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支持中国学者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原文刊登于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9年9月第36卷第9期

李恩昌

第一

李恩昌，温州医科大学健康与生命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健康伦理学专委会执行主委

      论述了重视和支持中国学者观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其是发展中国医学人文学科、构建学科体系的主要方法之一。并以毛泽东创造性提出革命功利主义、杜治政创新转换的提出人道功利主义、医学伦理助推器官捐献“中国模式”形成为例，对发展中国医学人文学科提出了建议，并列举了值得重视和整理的我国医学人文学者的部分观点。

医学人文学科; 中国学者; 革命功利主义; 人道功利主义; 器官捐献伦理; 健康伦理学

       中国的医学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科群的概念，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庞大的学科群。从目前来看，这个学科群至少包括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美学等。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重视和支持中国学者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医学人文学科、构建学科体系的主要途径之一。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发展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究竟如何构建?大家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和观点，是值得重视的。我觉得，重视、支持和提高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即扶持和提高中国学者具有创见、又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观点，这应该是构建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一项紧迫任务。因为在长期的研究中，由于医学社会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医学人文学科发源于国外，改革开放之初、在我国医学人文科学的拓荒期，我国学术界学习借鉴了西方医学人文科学许多观点和理论，这种做法，在开始时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现在和将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对及时了解国际医学人文研究的新动向、新观点，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这仅是研究的一个开始，是研究的一种方法。而远远不是全部。我们要看到，在这种借鉴吸收过程中，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实际，转换创造许多具有中国特点医学人文学科的新观点。更要看到，我国学者立足于我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或借鉴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或以中国当代人文理论和思想为基础、为指导，创造出了具有中国原生性质的一些新理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70年的今天，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采取恰当措施，给予扶持和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的:“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重视和扶持中国学者的观点，并不是反对学习和借鉴国际医学人文学的学术成果，而是主张在学习和借鉴国际医学人文学术成果的同时，重视、扶持中国学者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并将其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发展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之一。即主张学习借鉴和重视扶持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当然这其中的中国学者的一些观点其源头可能来源于国际学术界，但其已经经过了中国学者的的加工和改造、转换创新，赋予了中国元素。对于这类观点，理应重视和扶持。笔者曾和合作者曾发表过六篇系列文章，较为系统的论述过发展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有关看法，在这些文章中提出对待西方生命伦理学的两个方法，即“借鉴吸收、改造创新”“有机结合、充实提升”，现在看来，这两种方法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在当前，我们更应看到，珍惜中国学者的观点，珍惜中国医学哲学、社会医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发展的历史，珍惜每位学者对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贡献，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医学人文科学学者的责任。因为中国医学人文科学发展近40年来的历史，每位学者的理论、观点和研究足迹，已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中国医学人文界，属于中国科学界，属于共和国的科学史。列宁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国科学界对科学史重视不够、记录不足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杨振宁等科学家的关注和呼吁。所以，我们必须以忠诚、真实、科学和审慎态度的对待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这段历史，整理和铭记每一位学者对中国医学人文科学的贡献，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贡献，在庆祝建国70周年的今天，更应该提倡这种实事求是、铭记历史、启示未来的科学精神，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杂志杂志创立三十年多来，为我国卫生管理和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拓荒开路、垒土奠基，贡献有目共睹，是我国卫生管理和医学人文学科方面的标志性期刊之一。在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建议该刊设立扶持和支持中国学者观点的有关栏目。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和学会还应整合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医学人文理论创新典藏》等。

      而如何做到使我国学者处理好学习、扬弃、借鉴的关系，实现理论创新的目标，笔者下文中若干个案和和事例，也许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他在伦理学上的伟大建树，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回顾学习的典范和精神财富。

2.1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成长过程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三个阶段。

