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书法（5）--宠物世界

汉简

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

河西简牍遗墨

敦煌汉简

　　一九七九年在敦煌县马圈湾出土了大量汉简，一千二百一十七枚，包括隶、草、行三种书体。书记简为章草，文字婉转自如，流畅奔放，有大家风度，开后世狂草体势。是西汉中期与新莽之间敦煌境内日常应用的主要字体。

敦煌木简汉代

居延汉简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之古“居延”地区，在1930、1972年－1976年和1986年几次发掘中，获数万余枚简牍。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便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居延汉简多为汉代之物，因此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从字形上看，有的字形工整，结体严谨，极有东汉史晨之韵；有的轻灵飘逸，烂漫多姿，似为《乙瑛》之教本；有的敦厚朴茂，端庄古雅，颇似后来《张迁》的风格。

居延纪年简
　　释文：
　　　　　永光四年十月尽五年九月戍卒折伤牛车出入薄
　　　　　建昭二年十月尽三年九月吏受府记
　　　　　竟宁元年正月吏妻子之入关致籍
　　　　　建始五年四月府所下礼分算书
　　　　　鸿嘉二年五月以来吏对会入官夹

《居延汉简》

张掖都尉启信

“张掖都尉启信”为一件21厘米×16厘米见方的红色织物,上方正中缀系,正面墨笔篆书“张掖都都尉信”六字，居延出土。汉代篆书墨迹出土不多，此作结构方正，用笔细瘦方硬。

武威汉简

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数次出土汉简，其中的《仪礼》简469枚，日忌杂占简11枚；同时，在第18号墓中出土“王杖十简”。其中，《仪礼》简为《仪礼》的版本、校勘提供了重要资料，由于简册保存完好，墨迹如新，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证。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整理的《武威汉简》，公布了这批简牍资料。

武威仪礼简甘肃省博物馆藏

《仪礼》简是极为成熟的汉隶，虽然抄写出自多人之手，但书体整齐划一，统一于严整规范之中。此简文字，线条劲健，极富弹性;笔法迅急奔放。

武威医药木牍甘肃省博物馆藏

武威医药木牍写于东汉早期。此木牍是医家记录医药验证，字多粗率，属章草，书体凝练宽疏，运笔随心所欲自在畅达，呈现天真烂熳的情趣。

武威王杖诏令册

武威王杖诏令册，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此册约成于西汉成帝时期。简高约23.3cm~23.7cm，简宽0.9cm~1.1cm。现遗存26简，每简容字4~35个，现存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它提供了汉代王杖诏书的格式，显示了诏书书体的特点。其字形普遍方正整饬，结体宽博，有官方文书矜持的风度。

武威张伯升柩铭

“武威张伯升柩铭”书于西汉晚期，是汉代特有的篆书，柩铭又名铭旌，将死者姓名书于帛上，敷于棺上。其书法是汉代最为珍贵的大字墨迹。方正宽博，圆熟，藏锋逆入，圆笔收锋，使铭旌书法具有浓郁的装饰风格。东汉以来的碑额篆书，亦承其绪。
释文：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

阜阳汉简

《阜阳汉简》为西汉初期简册。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1号汉墓中发掘出土。墓主夏侯灶,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为汉初遗物.从1980年9月开始,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阜阳地区博物馆联合组成了阜阳汉简整理组,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发现包括竹简,木简,木牍3类简文计有11种古籍。西汉墨迹留传于世的极少,该简册的出土,对于考察西汉的历史,语言,文字及2000多年来书法艺术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神乌傅

甘谷汉简

《甘谷汉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甘肃省甘谷县出土，共有二十三枚，是后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宗正府卿刘柜关於宗室事务上书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现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特别是赋税名如“门钱”，不见诸史籍，十分可贵，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