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本草纲目》译本源流及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启迪

1.引言

《本草纲目》是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名著，既高度重视历代医药著作的成果、继承发扬前人医药经验又含有李时珍本人原创性的研究成就。《本草纲目》全书190万余字，共分52卷，收载药物1892种，载入药方11096个，是我国古代著作中论述中药最全面、最丰富、最系统的典籍。这部著作吸收了历代中医药学家防病治病的精湛医术和本草研究精华，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以及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达尔文称其为“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王剑等，2018: 54)。18、19 世纪以来，《本草纲目》陆续被介绍到世界各地，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为各国医药界乃至博物学界开拓视野，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2.《本草纲目》早期译本源流

自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本草纲目》“金陵本”问世以来，陆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还广泛流传于国外，成为我国有史以来被译成外文版次最多的医学著作之一。(刘润兰，2014: 89)

2.1《本草纲目》在日本

自1606年《本草纲目》传入日本以来，日本科学家和医药学者一直竞相抄录和引用《本草纲目》原著，研究态势空前热烈。各种“和刻本”和编译版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启发了近代日本的药理学、植物学和化学，成为日本学者科研、教学和医学实践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李载荣，2004)1783 年，小野兰山将《本草纲目》译成《本草纲目译说》一书，共20 册。1929年，由白井光太郎、铃木真海、牧野富太郎等人以“金陵本”为底本，将《本草纲目》全文译注为 15 册现代日语版的《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张晟星，2003: 55)“头注纲目”不仅将《本草纲目》译成日文，而且对药材进行了考证，用头注、边注、脚注等形式，加注了原植物、原动物的科名、拉丁学名、和名(日文名)，对矿物药一般加注了英文名。1974 年，《头注国译本草纲目》刊行修订第二版，名为《新注校定国译本草纲目》， 在春阳堂出版。此版对原来误译、误注之处进行校正、补充，到 1979 年才全部刊完。( 王剑， 2015: 5) 至此，这是海外唯一一部最为完善的《本草纲目》外文全译本。

《本草纲目》对日本本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矢岛祐利在其主编的《日本科技史》中所言：“《本草纲目》刊行后不到二十年，就已在庆长十二年(1607)传入我国，它支配了我国江户时代的本草、博物学界，其影响更远及十九世纪末叶”(王剑等，2018: 22)。日本本草史学家森村谦一(1980:367)谈到《本草纲目》时也认为该书是一位民间人士完成的业绩，对中国本草学集了大成； 而从编写方式内容来看，都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因之在整个自然科学史中有世界的价值。

2.2《本草纲目》在欧美

《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因其蕴含的巨大科学文化价值以及先进的植物分类法，引起了欧美学术界尤其是在华传教士的广泛关注。1650 年，波兰天主教传教士卜弥格( Michel Boym)来到中国，将《本草纲目》中的几十种植物药译成了拉丁文( 潘吉星，1983: 13) ，并编成小册子《中国植物志》，于 1656 年在维也纳印行。后来，梯文诺( Thevenot)在其编撰的《旅行志》中将其译成法文，并于1696年出版。(王吉民，2011:72)这一事件开创了欧洲人研究、翻译《本草纲目》的先河。1732年，澳门行医的法国医生范德蒙德(Jacques Francois Vandermonde) 在当地中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本草纲目》金石部的法文摘译稿，164年之后才得以全文发表。(张秀平等，1993)

1735年，法国巴黎耶稣会教士杜赫德(Jean Baptise du Halde)根据在华27位传教士寄来的手稿编辑整理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出现了第一个《本草纲目》法文版的节译本，一经出版就即刻在欧洲引起轰动。1736年，法文版的《中华帝国全志》被译成名为《中 国 通 史》的四册英文版，由瓦茨(John Watts)刊行于伦敦。1738年，出版商凯夫( E Cave)再次翻译了该书全译本，题为《中华帝国及华属鞑靼全志》，并于1741年再版。1747－1748年，含有《本草纲目》内容的《中华帝国全志》从法文转译成德文，题为《中华帝国及大鞑靼全志》，该书刊于罗斯托克，同样为四卷四册。从1774年到1777年，包含《本草纲目》的《中华帝国全志》被翻译成俄文，严格按照法文版本的全名翻译了俄文版书名，并在圣彼得堡出版。1789年，含有《本草纲目》内容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现在莫斯科，这是从德文版转译成俄文的简明译本。