      少年的毛泽东，在家乡湘潭，主要接受中国儒家文化教育，儒家的“天人合一”“大同学说”以及“圣贤创世”的历史观对他影响很大。墨家平等、互利、兼爱的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伦理观的形成。特别是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坚韧不拔、脚踏实地等精神元素，极大的塑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性格。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等上学读书。在方维夏、徐特立，特别是杨昌济等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接触西方伦理学，学习《国富论》《逻辑学》《进化论》《物种起源》等西方著作，接触到西方的启蒙教育。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被毛泽东反复阅读，写下了12000字的批注。泡尔生是德国著名伦理学家，属于新康德主义，是形而上学泛心论的代表。通过这些学习，毛泽东了解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接触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怀疑论、无神论、泛神论等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了解了义务论，功利主义等伦理思想。毛泽东在学习以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之道德律”的观点。认为，道德的善具有自身固有的价值，它无关外物，超越一切利害和经验，从而成为“绝对命令”。虽然这一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尊重人的价值，要求进行社会革命的思想。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如饥似渴的学习《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史》等著作，并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并在他们的领导下从事中国革命的实践。理论的武装和实践的结合，使毛泽东世界观和理论体系实现了巨变，很快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回顾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深厚功底，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成为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导思想。从而使他创新与构建出了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伦理学。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如何发展中国的医学人文学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毛泽东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本文仅对其革命功利主义作一简述。

2.2革命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一种古老的伦理学理论，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由边沁完善而成。功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目的论，它把增进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是正确和错误的衡量标准。同时它强调的幸福以个人为本位，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这种思想一直为资产阶级所奉行。

      由于功利主义强调以行为结果来判断行为的善恶，而忽视行为的动机，一直遭到道义论，即义务论的批判，认为其只强调行为的结果，而忽视行为的道义是荒谬的，是站不住脚。二者相互批评了几千年。

      毛泽东以辨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功利主义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提出了革命功利主义的理论。首先，在功利的实质内容上，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为统一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功利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科学范式上的革命和创新。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进行了有取舍的有机结合。克服了道义论重视行为动机，忽视行为结果片面性。也克服了功利主义只重视行为结果，忽视行为动机的缺陷，提出了判断行为是否道德的有效标准，他说:“所谓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结果，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二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理论，可以说为争论了几千年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画上了句号。它吸收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二者的长处，将其创造性移植、创新性整合。使得道义论不再脱离物质利益空谈道德，也使得功利主义不再脱离动机而瞎谈结果。把“好心”作为好结果的开始，以好结果作为检验“好心”的依据，并要求不断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力争达到动机和效果的完美统一。毛泽东关于革命功利主义的理论建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走向成功的伦理智慧和精神法宝。重温毛主席关于革命功利主义的伟大论述，审视我们今天的医学人文学科、特别是医学伦理学研究，不仅仅是具有启发意义，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国门打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转型剧烈发展，市场经济资产和各种思想扑面而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各种思想对传统的医德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大处方、过度医疗和红包问题上升为中国职业道德的尖锐问题，人们对医疗卫生的怨气和质疑不断加深。这时，具有真灼见识的创新理论的引导极为重要。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的杜治政教授迎难而上，他在一面向人们呼吁医学道德重要性的同时，一面为医务人员的伦理遵循寻找新的理论武器。他认真分析了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利弊长短，认为:医学人道主义在强调人道主义、义务论的动机和责任时，忽视了行为的效果，忽视了功利;在强调医务人员职责时，忽视了医务人员的自身利益，不恰当地把动机与效果，义务与利益对立起来。他在分析功利主义的缺陷时指出:功利主义否定动机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不能反映人们之间道德关系的实质。就必然拒绝道德义务，拒绝遵守人对最起码的道德标准的认识，这就使自己从理论上走上了荒谬。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人道主义的缺陷，正是功利主义的长处，而功利主义的不足，在人道主义中得到了补充。所以，必须探索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结合、义与利的结合的路子，形成包括人道主义在内的新功利主义伦理观，一种人道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就是说，在继续坚持人道主义、义务论传统的同时，把道德的注意力转向整个社会人群，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基点。杜治政教授对于医学人道功利主义这种新的观点的内涵作了充分的说明:“医学人道功利主义，首先是人道的，他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在处理个体与群体健康利益关系时，仍然要坚持人道主义的精神，反对那种完全以功利的观点看待生命，反对把人的生命当作一种客观的物体看待的纯功利观点，但同时又区别那种只从人道主义感情出发而不考虑实际效果，不考虑医疗行为对于广大人群和整个社会利害。”他又认为，“医学人道功利主义，由于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故仍然肯定了医务人员对健康承担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良心，反对那种只重视功利而不顾一切的非道德行为，继承了义务论的优良传统，但同时又提醒人们，在面对病人健康道德责任和道德良心时，要考虑医疗行为的经济后果和医务人员的个人利益”。他同时还对医学人道功利主义，对新技术应用，环境保护带来的理论意义作了阐述。限于篇幅，不作详述。

