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思想是中医学的精髓和特色，是传统医学博大精深理论中最为璀璨、最具影响的学术思想之一。“治未病”理论的生活实践基础来自中国古代先民改善生存卫生的生活实践；社会心理根源是儒家文化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与见微知著的知己恒动观念，儒家文化的人命至重、致中和思想造就了“治未病”理论的伦理观与目标论，儒道文化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启蒙成就了“治未病”理论的方法论内容[2]。

“未病”主要包括疾病未生、疾病未发、疾病未传、疾病未复四个方面[3]。而中医“治未病”理论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瘥后防复”三大方面，涵盖了生命与疾病的整个过程。

一是未病先防即强调摄生，强调防患于未然， 即单纯意义上的预防疾病的发生；二是强调既病防变，是在疾病发生之后防止疾病的传变，这里强调的是早期诊断和药物干预，控制疾病的恶性演变； 三是瘥后防复，即恢复期防止邪气卷土重来重新侵犯机体[4]。

1. 秦越人《难经》

目前《难经》对于治未病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述对于疾病防变的控制阶段。多数学者都是从条文进行论述，并指导实践。《难经·七十七难》曰：“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 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也，故曰治未病焉。中工治已病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 故曰治已病也。”这是说内脏疾病按照五行相乘或相侮的规律传变，在治疗时就应当首先辨明有可能被传的脏器，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防传变。

2. 汉·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

《伤寒论》《金匮要略》作为治疗内科杂病的经典著作，不仅将“治未病”作为一种预防原则，更将其发展为治疗原则，并阐述了治未病的重要性和如何治疗未病，以及怎样处理已病和未病的关系。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5]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说明已知肝将会病传于脾，要在脾病之前预先加以治疗，丰富了“既病防变”的内涵。又曰：“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提示人们感受外邪，必须及早治疗，防微杜渐，使机体气血通畅，抗病能力增强，以防病邪深入于内，灭病邪于萌芽之时。《伤寒论·卷第二·辨太阳病脉证病治法上第五》：“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提示对太阳病有传变征兆者， 应及早采取救治措施和预防性治疗，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疾病逆传。

张仲景的“治未病”思想对现代的预防医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现代健康教育和临床实践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3.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一·诊候第四》[6]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同时阐述了“上医”为维持人体健康的养生医学，“中医”为疾病的早期干预，“下医”为针对已发疾病的治疗的观点，并将治未病者列为“圣人”“上医”。

4. 宋·窦材《扁鹊心书》

宋代医家窦材在继承前人“治未病”学术思想基础上，以医案形式充分肯定了艾灸治未病，在《扁鹊心书》中提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 附子第三”，推崇艾灸之法，注重扶阳，认为艾灸于无病时可预防保健，既病后可防变，与后世观念契合。

《扁鹊心书·卷上·须识扶阳》[7]云：“阳精若壮千年寿，阴气如强必毙伤……阴气未消终是死， 阳精若在必长生”，强调了顾护阳气的重要性。同时《扁鹊心书》重视辨证，尤其重视顾护脾肾之阳， 指出：“人以脾之母，以肾为根。”

5. 金元·李东垣《脾胃论》

金元四大家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治未病” 的预防医学思想，继承《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前人的思想理论，基于未病先防、既病防传、愈后防复，从脾胃入手对其进行了创新。

《脾胃论》提出：“顺四时之气，起居有时，以避寒暑，饮食有节，以及不暴喜怒而颐神志，常欲四时均平而无偏胜则安，不然损伤脾……而有病皆起”，强调了顺应四时之气，饮食有节，避寒暑、慎起居，劳逸结合，情志调畅，顾护胃气，从而达到治未病未病先防的效果。此外，强调重视补养之品，如濡润的“湿物”补益胃阴等食疗方法，在治未病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脾胃论》继承《黄帝内经》理论，概括出了以脾胃为中心的五行生克制化传变规律，强调重视脾病传胃、胃病传脾和督任冲三脉受邪发病，及升降浮沉理论、补中益气汤在治未病中的运用。补中益气汤是李东垣创立的名方，诸药合用，增加元气、卫气、肺气，升提少阳胆气，使病邪不能侵犯机体或阻止疾病传变，控制病证发展[8]。

疾病的痊愈阶段是人体正气尚处于相对虚弱的阶段，五脏六腑、气血津液尚未完全恢复。《脾胃论》： “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血气方可谐和”，可见保持情志舒畅有助于防止病情反复。

6. 元·朱丹溪《丹溪心法》

元代医家朱丹溪继承和弘扬了前人的论点，在《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9]中专列“不治已病治未病”篇章，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 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尝谓备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闭塞其涓涓之流，则滔天之势不能遏；备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扑灭其荧荧之光，则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尚不能止遏，况病之已成，岂能治欤。”

7. 明·张景岳《景岳全书》

张景岳深得阴阳补益大法，于虚损内伤中有独到之处，在治未病方面堪称大家。一是对于外感证的治未病思想。张景岳认为不可误用攻里之法，曰： “邪气在表，必有表证，既见表证，则不可攻里。若误攻之，非惟无涉，且恐里虚则邪气乘虚愈陷也。表证既明，则里证可因而解矣。故表证之辨，不可不为之先察。”意在如果误用攻里，反使里虚而邪气入里，体现了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想。二是对于虚损证的治未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