1920年，美国学者米尔斯(Ｒalph Mills)在朝鲜教学期间，积多年之努力，将《本草纲目》译成稿本40余册。德国医学博士达利士( Daluasch)和其助手罗斯(Ｒoss) 博士合译的《本草纲目》德译本，该书共计14巨册，附有精美插图。1941 年，英国学者伊博恩(B．E．Ｒead) (王吉民，1949: 12)在中国从事临床研究，在米尔斯翻译的基础上，与中国学者刘汝强、李玉田以及朝鲜学者朴柱秉等人合作，20多年后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英文版第8卷至第37卷、第39 卷至第52卷共44卷内容的全面介绍，涉及到《本草纲目》的草部、谷部、果部、木部、兽部、人部、禽部、鳞部、介部、虫部以及金石部。虽然不是《本草纲目》的全译本，但却比较全面忠实地反映了《本草纲目》的原书精髓和特点，为西方读者了解《本草纲目》提供了更多的参考。

由此可见，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义和西方医药的同时，也间 接将中国文化——包括中医的某些理论和思想介绍给了欧美，无意间为此后中医药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而《本草纲目》传入欧美，毋庸置疑的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19世纪英国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赞李时珍不仅是个医学家，而且是个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思想汲取并引用了《本草纲目》的理论和例证，评价《本草纲目》为“东方医药巨典”“人类绿色圣经”(王剑等，2018: 53) 。

2.3《本草纲目》早期译本特点

早期《本草纲目》虽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高度认可， 但国外学者一般对其采取节译法进行译介，而且译本颇多，只有少数版本能较真实地反映源语的本来面貌(张晟星，2003: 55)。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崇尚自然科学的西方人热衷于现代药物研究，进而有选择性地挑选《本草纲目》中有关植物药的部分予以精译。西方学者的“唯物”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本草纲目》译介活动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乃至如今欧美各国尚无《本草纲目》全译本问世。

中医术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几乎没有外语的文化对等词，因此在翻译和引入中医术语的过程中，早期翻译经常使用音译和注释。卜弥格在翻译《本草纲目》里的中药时，首先将其音译，然后以拉丁语的方式予以说明，同时将其功能和作用也做了较为具体的说明，还提供一些图片，让西方人通过对照更加直观地明确具体与哪种植物相关。再比如《中华帝国全志》(Du Halde，1738: 220)中《本草纲目》翻译大多选择音译，例如 Yin、Yang(阴阳)，Qifang( 七方)，Sanjiao( 三焦)等。字对字直译多用于方剂名称，如“四君子汤”译为“the Decoction of the four Wise Men”。方剂中所包含的药物也是按原顺序翻译。另外，中药药名、本草和中医理论的翻译也采用了逐字直译或音译辅以直译，例如“四气( 寒、热、温、凉)”和“五味(酸、苦、甘、辛、咸)”分别译为”Four qualities of the air, cold, hot, temperate, cool”和“Five several tastes, sour, bitter, sweet, sharp, and salty”.

3.《本草纲目》罗希文版全译本

20世纪90年代初，外文出版社提出海外读者更愿意看见在科研方面更具有优势的《本草纲目》译本，罗希文放下手头的工作，开始了《本草纲目》的翻译工作。历经 23 载后，在2003年，遑遑600万言、共6卷的《本草纲目》(全英译本) 全部出版，成为我国学者英译中医典籍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其译本多选用常见医学词汇、语言隽永、流畅易懂，多使用意译的翻译方式，还有大量对中国医药文化的注解。国内外学者盛赞罗希文的翻译工作架起了东西方读者和学界之间的桥梁，使西方读者特别是初学者不再视中医古籍书为“天书”难以读懂。由此可见，罗希文不同阶段的翻译行为不仅顺应了中国各时期社会发展趋势与宏观政策， 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典籍在海外的传播，加深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罗希文版《本草纲目》英译特色主要有：

3.1术语客观标准

《本草纲目》全译本问世之前，虽然各国的译本鳞次栉比，但中药名称在国内外却没有统一的翻译标准。在某些文献中，一些中药被直接冠以拉丁文名称，如天麻： Ｒhizoma Gastrodiae； 同时有些译者喜欢随意发挥，自己给药材起名字如将牡丹译为Chinese Mudan(正确译文应为 Peony)，红参翻译成Ｒed Ginseng (正确译文应为ProcessedＲadix Ginseng)。毋庸置疑，这些翻译处理方法难免带有译者个人的主观色彩，不够客观准确，进而可能阻碍中药名称翻译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为了将这部中国古代药物学集大成之作译成全英文版，罗希文(2004)潜心研究二十多年，在国家规定拉丁文译法的基础上，采取了“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对照的翻译方式，例如，黄连：Huanglian(Ｒhizoma Coptidis /Coptis Ｒoot )，芍药：Shaoyao(Ｒadix Paeoniae/Peony Ｒoot)；采用“三重保险”对中药名称进行释义。此法更为科学严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更方便中外读者阅读、研究之用，至今仍被译界认同，从而奠定了中药名称翻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基础。

