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宠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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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语此。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读完刘鹏老师的《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这几个字不时盘旋心头。

这八个字，它原是清代学人章学诚评论目录学时说的一段话，在我这里却成为了文化工作者的一种象征。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平静和缓的姿态。就如同“学术”的语言一样，总是条理平铺、冷静克制的。然而在《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的字里行间却常能感到作者对中医事业的责任，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大概凡是有所创见的工作都是离不开这种责任感的，它要求审慎、敏锐、勤勉而能发掘出平常未见的问题，并律己严明，不说言而无据之言，坚守学术品格；亦离不开一种更大的精神关怀，因为它让人发现学科的源流所在，发现它生命相关的种种，而能在辨章学术的基础上在思想深进一层。中医恰好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带着对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关怀，又天然地奠基于一种具有古老生机的文化之上。与它共存、味其酸辛，就好像体会中国文化的命运，承受它一百年来承受的风雨迷离，品它的真味，厘它的迷雾，看它的辉煌，也辨它的不足。比起士大夫的修己治世之学，中医因为它的技术与实用性而无疑让老百姓有更真实的体验感，但它承受的误解，面临的挑战，与中国文化本身是何其的相似。究其根柢，医学与文化其实是无法分开的，因为何种医学就有何种的“身体观”，有何种的“身体观”就有何种的“世界观”。

从《中医学身体观解读》，到《医义溯源》，再到《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每本书我都会读到一篇序言，记述成书的缘起与落定。这让我感到，这些研究承载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厚度和温度，也是作者生命历程的一颗果实，而不仅是一种学术作品了。我看到两种情贯穿其中。一份是属乎师友的，前辈的引导与启发，我想这是每个历经艰难学习而终有所成的学者都至为珍重的东西。在师道渐而淡远的今天，看到这样的薪火之传总会让我敬重。一份是属乎家人的，跃然纸上的是刘鹏老师对亲人的珍爱与感激。尽管有热爱作为支撑，但我想从事学术工作承受的辛劳与孤独是不小的。我虽然没有正式地承接什么研究，但作为一个喜欢看书的人，那种钻入书海，终日与思想文字为伴，仿佛闯入了无数个时空，即使有所自得，出来时也不免有恍若隔世、心神驰流的感觉，我是很有体会的。当它成为了一种工作，对自己的要求就会更高。我想这种时候，师友亲人的支持，无疑是一份让人心安的动力。在志向之外，踏踏实实地建造一方天伦，也会让生命更加成熟与更新吧。这里有一份“好生”的生命精神在，而中医，恰是这样一门“护生”之学。

在《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里，可以继续看到刘鹏老师跨中西方医疗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作者扎根于对中医学经典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发源流变，纵横于医学之外的经、史古籍，对照现今的中医学教材和一般流行的中医理念，从生命、疾病、本草、养生四个维度进行了独到的阐释，理清了一些重要节点上的认知误区，又提出自己的思考。其中不少篇章在行文最后开放式地提出了很多问题，启发读者深思。我想作为一门公选课的教材，这样是很能帮助学生培养问题意识的。比如，在古人那里，“证”和“症”真的如教材一样分得那么清吗？“取象比类”作为传统的“象思维”的一种运用，它的合理处根据于何，又如何防止它的滥用？又比如，中医学真的存在一个静止不动的圣化的“传统”吗？答案其实都是未尽然的。这也是一个例证：从看似牢固的经验和流行的说法、乃至中医教材所得的很多观念看法，其实都可能是有待商榷的。这让人感到，对于任何一门学问，辨其源流，加上独立思考，两者缺一不可的结合，是多么地重要。对中医学而言，理论的也可以说就是临床的，因为人如何认知也就如何行事。临床是硬道理，但毕竟它是基于道理。原理未必能百分之百讲清楚，但起码要做到尽量去发现问题，不自欺，不误人，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提出合理的阐释。这是中医学术的一种基本责任。————中医如何既保持自身的传统，又走出“自设的神秘”？这是多年前刘鹏老师给自己的一项自省，也是留给中医学子的一个值得持续深入思考的问题。（见《走出自设的神秘——文化与中医相关性研究的误区及对中医在当代发展的反思》，2006-8，发表于《中医研究》）

