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徐义强│近30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宠物世界

原文载于《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37卷

徐义强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云南省红河学院国际哈尼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摘要】在医学人类学近30年的学科建设中,我国一些学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翻译了一批国外著作,开展了一些应用性研究,近些年还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为今后医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总体而言,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拓宽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加强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建设,并基于中国传统疾病认知基础上尽快形成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框架体系。我国医学人类学目前正处于学科初期起步阶段,其势方兴未艾,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人类学的价值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医学人类学的未来也必将大有可为。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研究回顾

医学人类学 (Medical Anthropology)是将人类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 应用在疾病认知、治疗实践和健康保健等医学研究领域上、人类学和医学交叉的边缘学科。该学科基本的出发点是,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采取的治疗实践和模式是不同的, 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长期的历史沉淀并为其所用的疾病观念, 从而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手段。早期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主要建立于人类学家在异民族田野调查实践上对非西方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人类学大师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埃文思·普里查德 (E.E.Evans-Prit-chard)、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等都在其民族志中讨论了异文化的医疗及保健。现代医学人类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 30年代克来孟特的带有很大猜测性的病原学概念。1 然而, 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人类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大致上可涵盖人类发展和生存的方方面面。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 医学人类学在西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人类学家初步估计,以美国为例, 大约每5名人类学家中就有1位从事着与医学人类学有关联的工作, 这种情形在西欧和澳洲等发达国家还有上升的态势, 医学人类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门话题。与西方发达之势相比, 我国医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较少,有关医学人类学的理论性研究则更是相对迟缓,这种情况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及学科地位不无关系。在近30年的学科建设当中,我国一些学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翻译了一批国外著作,开展了一些实际应用性研究,近些年还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总体而言,我国医学人类学目前正处于学科初期建设过程之中,处于起步阶段,回顾近30年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就有着特殊的学术意义。

一、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学科介绍和国外理论引介

1986年,中国人类学会出版了第一本医学人类学专集《医学人类学论文集》, 2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医学人类学研究的专集,共收录论文17篇,内容包括:法医和考古工作中对个体的鉴别,人体结构与产品设计中安全、舒适和健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体发育过程中的差异及原因,等等。论文集在体质结构和社会经济、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等研究方面在国内都属开拓之作,但书中所收录之论文大多是出自体质人类学学者之手,缺乏来自文化角度的研究。此后一些学者介绍了西方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并编写了医学人类学教科书,如锦州医学院(现辽宁医学院)席焕久教授主持编写了《医学人类学》,3较为系统详细介绍了这一新兴学科,内容覆盖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人种医学,人种精神病学,人种物学, 医学人类学与医学生态学、流行病学、行为医学、营养科学的关系,医学人类学与政治经济、伦理学的关系, 医学人类学与国际公共卫生事业、酗酒、药物滥用、吸烟、国际健康问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陈华教授长期关注医学人类学研究, 先后发表、翻译和出版了《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医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导论》、《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研究》等论著,4是我国医学人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徐一峰教授等编写了《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实践》一书5讨论了医学人类学的起源与理论、艾滋病防治与社会文化、生物伦理和医学研究的人性、瑜伽、萨满和神秘主义、精神卫生保健。

在国外著作译介方面,哈佛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道德的重量——— 在无常和危机前》、《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被翻译为中文；6王吉会翻译了《疾病与医学社会学》7其他较为重要的还有古德的《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8图姆斯的《病患的意义》、9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10彼得·格鲁克曼的《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11等等,均被翻译为中文介绍至中国。

应该说,以上这些教材或著作基本介绍了西方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向,对于我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和普及, 特别是在高校的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公共卫生领域的介入