3.2索引独具特色

《本草纲目》卷帙浩繁，对该书的全文英译实际上也是一次全方位的考证，每一句深奥的文字问题都要阅读古籍，做大量的考证，并对原文的一些错讹之处一一订正注解；为了便于《本草纲目》在西方的阅读和研究，罗希文编制出适合现代科学的索引，在英译版《本草纲目》的书后附录中梳理出了8个索引，对中药名称、引用书目、方剂、引用地名、古代官职等进行索引，全部采用汉语拼音、拉丁文、英文同时标注的方式。如苍术：Cangzhu(Ｒhizoma Atractylodis/Atractylodes Ｒhizone)，此索引法具有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体现了罗希文务实、严谨、创新的翻译观，对后来的译者有很大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3.3译本全面详实

《本草纲目》全书共 52 卷，分16部60类，载药1892种，附方11096首，附图1109幅，共190万字。该书博大精深，涉猎广泛，具有其他医学经典所不具备的特点；同时，内容的客观性以及分类的科学性，趋向于西方自然科学，因此易被西方学者所接受。

罗希文版《本草纲目》自出版以来，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好评；仔细推敲，不难察觉此书不但是一部严肃的《本草纲目》全文英译本，也是一部可以用来研究的版本。罗希文版《本草纲目》，无论是大到内容，小至编辑体例，可谓是“译古如古”，全面详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和风格，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历史和医药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英语文献。

4.《本草纲目》的译介对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医药对外传播正面临最好的时机，在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下，中医药正在迈向一个更加宽广、影响力更深远的舞台。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显示，我国的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86个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17个中医药中心。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交流和推广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中医药的国际化给中医药翻译和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 承载着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医古籍的翻译， 属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草纲目》作为我国历史上一部最为伟大的科学巨著之一，其蕴藏的中国医药学价值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博大精深，是我国医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英国世界著名的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54: 147)曾认为，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著作仍然是研究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通过对此巨著的成书、传播、译本源流的系统性分析，在当今“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 对加强中医药文化的译介及传播，有着重要启迪。

4.1中医术语翻译需要统一标准

通过回顾《本草纲目》早期译本源流，我们发现早期传教士对中医词汇的翻译借用了一部分西医词汇，以西医的科学标准去要求中医，造成偷换中医名词的概念， 使中医的对外传播中产生歧义和认识偏差。正如笔者(梁忠等，2015: 95)指出的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不可互为标准。由于早期不恰当的翻译导致人们对中医的误解和认识偏差。对以往的翻译带来的结果，现在已经无法改变，但需要澄清和纠正偏误，更重要的是在以后中医及其文化对外传播时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王曦、方廷钰(2019: 31)指出在中医药对外传播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 随着西方国家要让中医文化走向世界，更多中医英译研究者开始关注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性。中医术语亟需确立统一的翻译标准，需要通过制定中医药术语翻译标准编制通则，确定标准术语英译的原则、标准术语英译的方法和中医核心术语及部件的英译。

4.2中医药语料库需要加强建设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革新，语料库的快速发展对语言翻译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基于计算机的语料库分析软件有助于译者分析、检索和提取所需要的语言用例和数据，使翻译工作更加现代化，也使得语料库技术为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平台。比如可以将《本草纲目》早期译本和罗希文全译本设计成汉英双语语料库平台，利用中医药语料库进行定量定性分析，通过比对为译者提供参考，帮助译者更为客观科学地选取词汇，使译文更为准确的反映原文风格，为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化工作开创了一条更为科学、客观的途径， 使中医药对外翻译更为准确标准，推动中医药对外传播。

4.3中医药翻译人才需要进一步培养

翻译学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译者用自己的母语或是最能精确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语言进行翻译。翻译中医文献所需要的知识很广博，尤其在翻译古代中医文献的时候，译者还必须对中国历史、文学、用典等文献里不可或缺的东西相当地了解。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外语语言知识，掌握一定的中医药基础知识， 掌握中医文献学知识，熟悉本学科的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具备从事中医药文献翻译、中医药外语信息、中医药临床翻译、中医药外语语言教学、中医药对外教学、中医药外语研究、中医药外文出版等工作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以适应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需要。

在中医蓬勃发展的今天， 回顾《本草纲目》的译本源流，探究和摸索中医古籍英译的方法，无疑可以弥补中医文化对外传播中的薄弱和不足，更加全面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通过继续发掘《本草纲目》中的文化瑰宝， 开拓中外文化交流新领域，推动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