（《医心方》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在正式开始对中医学典籍与文化展开论述之前，这本书用“典籍”条下两讲的篇幅，对中医文献学做了基础常识的普及，相当于正式从典籍入手学习中医的课前准备，颇有“入学仪式”之感。其中第一讲从中医文献的载体和古籍版本的形制的角度做了介绍，书中给每一种载体附上有代表性的原版的古籍照片，可以直接在书页扫码观看高清的原图，让人耳目一新。在第二讲里，则分别从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介绍了古籍阅读的常识，并分享了作者的中医“古籍阅读的最低限度书目”的推荐和一些阅读心得。除知识学习外，其中让我颇感认同与启发的有两点，其一是，读古籍一定要注重版本、校记和注释，所谓“只读原文”是非常可疑的说法，读经典是学习知识，而不是念咒语。现代人读古籍一定是存在障碍的，其中一些中医学特有名词与思想，单是通识一般的文史知识也是不够的。如果辞义未通，又何谈理解？历代大医对经典的心得智慧，如何不值得后人学习？即使后人的注解可能会有偏见和错解，但“只读原文”，若要变成“自己的东西”，最终亦是要靠个人的思考与熔炼，然而谁可以保证自己的思考没有失误与局限。再者，经典所载，就一定百分之百正确吗？所以关键不在于“圣言”是否被干扰，而在于博闻广识、勤勉实践、综合反思，才能真的逐渐“体悟真谛”。因此之故，无怪乎包括人卫出版社07年初版的一些列中医经典，前言里所说的“原则上只收原文，不做校记和注释，旨在使读者在研习之中渐得旨趣，体悟真谛。”被刘鹏老师评价为“行外之言”。这并非否认心灵与直觉的妙用，而在于对待学问，要一以贯之明辨与审慎，智慧是不拒绝理性和知识的。

在“典籍”篇的最后，文章说到：

“一是，有时阅读本身与拼图游戏很相似，重点要弄清楚不同医家和学说在整个拼图中的位置，即使是古籍中的一句话，也要拿得出来、放得回去，从它所处的文本拼图中去解读它的内涵。如若不然，经常会有断章取义之嫌。

二是，中医知识的“层累”现象明显，阅读中医古籍时，既要重视知识或史料的溯源，又要对同一知识对象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表述差异进行对比，在差异中了解知识的嬗变，以及与这种知识嬗变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想文化转型。”

这是给我启发的第二点，也可以说是刘鹏老师一直以来致力于学术研究的方法学缩影。做学问，不仅要注重学科内部的结构，也要具备学科关联的意识。跨学科交融一直是几年来的热点与趋势，但如何避免浮于噱头或表面的关联，而做到发现问题、贯通融汇、言之有物？如书中所言，当涉足中医学时，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往往缺乏医学知识和理论功底，而中医学者又往往欠缺人文研究乃至于科学、哲学的训练。因此，彼此之间往往容易互相误解，而前行滞塞。当然，一门学问便有一门学问的规范，立其根本，不盲目攀附也非常重要，明晰根本的交融才是真交融。如何做一个立足根本、视野开阔的中医学者，这是每个做中医研究，无论是临床还是文献工作都应该亲身去探索的。如前文所说，中医是一门医学，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现代语境下，重新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医学是必须“说理”的，不然不成“学”，也难以系统地“医”，更难以与其他学科在国内、国际学术平台上深入地交流。

邱鸿钟老师在承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政策研究项目”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医理论研究现状》（2019年11月）里，总结了当前中医理论研究的几大特点，除了“研究地域性发展不协调”和“研究机构分配不平衡”等政策性因素外，我将其提到的中医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总结之如下：

一，对“以西解中”研究范式的理解存在偏颇。从 “973计划”与国自然两类基金的中医理论研究导向看，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占据了91.8%（45项），而中医特色的理论性课题只占据了8.2%（4项）。不仅中医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比例失衡，在“现代研究”中，仍存在过度使用还原论思想在微观层面寻找对应物的单一研究方式。二，除四大经典外，其他各时期的医家学派源流研究都十分不足。这导致国家已发布的98个优势病种的中医诊疗方案中，大部分都是基于现代专家共识形成，古代医家的诊疗方法并未很好地被融入相关指南中。三，缺乏中医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基础（实验）研究、理论研究与临床研究常有脱节状况，缺乏充分交流与有机联动。

那么，如何应对？作者在对策中提到了几点，我不一一列举。作为中医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关注中医现代研究的方式问题，对第一点深有感触，对此，文章给出如此建言：“推进中医学术主体性的重构研究。中医药只有找到中医的本质问题，才能预防“以西解中”研究范式理解偏颇。”现代生物学本身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其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当它遇到中医时，应如何更好地结合？我在生物医学方面的学问和实验经验都非常浅薄，不敢妄言。然而我一直认为，每一种研究的方法论和思想都需要在结构和本质上不断地被重估，才能前进与更新，当一个学科向自己发问的时候，便可以归于“哲学”了。