21世纪伊始,国内一些在欧美获得人类学学位的学者将西方理念带回国内并重视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尤其是其大规模介入公共卫生防治领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从2000年开始历时5年,由英国政府提供1530万英镑来支持在中国主要是在中国西部云南和四川两个省的农村进行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的项目,涉及艾滋病的预防、健康教育、疾病的监测。项目部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些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清华大学景军教授展开了对流动人口艾滋病传播、血液买卖市场和中国青少年吸毒问题的研究,与一些青年学者形成了系列集体研究成果《艾滋病患者社会支持研究》、《农民工子弟饮食与媒体关系研究》、《艾滋病预防中的同伴教育研究》等。此外他还发现了泰坦尼克沉船事件所说明的社会等级、风险差异与伤害程度之间的密切关联,即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们在客观意义上受伤害的风险越大,他将这种关联称为“泰坦尼克定律”,12并以此作为对艾滋病在中国流行的风险分析之框架, 说明了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都带有深深的社会阶层烙印。他与哈佛大学John Kaufman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艾滋病：立即行动起来》一文,13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人类学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翁乃群研究员也参与研究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艾滋病防治工作,其曾到云南以及河南、新疆等艾滋病传播较为严重的村落实地调查,撰写了《艾滋病、社会人文研究与道德问题》、《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等系列文章,对艾滋病传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动力加以探讨,论证艾滋病或性病的传播在时空上是不平衡的, 是与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以及一系列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指出艾滋病的蔓延暗示着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不相协调。14中央民族大学兰林友教授从地方社会力量与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尝试建立综合的干预模式。与之同时, 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和他的团队展开了内陆型和跨境型流动人口和女性人群防治艾滋病对策研究, 以及临终关怀的一系列人类学理论切入的研究,15取得了不少成绩。同时他们还拍摄了影视人类学电影《虎日》, 探讨了小凉山彝族民间仪式戒毒,从而发现用民间文化的力量(如习惯法、家族组织、道德力量和信仰等)可以有效地抑制和战胜生物性疾病, 该片被卫生部评为艾滋病防治最佳实践片, 他所创造的“虎日模式”也被认为是目前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从中重新认识到如下事实:面临艾滋病这样一个难度极大的世界难题时,人类的防治与戒毒绝不仅依靠医学的、科技的力量, 而且必须有社会的、文化的诸种合力,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该影视组于2004年又拍摄了《回声》,展示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弱势群体,主要是吸毒、艾滋病歧视的表现和分析。

从2002年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侯远高等在凉山开展了“本土资源与弱势群体参与艾滋病防治的途径和模式”和“凉山腹心地区毒品和艾滋病社会控制行动”等项目, 探讨了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危社区建立艾滋病控制的有效机制, 提出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的艾滋病本土化防治模式, 同时对政府在防治工作方面的不足提出了批评。2005年,侯远高等几位彝族教师回到家乡,发起成立了民间NGO“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该中心的使命是围绕受毒品、艾滋病和贫困影响的妇女儿童,开展以权益保护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公益行动,促进妇女儿童的全面发展,推动公民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并在凉山开展了文化传承与健康行为倡导、艾滋病与毒品预防、儿童救助与妇女发展、乡村治理与扶贫模式创新、紧急救援与灾后重建等5个方面的工作。16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潘绥铭教授和他的团队从1998年起,定性调查了中国13个红灯区中的近1100位小姐与相关人物,17成为中国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 他们从性社会学的角度对于 HIV/AIDS的社会因素、男客的艾滋病风险与防治、艾滋病“问题” 的社会建构及其意义等作出重要的研究。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靳薇教授从2001 年开始,在中央党校组织开展“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政策” 的学习研讨活动, 开设了“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讲座, 主编了《中国面对艾滋———战略与决策》一书。艾滋病防治政策进入中央党校课堂一事,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靳薇认为, 领导干部可以有效带领全社会共同遏制这一“世纪瘟疫” 的蔓延。靳薇的杰出努力使其获得了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南京大学邵京教授一直执著地在河南艾滋病疫区作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帮助感染者和患者活得更有尊严,对“卖血”导致艾滋病传播的经济文化背景进行了探讨。云南大学张实教授自1999年开始,先后主持《云南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评估》及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在高危妇女中进行预防 HIV感染的健康教育》等项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李冬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社会转型与HIV高危险行为:甘肃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中认为,吸毒者中存在多种与HIV有关的高危险行为和相关危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 社会不平等影响着吸毒者是否容易受到 HIV侵袭。贫困、欠发达造成的教育水平低下和民族文化隔阂影响到吸毒者的艾滋病认知,从而导致他们的危险行为。18

