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论书绝句之一：汉晋简牍从流沙中复活（内含不少书法历史知识）--宠物世界

西京隶势自堂堂，

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

漆书天汉接元康。

这首诗作于1935年，论的是汉晋简牍。

何为简牍？“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竹木剖成的板片，正如唐代孔颖达所解释的：“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也有人认为，竹制的叫“竹简”，简称“简”，木制的叫“木牍”，简称“牍”，合称简牍；由于竹简数量较多，也通称为“简”。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简相当于现在的一页，把很多简用麻绳、丝绳或牛皮条编连起来，叫做“策”或“册”，把多“册”合在一起叫“篇”。

再比如，用于写信的一尺长木牍，称为“尺牍”；用于摘记读书要点或记录心得体会的、又小又薄的木片，叫“札”；用于注释表识、系之于简的条形小竹片，叫“笺”。

又比如，简牍上的内容，军事方面的叫“檄”，告示方面的叫“榜”，地图方面的叫“版图”。

还比如，将信写于木版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处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阳文，这就是“封”。如此等等。

从策、简、篇、籍、簿、笺、签、符、札、检、版、牍、牒等从竹、从木、从片的汉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的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专门记录随葬品的简牍）以及诸如连篇累牍、韦编三绝、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等成语带给我们的丰富联想。

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等字，说明殷商时期已有了“简册”这种书籍形式。

从西汉至宋代，简牍曾有过八、九次出土，但几乎都散佚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中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数十篇用战国文字书写的简册，即所谓“壁中书”；一次是晋武帝太康年间，一个名叫不准（fǒubiāo）的人盗墓时所发现的“蝌蚪文”竹简，即所谓“汲冢书”。

清末至今一百多年来，中外考古学者在中国各地先后发掘出大量的简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瑞典、英、日、俄等国以“探险队”的名义在新疆尼雅、楼兰、甘肃敦煌等处发掘出的汉晋简牍，现存英、法、日、俄、印度、瑞典等国。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瑞学者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和甘肃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的居延汉简被王国维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另外三个分别为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现存台湾中央研究院。居延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居延是匈奴语，意思是“天海”，《水经注》将其译为“弱水流沙”，汉代称之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之为西海，唐代起称之为居延海。唐代诗人王维在《使至塞上》诗中写道：“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这里的长河即是指居延海，现在已分为东西二海。

郭店楚简《孔子诗论》

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荆门发掘出战国楚简，分别为五里碑楚简、信阳楚简、郭店楚简和包山楚简，其文字多为大篆风格（如上图郭店楚简《孔子诗论》，郭店楚简中还有《老子》）；在甘肃发掘出武威汉简，其中包括比较完整的古书《仪礼》；在山东临沂发掘出银雀山汉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先秦古籍；在湖北云梦发掘出睡虎地秦简，在湖南龙山发掘出里耶秦简（如下图），其文均为古隶，反映了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其内容前者主要为秦朝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等，后者主要是官署档案；2004年在湖南郴州发掘出西晋简牍600多枚，超过了以往出土晋简的总和，其文大部分为楷书，但笔法、结构还有隶书痕迹，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祭祀礼仪、亭邮设置、赋税等，为首次发现西晋时期官府文献。

里耶秦简

“西京隶势自堂堂”。这里的西京代指西汉，因为西汉定都于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长安在洛阳的西边，故称西京。这句的意思是说，从出土的西汉简牍墨迹来看，西汉时期的隶书，给人以体势盛大、富有气魄的感觉。

隶书盛行于汉代，由篆书演变而来，相传为秦程邈（生卒不详）所创。唐代张怀瓘（guàn 生卒不详）《书断》称：“案隶书者，秦下邽（guī 今陕西渭南县）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cén），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tán 深广）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名‘隶书’。”

西汉早期的隶书，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但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涌现出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峰。

由是观之，对启功先生所言“西京隶势自堂堂”，我们应当作更为宽泛的理解。

“点画纷披态万方”。西汉时期的隶书，点画纷披，仪态万千。

武威仪礼汉简

汉代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如上图武威仪礼汉简），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文献形式。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以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

简牍墨迹书写的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往来，在书写的理念上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因而挥洒自由，率性为之，不拘形迹，生动活拨，或粗犷豪放，或自然流畅，或浑厚苍劲，或纵横跌宕。

碑刻文字则比较庄严肃穆、规矩法度，其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行笔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以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更加令人叹为观止。其风格多种多样，或雄强、或隽（jùn 同“俊”）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宛若灿烂星河。

