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文学与文化】孙旭丨郑伯奇小说论

郑伯奇（1895—1979），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做过编辑，写过评论，创作过小说。作为编辑，郑伯奇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刊物有《创造月刊》《北斗》《新小说》等。作为评论家，郑伯奇就“文艺的大众化”“文学的国民性”“小说的通俗化”等多有著文，当然最多被提及的可能还是其作为创造社的一员时曾经与鲁迅先生的笔战。郑伯奇也创作小说，《郑伯奇文集》收录其短篇小说16篇。

说话体与对话体是郑伯奇短篇小说的主要文体。郑先生认为，作者要将自己所感受到的刺激如实传递给读者，让其感同身受甚至更甚，就必须选择表现而非描述。要表现就要对读者说话，与读者对话，这样才能向读者传递最真实的感受。又因为无论说话或者对话，都是平实的口语，读者也就最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文学的大众化以及再教育目的。所以，他认为若要借用艺术手法达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主观一致”，“在小说上，最适当的是说话体”。⑨日记体、书信体、告白体都太主观，而自然主义的描写又太客观，“只有说话体既有力，又容易为读者理解，是通俗小说顶适当的表现手法”。⑩

这种说话体在郑伯奇的短篇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按其不同的作用，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作为引起故事、导出人物的开头语。“现在让我来讲讲梅英女士的家世罢。”“请你不要忙，听我慢慢道来罢。”接着就是对小说主人公家世的介绍，梅英本是小康人家出身，但父亲亡故，族人夺家产打官司，不得已才为了寻求教会保护入了天主教。宽城子大将本是东北一小民，因巴结汉奸，结交权贵，混得职位，周围人赠“宽城子大将”这一诨名，形容其当时权甲一方。这种导入式的对话体方便读者厘清故事线索与人物关系，省去了一开始就交代故事背景、铺垫人物关系，便于直接进入小说的故事情节。

第二，作为转换情节的插入语。作者正在讲述的故事需要插入另一个情节，使故事更完整，或者有两条故事线索同时进行，需要由这一故事转入另一故事时，郑伯奇的短篇小说中往往会采用说话体的插入。如，“怎么？你说中国历史没有这样一页亡国的记录么？也许是的，可是我告诉你，从来历史就没有什么真实……”。再如，“好啦，闲话不要扯得太长，我们言归正传罢”。这种例子在郑伯奇先生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如，“事归一宗，话分两头，且说奉天城自从……”。这里就有点类似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说两头，各表一枝”。在《宽城子大将》中这种情节上的转换表现为，暂且按下宽城子大将发达后吃喝玩乐逛妓院的生活不表，而是开始讲他的相好搭火车来寻情人这条故事线。最后宽城子大将这条故事线与情人这条故事线在妓院这个空间合二为一，小说的矛盾冲突达到顶点。这种转换情节的说话体插入，省去了同时在同一时间线上建构两条故事情节线的复杂性，便于作者随时介入调拨故事线，为故事的高潮做准备。其缺点在于，这种安排过于明显，有经验的读者一看到这种插入式话语，就知道有一个故事开始，矛盾的高潮必将到来。

对话体是郑伯奇先生的短篇小说多采用的另一种文体。对话是推动其小说情节进展的有用工具，如《烟》中日本主妇对中国留学生的爱慕之情，多是通过言语上的试探来体现。最为突出的是《重逢》这篇讲日本一房东的女儿恋上租客中国留学生的故事，完全通过甲、乙两人的对话来完成，甲、乙重逢，两人讲起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叫“小夜子”的日本姑娘，乙向甲讲起了小夜子同他之间的暧昧。这种对话体小说是一出场景固定的剧本，遵循故事的发生、高潮到结尾。故事精不精彩由故事的内容决定，但这种故事的讲述方式完全不用考虑环境的描写，人物心理的变化，看似客观，但极其主观。因为所有的讲述都是一面之词，反而让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如乙认为小夜子爱恋自己，这是否过于自作多情，因为整篇小说中小夜子没说一句话。又因为没有对人物的“描述”，所以读者无法对乙和小夜子这一对小说的主人公有任何想象或者思想上的了解，完全是扁平式的人物。而且，对话体也同时意味着小说的情节只能在一条线上前进，不能形成一个丰满的故事。

承上，郑伯奇先生的短篇小说既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文本，借以认识创造社在理论上的追求与具体的创作风格，亦体现了作为个体的郑伯奇先生特有的小说创作理论和审美风格。郑伯奇先生的短篇小说无疑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对“反帝”这一主题的强调，引导我们思考如何平衡个体叙事与人民叙事之间的关系；他对说话体与对话体小说文体的偏爱与其文学大众化、小说通俗化，以及文学的再教育功能观点密切相关；如何处理情节小说与人物小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小说的审美格局，而对小说人物视角叙述的突出，以及特定作品中与旁观者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结合，让《韦特博士的来历》以及《白沙枇杷》这类作品更具审美意味和思想内涵。对一个创作者最大的尊重是对其作品的认真分析和客观评价，本文力图做到这一点。限于文本搜集的限制，并不能说是对郑伯奇先生小说全貌的认识。唯愿以此文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郑伯奇先生的研究兴趣，即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注   释

①③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导论三集导言》，《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237页。

②高信：《〈郑伯奇文集〉佚文及其他》，《长安书声》，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

④⑦参见《访问郑伯奇谈话记录——关于创造社、左联等问题》，《鲁迅及三十年代文艺研究》，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翻印，1978年，第33—34页。

⑤郑伯奇：《通俗小说的形式问题》，原载《新小说》1935年第1卷第4期；见计红芳编《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⑥郑伯奇：《我最近对于文学的感想》，《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⑧郑伯奇：《即兴主义的与即物主义的——我的创作态度的一省察》，《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263页。

⑨⑩郑伯奇：《通俗小说的形式问题》，原载《新小说》1935年第1卷第4期；见计红芳编《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郑伯奇：《圣处女的出路》，《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1、623、623、668页。

郑伯奇：《宽城子大将》，《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3页。

［英］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354页。

赵毅衡：《论叙述中的“跳角”》，《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赵毅衡：《究竟谁是“第三人称叙述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郑伯奇：《白沙枇杷》，《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2—773页。

本文原载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