成立于1994年3月的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YHDRA),是中国第一个研究生殖健康的非政府公共组织,植根于云南独特而丰富的多元文化,坚持医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致力于健康与发展领域的学术研究,以性与生殖健康、环境与健康两大领域为重点, 结合传统文化、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开展了多学科的研究和行动, 优先领域包括青少年性健康、妇女生殖道感染、性病与艾滋病、流动人口生殖保健、妇女权益与健康等19。2003～2004年,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张开宁教授同中山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在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技术支持下,与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 (PATH)一起开展了旨在探讨中国云南、广西及湄公河流域国家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方面的区域性合作行动计划;2004年底, 他们又开展了对亚洲开发银行无偿援助的, 为了降低性病艾滋病在建筑工人、当地社区居民中传播的风险, 减少高速公路建设对当地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的“保龙高速公路预防艾滋病项目”与公路项目配套实施进行的项目督导和评估。20此外,张开宁教授还参与组织第五届、第六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科学与医学大会,出版了相关论文集,21完成了三卷本的《青少年性教育》丛书, 出版了《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一书。22由邓启耀教授和张开宁教授共同指导的高一飞博士的学位论文《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23围绕由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 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下展开了关于艾滋病风险的民族志调查与写作,探索如何综合使用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视角来解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预防的问题。

从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从事博士后回国的中山大学程瑜教授主持了 An Ethnographic Study on the Drug Users Neighborhood Network in Guangzhou City(美国耶鲁大学re-entry课题),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进行了“深圳市育龄妇女艾滋病社会网络综合干预模式研究”项目,积极开展对深圳市性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此外他还试图建立中国乡土医学的理论框架,在医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上均做出了有益的探讨。

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在自杀方面的研究用力颇勤, 于乡土中国的“中国式自杀”现象出版了一系列著作,24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来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观念形态,他试图为当前国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自杀理论寻找出一种中国式的理论解释模式。

中山大学青年学者余成普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器官移植的困境及出路的社会学研究》, 有效探讨了季节性血荒和采血机构应对血荒的决策和行动, 引起很强的社会反响。云南大学禁毒防艾研究与援助中心张剑源对移植法律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危机进行探究,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例,借鉴医学人类学疾病研究中关于疾病的社会和象征方面的研究取向, 强调从生活实践中进行诊断。25

以上这些研究因关注艾滋病、吸毒、中国式自杀、器官移植等领域,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公共卫生的敏感性,很快通过各种媒体进入公众的视野,艾滋病、吸毒等公共卫生难题对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医学人类学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和舞台,客观上带动了我国医学人类学在应用领域的发展。

(三)民族医学及医学的跨文化研究

我国 55个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些有民族特色的医学知识, 如藏医和傣医等, 但较少有严格意义上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一些中医理论研究专家触及了医学人类学的理论边缘。新中国开展了大范围的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整理出大量的一手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调查报告, 其中有一些是有关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方面的资料, 部分人类学家在这基础上作了一些初步探索, 如张实教授长期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医学研究, 出版、发表了《体质人类学》、《云南藏医历史与文化》、《少数民族村寨疾病治疗的人类学研究》等论著26。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尹绍亭教授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影响云南边疆老年疾病文化、生态环境因素的跨学科研究”,从生态学的视阈对云南边疆老年疾病文化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为我们进行医学人类学的深入探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相比之下, 较具有传统医学人类学意味的研究出现在医学的跨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医学与宗教信仰方面, 最具特色的便是萨满信仰与仪式治疗的研究。作为一种民间宗教医疗体系, 萨满仪式的医疗一直备受行为科学、心理学、医学等诸学科学者的关注, 孟慧英、色音、乌仁其其格等发表、出版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东北亚的萨满教》、《萨满治病仪式的医学人类学阐释》、《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等论著,27将萨满文化和治疗看做一种原生性的宗教文化现象及一种地方性知识,对于萨满治疗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仪式的特征及治疗机制、治疗效果、医疗法则均作出有益的探索,与西方生化医疗模式开展了对话。乌仁其其格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而成的《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一书,则广受好评。28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邓启耀教授基于多年在西南地区的实地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巫蛊考察》一书29，首开巫蛊的医学人类学研究, 打破了学界的禁区, 并进一步将其扩展为非常意识状态和非常意识形态的层面,对巫蛊病症的诊断提出了一个跨文化的精神病学话题, 为研究蛊毒奠定了坚实基础, 引起学界广泛重视。广西民族大学黄世杰教授的《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一书，30对蛊毒作了系统的人类学考察和梳理,对蛊毒的定义、种类、制蛊的方法、蛊毒病因和治疗等方面作了一个全面的探索。美国伊利诺大学人类学博士刘小幸教授进行了彝族疾病信仰、仪式医疗和保健的研究, 所著之《彝族医疗保健——— 一个观察科学与巫术的窗口》一书, 31是一部关于中国西南地区彝族的医学人类学民族志, 本书并行考察了彝族两个支系“罗罗颇”和“诺苏”的医疗与保健系统,并就体系内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与调适做了细腻的展示与分析,讨论了诸如“传统与现代”、“知识与信仰”、“主流医学与民族医学”等话题。可以说,这是国内外为数不多的对于一个中国族群进行如此细致描述的医学人类学民族志作品,理论思考部分颇有新意。彝族学者巴莫阿依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探讨了彝族原生宗教信仰与彝族对疾病和健康的认知, 认为凉山彝族人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 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病与治病对于凉山彝族来讲, 不仅是一种生理的过程与感受, 也是一种信仰的经历与体验, 疾病与心理及其信仰密不可分。32此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永祥研究员探讨了彝族的疾病观念与传统疗法,通过对彝族“尼苏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后认为, 在社区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逐渐完善的今天,“尼苏人” 的疾病观念和传统治疗法仍发挥着较大作用,彝族社区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多是靠传统方法治疗的。彝族人对于传统方法的认同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困难, 它是与彝族的传统信仰和知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33