五凤刻石

“何必残砖搜五凤”。五凤是汉宣帝第五个年号（前57-前54），这里代指五凤刻石（如上图）。

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刻，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重修曲阜孔庙时，在鲁灵光殿基西南三十步远的太子钓鱼池中取石时于土中偶然发现，可能是修建灵光殿或太子钓鱼池时的纪念性标志，上刻“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刻字位于该石右半部，字体醇古，结体浑厚，章法自然，笔画凝重雄劲，隶中带篆。石长71.５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kān）形。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撰写发现此石题记，刻于此石左侧。现存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五凤刻石自出土后，即受到历代金石学者的极大重视，并成为研究西汉书体的重要依据。因为相对碑刻而言，过去出土的简牍极少，北宋虽有汉简出土，但早已无存，正如启功先生所说，“仅于汇帖（也叫丛帖，或集多人所书，或集一人所书多种）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莫非碑刻，且传世汉碑，多东汉人作”，西汉碑刻极少，现在我们看到的西汉石刻都是在清代以后才陆续发现的，所以当人们偶然见到西汉石刻时，就不免视为至宝了。

五凤刻石发现前，只有《居摄两坟坛刻石》（篆书）出土，明代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即专门著录这两块刻石。

“漆书天汉接元康”。漆书，指西汉简牍墨迹。何为漆书，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文字书写之材最初以刀刻，继而用漆书，其后用石墨；或以为漆书也是墨书，只因墨色黑而有光，似“漆”，故曰“漆书”。《东观汉记·杜林传》记载，杜林曾“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fōubiāo)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lí）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漆书皆科斗字”，整理后大凡七十五篇，其中记载夏商周历史的《竹书纪年》十三篇。到了汉代，墨书已经普及，因此汉代简牍中鲜见漆书。

启功先生在这句诗里用“漆书”，可能是出于平仄的需要。因为如用“墨迹”，则为仄声，与上句“何必”不合；而用“漆书”，平声，则与“何必”相对。

天汉（前100-前97）为汉武帝第八个年号，元康（前65-前61）为汉宣帝第三个年号。中国古代皇帝使用年号始于汉武帝，其第一个年号为建元（前140-前135）。

与上一句合起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天汉至元康年间的简牍墨迹了，还何必再到残砖中搜寻像五凤这样的刻石呢？至于五凤刻石被说成是“残砖”，这可能与清代朱彝尊(字锡鬯chàng，号竹垞chá，1629-1709)有关，因为他在《曝书亭集》提到，“五凤二年砖一块”，所以启功先生在这句诗里才有“残砖”之说。

启功先生写这首诗的时候，反映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年屯戍历史的居延汉简，已于1930年在今内蒙古的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中被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员、瑞典人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1946）首先所发现（如下图）。

居延汉简

既然如此，启功先生为什么还把汉代简牍的时间局限在西汉天汉至元康年间呢？主要的原因，当时居延汉简虽已出土，但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所垄断，一般人很难见到。启功先生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编）和《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张凤编）。而这两本书所载“有年号者”，据启功先生讲，即“上自天汉，下迄元康”。所以，启功先生才说“漆书天汉接元康”。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本书所收录的都是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右下图）二十世纪初从中国敦煌、新疆所发掘的汉晋简牍等。

斯坦因

其中《流沙坠简》收录588枚，材料来自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1913年所出版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这本书收录了斯坦因1906-1908年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所发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纸片、帛书等1991枚，而斯坦因在这次考察中仅发掘的敦煌汉简就有705枚，其中纪年简166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时间远远超过了启功先生所看到的元康年（前65－前61）。

那么，为什么启功先生在《流沙坠简》中未看到“永和”的年号呢？我想，这可能与《流沙坠简》收录沙畹一书材料未能收全有关，也可能与沙畹一书本身收录不全有关；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诸如“永和”年号，虽然在简牍文字中未有显现，但通过简牍文字所载史实的考证，可以推断出“永和”之年，只是启功先生并非史学家，大概对简牍文字所载史实并未作深推细究，抑或当年史学家们尚未考证出“永和”之年。

《汉晋西陲木简汇编》还多收了斯坦因1913-1916年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掘的简牍，但也有类似问题。具体情况若何，存疑待考。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简牍太多了，诚如启功先生所言，“使人目不暇给，生今识古，厚福无涯”。

汉晋简牍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对人们的震动不啻（chì）“原子弹爆炸”。

一则，在二十世纪前，人们看到的汉代书法都是碑刻，没有手写的真迹。北宋书法家米芾（fú 1051-1107）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今河北献县）简牍乃书法之祖”。在敦煌汉简出土前，许多人曾怀疑东晋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兰亭集序》的真假，因为汉魏六朝时期留下的碑刻书法与王羲之的书风差距太大。而在敦煌汉简墨迹中，王羲之书风已初露端倪。

二则，汉晋简牍反映了中国古文字演变的历史脉络，不但完成了对古文字“隶变”的改造，即由篆书演变到隶书，而且开启了后世的草书、行书和楷书。比如，2009年在敦煌发掘出的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封检（文书信件表面的一片简牍，类似今日信封），其字体已接近楷书了（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