约翰·洛西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里将科学与科学哲学做了一、二级学科的区分，将科学的主题定义为“对事实的解释”，将科学哲学的主题定义为“对程序的分析和科学解释的逻辑”，也就意味着，科学哲学所关心的，必然包含这“对事实的解释”是否完备的问题。紧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对放射性衰变的统计解释不完备的，并认为“完备的解释将能够对个别原子的行为作出预测。” 那么，如何才能发现解释中的不完备处？单靠原有模型下事实与数据的补充更新是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对科学研究程序的分析，重新梳理这些“解释”的逻辑，才能在另一个高度准确切入问题之所在。哲学之于科学是如此的作用，哲学之于医学亦是如此。追求疗效是医疗活动的目的，但并非医学的唯一目的。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传统的科学之为求知的层面，医学必然包含我们对身体和疾病过程及其干预方式的理解，因此所含广大，涉及生物学、化学等与机体内外环境作用机制的相关大类，亦涉及作为世界观与知识联系之基石的哲学。因此无论是在效用之稳固的缘故，还是作为一种知识上追求整体理解的缘故，我们都要求一种理论上的明晰，一种系统反观自身的哲学式的反思。

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它的本质是解释，它的精神是理性地求真。哲学作为带着普遍性关切的整体性反思，内涵着科学的精神，又孕育着一切科学。那么我们无须再争论中医与科学的矛盾，只需客观分辨两者在知识源流与形式上的差异，在方法与精神上长短融一，去芜存菁。究其局部，则必然牵连整体，那么应乎中医学，则应立足于自身的“解释”发源处，“重视经典，溯源及流，反思定见，正本清源。”（《医义溯源》）这正是一切求“新”的基础和正确的科学态度。

因此，立足于传统方式的中医研究的价值必定是确然的。它绝非仅仅是文献考据之学，而是以“辩章考镜”为基础之一，发挥“思”的功用，梳理这些“拼图”之间的关系，观察医学之“拼图”与其他“拼图”的关系。与此同时，又广泛参照一切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获得新的洞见。譬如，刘鹏老师在《医义溯源》里提到黄仁宇、葛兆光等史家的治学方法对他的启发，在论述方技与术数之学时更是参考了李零的《中国方术正考》系列研究，在全书的旁征博引中不难感受到，广泛横跨古今文史诸部的知识领域。又譬如，严喧喧教授在回顾中医人类学的首次“元研究”时，将中医医史文献与“中医文化学”的次级学科分化，都并入“中医人类学”中，并在结论处说到：“医学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已成共识，作为医学人类学的分支，中医人类学具有极宽广的应用价值......对于基层和现状的“接地气”的实证研究是人类学的长处，这可为中医和中国医学相关的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具体分析提供一手依据”则尝试引入起源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为中医学的学科研究辟立新的角度，亦不失为“中医主体性研究”的一种参照。文中又谈到：“（中医人类学）既可以中医作为研究对象，亦可以中医作为学术视角，以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文化来研究中国特色的医学社会文化问题。秉承先辈费孝通、黄现璠等开创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之路，中医人类学可为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医学文化研究的“中国范式”，文化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蝴蝶装《寒山诗集》南宋刊本）

在“生命”篇，刘鹏老师则回到了中国文化“体验之学”的发生之肇基。中国式的求真，是一个不断从有形到无形，从实到虚的过程。文中引用葛红兵的说法，将之称作“身体虚践”。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以人的“身体”这样的复合存在为例，假设它存在如精、气、神这样不同层次的结构，从表层到深层，依次为A，B，C……从“可被经验的能力”来看，容易被充分经验为“实”，难以被充分经验为“虚”。对于存在的“真值”而言，一个东西越真，它就越实，反之则说它越虚。那么从A到B到C，就是一个越来越“虚”的过程。恰如同内丹修炼家常喜言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意味着其一，B是A更深的结构（具有意识的神相对“气”在存在的目的上更为根本，在存在的影响上更为基础）；其二，B相对A而言时空的常存度更强（A没了，B还在）因此，一个东西越“虚”，它就越实。一个东西越实，它就越“虚”。当然，这里的思想前提是，人能够经验的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从根本上是受限的。（此处看法，另文详述）以及，作为意识体的“神”具有独立于肉身实体性。

在文明肇始，是《系辞》中的“近取诸物，远取诸身”，是天地万物一体的象征化思维方式，一者为灵感与直觉的诗性思维，一者为象数推衍的术数符号。在有形层面，将一己之身对应宇宙之存，因而有时空的对应与术数、感应的全息。在无形层面，将一己之心对应造化之德，因而肯定“神”在自身的实存与超越。有趣的是，一番梳理下来，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对中医的影响，亦看到中医对文化叙事和体验方式的重构。刘鹏老师例举了北宋二程（程颐、程颢）对天地之“仁”对照手足之“仁”的譬喻：