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包括疾病在内的经验世界是人们透过特有的文化透镜产生的认识，每一种世界观都会衍生出一套病因学观念，并导致相应的治疗方法, 人们对疾病病因的解释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因文化而异, 我们也就不应该就疾病论疾病, 而应该把它放在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和理解。我国民族医学及医学的跨文化研究正是从医学与文化的视角出发,将一个文化系统的信仰、价值与习俗视之为疾病与治疗的根本因素并纳入文化的构架下来进行的,因此在若干领域也取得不小成绩。这些研究也让我们得以深入理解多种文化知识系统共存及相互理解的必要性,由此,医学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向西方传统生化医疗模式“唯西方医学论”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呈现出的特点

回顾我国近30年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对其之学术研究在内容的侧重点上以21世纪为分界线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学科介绍为主,尤其是一些基本教材的编写和翻译, 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第二个阶段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特别是大规模介入公共卫生防治领域,体现出人类学者的济世胸怀和人文关怀, 带动了我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 医学人类学也进入公众的视野,同时也十分注重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与沟通,将西方理念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显示出了开放的胸襟, 综合起来看, 国内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起步发展可以说与美国医学人类学创始人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的努力密不可分。他曾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医学人类学勋章和美国人类学最高奖博厄斯奖,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最著名的专家,国际上约有一半的医学人类学专家是其学生。1969年,凯博文就把目光投向中国, 那时全世界的医学人类学才刚刚起步, 他在台湾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中西医诊治实践,还进行一系列乩童的调查和精神病的研究,带动了台湾医学人类学的发展, 1974年主持召开“中国医疗文化”研讨会, 1975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国文化中的医学:比较的视角》成为有关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经典集大成者34。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者被准许进入中国内地进行研究,他是首位以批判态度将忧郁症概念介绍给中国同行的西方学者,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化和国际化进程。20 世纪 80年代初, 凯博文在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跟踪调查8个多月,发现门诊中存在很多神经衰弱的病例,而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神经衰弱这一病种在西方已被精神病学家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删除了,代之以抑郁症焦虑症等具体病症。究其原因,凯博文认为神经衰弱是一个中国文化体系中更容易被接受的病种,它往往可与中医的“气虚”等相联系成为一个中西相结合的病种, 而精神病在中国则是被污名化的, 使用神经衰弱这样一个可以被接受的概念就可获得社会认同,倘若诊断为“精神病”在中国社会可能就被孤立和隔离, 因此这也是中国人生存的一个策略。此外,多数抑郁症患者和“文革”的不幸遭遇有关, 神经衰弱的诊断也是其在强大政治权力之下的一个解决自身问题的途径。当然, 他也指出,这是“社会问题躯干化”,本来是刚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出了问题, 结果社会用神经衰弱这个病种做了代替品35。此外,凯博文对于中国医学人类学的发展而言, 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学人类学学者, 如景军、潘天舒及吴飞,等等。凯博文本人也经常应邀到中国出席学术会议, 他与我国北京、上海、湖南和广东等地的医学科研人员和人类学家开展了长达20多年的学术合作和交流,为中国医学人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 目前我国医学人类学的开展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防治方面,特别是艾滋病防治上,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影响较大,对医学人类学的促进作用也很大。一方面,艾滋病等公共防治形势十分严峻,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 这种情形与国际医学人类学之情形相一致,由于欧美等国家的人类学家积极参与公共卫生工作, 近些年来,医学人类学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类学分支之一。当然,这或许与较为有利争取研究资源等因素有关,如较容易得到国外基金会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等等。

