来是秦末以来趋急速的结果，其作用在于易为易知，临事从宜。但是，人们把草书作为专门的艺术形式追求之后，反而变得难而迟了，违背草书本旨。赵壹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不值得潜心研究。擅长草书既无实用性于社会，也无益于自己的仕途。赵壹的《非草书》是历史上第一篇书法批评文章，虽然其观点不为后人接受，但对草书的形成、发展以及功用都有论及。

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字典，是对汉代正字成果的集大成者，也是后代研究先秦、两汉文字学和书法史的重要文献。此书正文14卷，述目1卷，共收录9353个字，列540部首编排，字头为小篆，运用六书理论系统解说，探求本义，保持古训。历代官方都把它作为规范、统一文字的工具。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尚正视为汉代书法发展的最大成就和风格。

汉代尚正书法实践和理论进一步说明，艺术的本质特征在于，艺术是人类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工具之一，始终随着人类历史和文明进步而发展。任何艺术都具有揭示生活和社会关系、传达思想感情的能力，具有社会教育的精神力量。因此，任何艺术发展都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并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的文化强力影响，作为艺术的书法也不例外。从西周礼乐文化与大篆，到秦始皇书同文与小篆，到汉代的正体正字与隶行楷草等今书体的确立，都是文化强力介入汉字和书法艺术的典型。汉代之后，由于古今书体齐备，文化强力介入情况很少发生，文字和书法进步主要通过选择书家楷模来引导，在保证文字实用性的同时，满足社会、个人对艺术的需求。汉代的尚正书法，发挥着这个时期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的作用，是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和人们的重要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