“医者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
《二程遗书》

我们当然不否认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之间彼此建构的文化意义和生命实践意义，然而也需要客观地看到其中的分殊错位之处。正是宋元以后，“医学儒学化”又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反向建构作用，由于儒家“道统”的确立和汉代中医文献正典化的影响，为求得中医传统理论体系在文化背景下新的支持与自洽，中医对自身进行了一定的“儒学化改造”，但这些改造却未必对中医临床的发展有实质性的推进。某种程度上，它与当代中医在“现代科学化”的背景下的自我改造是相似的。（参《医学儒学化与明代医家身体观转型》）这个改造自来已久，现行教材的编排方式与辨证论治体系亦是受1933年民国《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大纲》的思想框架影响，一步步奠基起来的。究其条纲，指导原则无一不是以“近世科学学理为尺衡”。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当时中医学的重构，亦间接影响了1949年后的中医教材编写，乃至于今。（《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210页）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无疑仍在发展的过程中。未来的中医学，正是奠定在当今的中医学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如何正确认识“科学”的意义，不含糊地进行中西汇通，同时找到诸文化现象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如何做到“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而扎根沃土，使中医学术如“傅博渊泉，而时出之”？我想，“身体观”是一个行之恰切的通路。回到它的内涵发生之处：

“身体观即对人体生命的综合认识。身体的内涵绝非等同于肌肉骨骼的堆砌物，它往往渗透进了人们对生命本身乃至整个宇宙时空的理解。正是这个原因，同样的身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常常拥有不同的内涵和表达方式。”
（刘鹏《医义溯源：中医典籍与文化新探》P179）

在“生命”章下的“身体观”诸篇，刘鹏老师对中医学身体观的内涵做了肯綮详尽的解读，这里不复赘言。其后的疾病、本草、养生诸篇，各有精彩的演绎，此文亦暂不展开“剧透”。此刻我想到的，却是在刘鹏老师另一篇关于医学史的文章中，谈到中医院校的医学史教学相对单调、委顿的现状，直言中医医史教学在当前整个中医院校教育中的边缘化迹象，亦分析了医学史课程受限于固有框架，而将自身内涵窄化的遗憾。进而，作者在文中呼唤藉由医学史教学思路的拓宽，而延展至人文通识教育的一种可能性尝试。后者的重要性再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人文通识教育（Genenral education）是一项普遍开设于国外大学及国内部分高校的综合性课程。近些年，在国内亦有风行，但总体的状态还是难言可观。浅言之，其旨在使学生具备较为完整的人类智识视野，为成为一个健全的存在着的人本身、成为一个具备文明与生命关怀力的合格公民夯实基础、播撒种籽；深言之，其传统自古森然。其理念最早来自古希腊的“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其原义难考，最直接源于拉丁语 artes liberales,而后者又缘于中世纪学者对希腊语的交互翻译，更早，又可以追溯到西塞罗（BC 103-BC 43）谈到自由学科之间交互关系时说的话。然而，无论是谁最早使用了这个词，无论其内涵着几个层次的教育内容，一以贯之的，是两大精神：一，求世界确定性之真理、其要在于理性；二、求自身灵魂的完备与至善，其要在于自由。二者互为枢机，统于“哲学”（最高之知识）中，成其“为学之道”。最为经典的两个例子，莫过于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开后世大学学术研究、学科思维之山门），其师柏拉图开设于雅典的“学园”（西方人文教育精神之源头）。观其特点，为学之肇始，即在于“通”，而非在“专”。可以说，这正是教育之本。它在先贤之中，早已有确认。

而现代大学的教育，现代“学术”之基础动向，在整体精神而言，实已难承其愿、碎片支离。虽不乏能“通”之人，在人文精神普遍陷落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奔走呼号，不啻螳臂当车。两千年前，轴心时代的先哲们各自在通达宇宙真理、建立其学说的同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这一后果。故此，他们一面在社会行动上谨慎行动，一面重心于建立一套完备的“通人”与“全人”的教育之传统，以求薪火之相续。然而，学问的兴衰，亦仿佛具有某种生态（生长壮老已）的“势”，恍兮惚兮，其中亦似乎有某种历史的必然。庄周有叹：“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观之中国，自五帝时期，有“成均”“上庠”，是最早的“大学”。春秋有百家私学、稷下学宫（起于齐。虽其存在与否见疑于一些学者，但无妨其为一种理想学府之代表），汉代以来有太学、国子学（晋），等诸大观，气象蔚然。我们知道，孔子之后，教育被提升至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渐成一套学统。从社会层面而言，它为培养文明的中坚力量而设，故一般面向的，是贵族和平民中的优秀人才；从根砥的价值观而言，办学之目的，在于践行先贤天道性命的价值观，它所关怀的是普世的民众。后者为本，前者为末。以儒家为例，其“儒家六艺”，无论经学、乐育、诗教，一言以蔽之，曰“修己成人”。所谓“古之学者为己”，在古代，被真正认可为“学者”的，是向善好学，勤于修己的人，为学的目的，始终盯紧灵魂的完善和生命作为一种整体的完成。