第三, 在医学人类学研究机构上呈现为明显的地域化格局之趋势,主要分布于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其中,北京的学者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领域, 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为主。如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和医学社会学研究所, 景军教授任中心主任和医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组织了“清华大学AIDS与SARS国际研讨会”。广州的学者集中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依托其悠久的人类学研究传统, 侧重医学人类学的综合研究, 与香港中文大学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2002年成立了 “中山大学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邓启耀教授为主任,张开宁、陈华、李法军为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是医学人类学、社会医学以及体质人类学应用,特别是生育健康教育及健康社会科学研究,从2005年起,开始对国人的体质以及健康状况进行调查, 并对非自愿移民群体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此外,中山大学于 2009年成立“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研究中心,并于2009年底和香港中文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召开了以“健康与文化”为主题的“首届医学人类学与行为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的学者集中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成立了“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凯博文教授担任中心荣誉主任,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潘天舒担任主任。该中心近些年翻译出版了“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一系列著作,包括凯博文教授最负盛名的《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疾痛的故事》等著作。这些研究机构将建设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基地,对于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值得中国人类学界关注,而高水平的医学人类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医学人类学国际化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三、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的反思

中国医学人类学历经近30年的发展固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 其学术影响力仍然较小,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 在医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框架上,主要还停留在翻译和借鉴国外医学人类学理论层面,其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也直接源于西方,有的并不能够很贴切地解释中国的医学文化,有的还需在医疗实践中进行检验。目前我们还无法在基于中国传统疾病认知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人的医学人类学理论和框架,这必将影响中国医学人类学深层次的发展。

第二, 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领域发展不均衡,对医学人类学中重要的一些领域如批判医学人类学及环境生态医学等,国内几乎处于无人涉及的盲区;对医学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关注不够;侧重于宏大叙事和粗线条式研究,专题性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更少见出色的医学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但从另一角度而言,医学人类学的重要起源之一恰恰在于对非西方医疗体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相比之于医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的薄弱,中国医学人类学在公共卫生领域成功的介入多少有点异军突起和后起之秀的意味,也说明了中国医学人类学在先天上的不足。

第三, 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较为薄弱。据统计,美国人类学学会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类学家从事着与医学人类学有关联的工作,几乎每一个人类学系都有医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而相比之下,中国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力量极为单薄, 目前仅分布于少数几个人类学研究机构中。此外,国内人类学界与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也乏善可陈,有待加强。

第四, 到目前为止,医学人类学还没有自己的专业性学术杂志。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人类学学报》是我国惟一报道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国家级刊物, 主要发表体质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的原始研究报告及综合性学术论文,侧重于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理论以及中国旧石器文化方面的文章,也有医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文章,但偏重于用体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医学问题,而较少文化研究的视角。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曾为此做出努力,如《思想战线》早在1996年就曾刊登著名人类学家王筑生先生一篇重要的引介医学人类学的论文36, 2010年辟出医学人类学专栏,刊登了医学人类学及身体研究领域早期的一篇重要著作37,作者为著名医学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西佩·休斯教授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罗克教授,论文区分了个体、社会和政治三种身体,从而使“身体”成为理解文化和社会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有关健康与病患的文化来源与意义的认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于2005年和2006年先后设置“医学人类学·中国艾滋病问题研究”、“医学人类学·公共卫生”专栏,重点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理论和知识,发表了一批中国医学人类学主要研究者的成果,在人类学界反响很大。另外一些关注医学社会性的杂志开辟了专栏,登载了不少与医学人类学相关的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性领域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医学与哲学》、《医学与社会》等杂志。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医学人类学专业性杂志的不健全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