      对医学人道功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在健康中国开始实施的今天，对健康中国的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器官移植技术是生命科学及医学领域最伟大的创新之一，我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以来，器官来源长时间主要依靠死囚器官，这虽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但遭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诟病，我国器官移植行业被国际相关行业所孤立，而核心问题是不符合国际器官捐献移植的基本伦理原则。我国器官捐献移植学术界较长时间的开展了“建立伦理的器官捐献系统“的艰苦工作。我国医学人文界紧密配合，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观点。黄洁夫教授，邱仁宗教授，翟晓梅教授等一大批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工作。笔者及其合作者论述了器官捐献伦理性、提出了“国家倡导是做好器官捐献工作的关键”、以及“新生命观”“新孝道观”等，引起了器官捐献界的关注。在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的领导下，经过我国器官捐献界和医学人文学者的共同努力，到2015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平、透明的公民捐献移植体系，实现了器官来源从主要依靠死囚器官到完全依靠公民捐献的彻底转变，形成了器官捐献移植的“中国模式”，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和赞扬［7］。而健康伦理学的确立和发展，为动员公民身后捐献器官，解决器官短缺问题，提供了更为深厚和充分的伦理支持。

 如上所述，系统总结中国学者关于医学人文学科的创新性观点，并对其倡导和发扬光大，组织和沉淀中国医学人文学科的创新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医学人文学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而要搞好这项工作，首先要对中国学者有创新性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归纳，笔者对其中的一部分做了粗浅的梳理:于光远教授关于医学、健康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彭瑞骢教授、赵明杰教授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研究;邱仁宗教授关于生命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杜治政教授关于医学伦理学系列理论的研究;石大璞教授等关于安乐死与临终关怀的研究;梁浩才教授、卢祖洵教授关于社会医学的研究;孙慕义教授关于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的理论;张文教授等关于卫生发展“灾害动力”的理论;张鸿铸教授关于医学养成规律的研究;沈铭贤教授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侯连远教授等关于健康道德的研究;翟晓梅教授关于生命伦理审查管理的观点;董玉整教授关于健康大数据伦理的研究;郭继志教授等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胡庆澧教授、张新庆教授等关于基因伦理的研究;黄钢教授关于医学技术规范伦理的研究;李瑞全教授关于医疗伦理咨询的研究;施培新等关于中国传统医德与文化的研究;徐维廉教授关于医学史的研究;阮芳赋教授关于医学伦理难题的研究;伍天章教授关于医德教育规律的研究;孙福川教授关于医学职业精神的研究;张大庆教授关于医学史的的研究;丛亚丽教授等组织的关于医学专业精神的系列研究;段志光教授等关于大健康人文的研究;王一方教授关于叙事医学的研究;陈晓阳教授关于医学人文的系列研究;尹梅教授关于医学人文教育的研究;王晓艳教授关于乡村医生人文建设的研究;张金钟教授关于中医伦理审查系列观点;郭照江教授，刘书文编审关于医患沟通的的研究;杨放教授关于军医伦理研究的思想;赵明杰教授等关于知情同意的研究;何裕民教授、张宗明教授关于中医文化的研究;贺达仁教授关于科技哲学的研究;彭庆星教授、何伦教授等关于医学美学的研究;范瑞平教授关于儒家生命伦理学的系列研究;李义庭教授、尤武兵教授关于临终关怀的研究;刘俊荣教授关于医患关系系列研究;赵美娟教授关于健康生活与伦理的研究;肖巍教授、俞文德教授关于公共健康伦理的研究;李伦教授关于数据库伦理的研究;田海平教授关于生命伦理发展的研究;曹永福教授、王宗浩副教授关于市场经济与医德的研究;杨放教授、常运立副教授关于道德创伤与健康伦理的系列研究;刘婵娟教授关于伦理制度的研究;马永慧博士关于微生态伦理的研究，等等。还有许多学者的创造性观点都值得总结，由于自己的阅历和眼界有限，也由于篇幅的限制，我这里所举出的，真是挂一漏万，希望有学者继续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总之，我国不少学者倾其一生创新发展的一些观点，或者在某个问题上的深入研究，都是值得珍惜的，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和扶持。这其中的许多观点，也为构建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的完整伦理体系，破解我国器官捐献率低的难题，打下了前期基础，提供了学理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