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之汉朝书法家

一、汉代书法

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极为灿烂辉煌的时期。从书体上说，是诸体兼备，交互并存。隶书通行于世；新兴的草书刚刚出现，便呈风靡之势；行书与楷书也于书写实践中孕育萌芽。从书写的主体来说，有达官贵族，文人骚客，更多的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的士人和庶民，地位悬殊，个性有别，“无意于书”，迥然异趣。从书法的载体来说，有金石碑版的刻划范铸，有简牍纸帛的儒墨染翰，不同的材料造成了不同的艺术趣味与风格。

繁华的过往

汉代前期是继承秦隶的写法，大概汉武帝以前那个隶书还属于古隶阶段，汉武帝以后慢慢地演变出新的隶体，就是后世所谓的八分。洛阳城郊一个看似寻常的村庄。秋收来临，大片的麦田等待收割。夕阳西下，牧羊的老人缓缓归家。不寻常的是，老人的脚下是一座古都悠远的城牆，麦浪的深处是几个王朝繁华的过往。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屹立著一座奇迹般的大学，两千年前，它的学生就达到了三万馀人

太学

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

以书取士

在萧何制定的《草律》中，规定以八体书（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旗帜和符信、摹印、署书-题榜曰署、殳（shū）书-用于兵器上、隶书。其中除小篆、隶书外其馀六种都是秦以前固有的）作为学童应试的内容，成绩好的可以作专门负责文书、奏章工作的“尚书”、“史书令”。以书取人，既是国家的制度，对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作为入仕“当官”的手段。这是“以书取人”的开始，后来多效法于此。虽然八书都要学，但隶书最重要，汉代人称隶书为“史书”。

说文解字

公元121年，一辆马车正赶往洛阳，车上的人奉父亲之命要将一个硕大的木箱呈献给当朝皇帝。其实，箱中盛放的并不是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品，而是一部书，这就是流传后世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体现了汉字学全部的精神，第一次把六书做了定义，更重要是把每一个汉字用六书解释了一遍。《说文解字》耗费了许慎毕生的精力，当书稿完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他到书写成的时候，已经病倒了。大概有一万多条竹简，他搬都搬不动了，就派他的儿子许冲赶著马车去送给皇帝。许慎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是当朝皇帝赐予的四十匹布，但许慎最大的褒奖来自千秋万代。

书法爱好的普遍性

汉代，总的来说，是一个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代。书法艺术发展到汉末，就社会风气来说，即进入到极盛时代。

赵一《非草书》中非议好书者：“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晋代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记载著这样两件轶事：师宜官题壁换酒; 梁鹄因书得宠。

师宜官书壁

  师宜官有时未带钱到酒家饮酒，因而在墙壁上作书，请观看者来付酒钱，计算钱付足了就把字涂抹掉。

梁鹄因书得宠

东汉后期著名书法家梁鹄，年轻时和曹操有过节。汉灵帝时，梁鹄担任选部尚书，负责人事安排。那时曹操刚二十岁，初出茅庐，举孝廉为郎。曹操想当洛阳令，但梁鹄没看上他，只给他安排了个洛阳北部尉。后来汉良天下大乱，曹操自立为王，梁鹄则一直跟随刘氏皇室。曹操西进，破荆州，特张榜“募”梁鹄。梁鹄担心他要秋后算帐，“自缚诣军门”。结果曹操非但没有将他治罪，反而封他为“军假司马”，将他留在自己营中“以书自效”。

二、汉代著名书法家

张芝（？—约192）

字伯英，敦煌酒泉（今属甘肃省）人。性格高尚，不愿出仕作官。他的草书精劲绝伦，是今草的创始人，历史上称为“草圣”。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并不是容易得来的。他家的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梁代庾肩吾在《书品》中说：“张（芝）工夫第一，天然次之。”他的今草，可谓精熟神妙，冠绝古今。

张芝——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匠，章草到今草的转换者，承前启后。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

张芝草书

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一种书体。《说文解字》中说：“汉兴有草书”。草书始于汉初，其特点是：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粗分为章草、今草、狂草

池水尽墨

张芝、张昶两兄弟。张昶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成绩名列前茅，受到老师的表扬和父母的喜爱。而张芝有些笨拙，说话口讷，样子有些痴傻，但他非常爱好写字，练习写字时总是专心致志，像著了迷一样。岁月更移，小张芝一天天长大成人。后来纸张供应不上，他就把母亲织的白布成卷地拿来，写了字再染色，染了色再写字。清清的池水，被他的笔墨染得黑黑的。苍天不负有心人，张芝多年的辛劳，赢得了家庭和社会上的赞许。后又经县裡几个老书法家的亲临指点，他终于在书法上有了很深的造诣，名声大震，响极一时。张芝是功成名就了，而他弟弟张昶因聪明长期受宠，变得骄傲懒惰，终无建树，甚觉懊丧，悔恨不已。古人有句名言说得好：“性痴者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精，艺痴者技必良，世人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蔡邕（132—192）

字伯谐jiē，陈留幸yǔ（今河南杞县南）人，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叫他“蔡中郎”。蔡邕工篆、隶，以隶书造诣最高，名望最重。因此，后世人常把一些东汉名碑如《华山》、《郭泰》、《夏承》、《鲁峻》等，附会为是他所写，甚至有人把魏时的《三体石结》也说成是他的手笔。熹平四年，他请求正定六经，灵帝批淮了他的建议。他亲自用“八分”（汉隶）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每天有千多辆，填塞街陌。这个石碑叫《鸿都石经》，也叫《熹平石经》。灵帝命工修理鸿都门，蔡邕见工人用垩帚刷牆，很受启发，因而创造了飞白书。 

《熹平石經》

公元184年，太学门前突然变得异乎寻常地拥堵，据说每天有超过一千辆的车子在门前停留观望。他们观望的是学府门前的一块块石碑，这些石碑就是闻名于世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上面刻写的是《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著作，书写者是一个叫蔡邕的人。

蔡邕是当时公认的大家，所以让他来写。但是，那时的太学才子如云，如此巨大的号召力仅仅来自蔡邕的书法吗？作为标准的官方字体，《熹平石经》成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代表。

东汉中晚期，碑文化骤然兴起，石刻文字基本完成了隶变过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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