在《医疗社会文化史视野下中医医史教学的反思》的文末，作者如此说到：

“医史教学应该灵活调整其课程定位，在发挥其医学专业教育桥梁课程作用的同时，完全可以发挥其通识教育价值，而这又恰恰是其他中医专业课程很难担负的。通识教育对于医学生，可能不像医学专业教育那么容易见到短期效验，但对于医生群体职业素养的提升、医患关系的优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单就医生个体而言，借由通识教育实现对医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单是传统医患视角下，仅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患者的治疗，实际上也有助于医生对自身的关照。尤其是现在，医生工作压力巨大，医患关系也不乐观，医生对自身、疾病、患者的理解都需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样才能拥有健康的心态与实现职业价值的积极追求。”

当今的大学学子，除少数目标明确、执行力清晰者，很多人常在一种无奈与迷茫中，为应试升学、谋生的焦虑所捆绑，人的精神窒忿、生命力受自身与环境的重重阻塞，诸等情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医学院中，由于医学本身的漫长培养方式和中医在当代或多或少的尴尬境地，学子们常感难以坚持，或者欲学而难觅门径，故此，这种体验尤为普遍。此处无意多行批判，只是续行反思：人文通识教育就医生自身素养的培养而言，它的价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教育本身而言，如何避开高校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空心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精神生活现状，如何避免唯论文是瞻、缺乏真正学术品格的“学术工厂”式求学生涯？这是通识教育所面对的另一重现实。或者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教育从业者必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位教育者从事的是哪一门具体的学科。对此，我们只能从自身做起，去努力在师、生之间，在共学的彼此之间共创这样一份土壤。这一“使命”太过庞大，设想也太过理想，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地做到，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但这正是孔子所言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涓涓细流，可以为溪也。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学者，可以继续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随着他视野与人格的扩大，其“学与术”的范围也自然地扩大了。

医学在其创立之初，即为关照人生命的一种方式，它必然牵涉到一种生命观，因为实施医疗行为的主体和对象，皆是有完整生命的人。这完整性包含肉身，亦包含精神，包含精神主体意义上的“我”，亦包含法律、伦理意义上的主体的“我”。至于说这“完整生命”几分是出自本性的自然，几分是出自文化的塑造？我会这么说：人的本性驱使着他去创造文化，以达到对世界的整体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趋向一种生命的完整。百转之溪，可以涌海乎？

引用旧文思考“医学与人文”时的一段话：“发现原始人股骨中有愈合痕迹的骨痂”可以成为人类学家眼中文明的标志之一（Margaret Mead），即意味着人类对同伴的一种情如手足的恻隐，其行为未必能得到（当时的）文化意义上的一般性解释，但“人文”正是在此意义上发生。人从同胞之爱、从对生命和世界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出发，轨则自身，建立秩序，发展知识，共享生活。因此，医学一开始即是一种人文。我的生命如何被对待？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疾病的？面对死亡，我如何选择对身体可能的干预，以及合乎道理生活方式？人文并非医学的附属物或者安慰剂，而是在原初就深深嵌刻在医疗活动本身中，天然地带着人对身体与自然的整体理解。

黑格尔言“哲学就是哲学史”，在这个意义上似乎也可以说，医学就是医学史。中医学它产生于什么，有着怎样的流变，回应哪些问题，又关乎着它自身与自身之外的，怎样的当下与未来？中医学是一门“医”，也是一门“学”。当人立身于中医，与它共存、味其酸辛，就好像体会中国文化的命运，品知它一百年来承受的风雨迷离，尝它的真味，厘它的迷蒙，看它的辉煌，也看它的不足。在某些人眼里，医或为“小道”，却不妨其承“大”。这就如雅俗之辨一样，大俗即大雅。只要它对着真实的生活，对着信仰与热爱，贯彻着认真与审慎。

祝愿刘鹏老师这门课程作为一种中医学通识教育创新的尝试，可以启益更多的中医学子。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读《中医典籍与文化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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