疾病和医疗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共同体验,英国医学人类学家塞西尔·赫尔曼(Hel-manCecil)曾指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 与疾病有关的信仰和实践是文化的一个中心特征。”38因此,以研究人及其文化为目标的人类学学科也就不可能绕开医学和健康这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人们对医疗保健和生命质量的关注已经逐渐提上日程。同时,伴随发展而来的社会性疾病和艾滋病等问题也日益严重,人们关于一系列社会疾病问题的研究, 亟待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者的加入。对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问题,应该不仅仅从医学角度来关注,医学人类学也因此凸显其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来的这 30年也正是我国医学人类学勃兴发展的 30 年, 应该说, 我们在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为今后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与西方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医学人类学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门既富有理论又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学科,医学人类学的价值会被更多的人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人类学的未来也必将大有可为。

【注释】

1参见ArthurKleinman《医学人类学——门新兴的社会医学学科》, 《医学与哲学》 1995 年第5期。

2中国人类学学会:《医学人类学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6 年。

3席焕久:《医学人类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席焕久:《医学人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年。

4陈华：《方兴未艾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美]福斯特,[美]安德森:医学人类学》,陈华等译,台北: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1992年;陈华:《医学人类学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华:《寻找健康:医学人类学调查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

5徐一峰,严非:《文化与健康:医学人类学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美]凯博文:《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 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美]凯博文:《谈病说痛:人类的受苦经验与痊愈之道》,陈新绿译,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美] 凯博文:《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

7[法] 菲力普·亚当,[法]克洛迪娜·赫尔兹里奇:《疾病与医学社会学》,王吉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8[美] 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吕文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美]图姆斯:《病患的意义》,邱鸿钟等译,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

10[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11[美]彼得·格鲁克曼,[美]马克·汉森:《错位: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再适应这个世界》,李静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13 Kaufman, J.andJ.Jing, “ChinaAIDS-TheTimetoActionisNow”, Science, Vol.296, 2002, pp.2339 ～ 2440.

14参见翁乃群《海洛因、性、血液及其制品的流动与艾滋病、性病的传播》, 《民族研究》 2004 年第 6期。

15系列论文均见于《社会科学》 2007年第 9期。庄孔韶:《现代医院临终关怀实践过程的文化检视———专题导言》;嘉日姆几:《试析凉山彝族传统临终关怀行为实践》;富晓星, 张有春:《人类学视野中的临终关怀》;李晋:《佛教、医学与临终关怀实践——基于人类学的研究》;张庆宁, 卞燕:《综合医院里的临终关怀———妇科肿瘤病房和 ICU的人类学观察》;黄剑波, 孙晓舒:《基督教与现代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包路芳:《蒙古族的死亡观与临终关怀》。

16 《四川凉山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参见 http://www.izhuozhuo.com/group-3025.html. ④

17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网站 “潘绥铭的学术介绍”, htp://ssps.ruc.edu.cn/ .

18李冬莉:《社会转型与 HIV高危险行为:甘肃戒毒所的调查与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年。

19参见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网站:htp://www.yhdra.org/.

20参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网站:htp://www.anthrop.org.cn.

21张开宁,邓启耀:《世纪之交的健康社会科学——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科学与医学与大会论文 /摘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开宁,邓启耀:《亚太地区健康新挑战与新对策——第六届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科学与医学与大会论文/摘要》,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

22张开宁, 邓启耀:《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高一飞:《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年。

24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25张剑源:《移植法律的“病症”与“诊断”——以中国艾滋病法律政策为考察对象》, 《思想战线》2010 年第 6期。

26张实:《体质人类学》,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实:《云南藏医历史与文化》,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实:《少数民族村寨疾病治疗的人类学研究》,《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27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色音:《东北亚的萨满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色音:《萨满治病仪式的医学人类学阐释》, 载于孟慧英主编《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年;乌仁其其格:《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8陈华:《 <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 >评介》,《人类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9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

30黄世杰:《蛊毒:财富和权力的幻觉》,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4年。

31刘小幸:《彝族医疗保健———一个观察科学与巫术的窗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

32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 2 期;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李永祥:《彝族的疾病观念与传统疗法——对云南赫查莫村及其周边的个案研究》, 《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34 Kleinman,A.,P.Kunstadter,E.R.Alexander and J.L.Gale,Eds,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D.C.:USGPO for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N.I.H.,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