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后世有关《内经》的研究不胜枚举。唐代杨上善撰注的《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太素》)是我国已知最早全文分类注释《内经》的重要典籍。而日本仁和寺发现的《太素》是现存《黄帝内经太素》的唯一祖本，是日本仁安年间影唐抄本，日本政府分别于明治四十三年 (1910 年 ) 和昭和二十七年 (1952 年 ) 两次指定仁和寺藏《黄帝内经太素》为国宝。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渊薮，自先秦成书后，到宋以前已出现多种古传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内经》在某些字、词、句，甚至篇章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造成了后世对《内经》认识上的许多歧义。因此，宋以前，一些医家就先后对《内经》进行整理研究和注释阐发，流行一时的主要有全元起的《内经训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和王冰的《次注黄帝内经素问》等。这些《内经》注本既发展了中医理论，对《内经》的流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时期，政府成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校勘整理《黄帝内经·素问》时以王冰的《次注黄帝内经素问》为底本，同时也参照了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作为对照勘本。

宋以后，林亿等人校勘整理的《黄帝内经·素问》广泛流行并影响至今。然而，南宋后期由于时局动荡，战事频繁，《太素》在我国便散佚不见了，此后中国境内也鲜有述及《太素》的著作。

日本文政三年（公元1820年），京都名医福井榕亭父子模刊了家藏古卷子本《黄帝内经太素》卷第二十七，这一事件引起日本学界的震惊。十年后，日本人在距福井氏寓所不远的仁和寺宫中终于发现了唐代传入日本的手抄御藏本杨上善注《太素》残卷，经过整理共23卷（其中有零星缺字）。当时有人推测，由于仁和寺宫曾遭受过一场火灾，在灭火和抢运宫藏古籍过程中，可能部分《太素》散卷便落入了某些个人手中。同时，日本学者证明福井氏的家藏本正是该抄本流散民间的一部分。《黄帝内经太素》在仁和寺沉睡几百年后重见天日。

仁和寺藏《太素》不仅是唐宋时期《内经》的古传本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太素》重现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初期古本《内经》的原貌，正确认识和理解《内经》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

日本藏有大量汉籍，近代以来，许多文人学者都尝试在日本寻访汉籍带回国内。尤其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出现崇尚西洋、鄙视汉学的社会风气，原本保存汉籍的寺院汉籍大量流失。同时，日本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在明治维新后也发生变革。日本政府全面推行新的医师考试制度，规定汉方医师必须通过西医考试才能领取执照。这种压制汉方医学的政策使日本汉方医师纷纷低价出售自家收藏的汉方医书，导致大量医籍流向市场。

这种天赐良机被中国旅日学者杨守敬紧紧抓住！杨守敬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藏书家。42岁时，杨守敬应召赴日本任驻日钦使随员。旅日期间，杨守敬大量寻访中国古籍，他节衣缩食，购回大量古籍，得书数万卷。其中既有十分珍贵的六朝及唐代抄本，也有世所罕见的宋元版古籍。古医籍也是杨守敬回购的一部分，他曾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森立之交好，森立之也将自己的大量藏书卖给杨守敬。

《太素》重现后，杨守敬最终将仁和寺宫中所藏《太素》残卷的影抄本带回中国。湖北人萧延平是杨守敬的同乡，同时也是武昌医馆馆长，他从杨守敬处获得影抄本后十分重视，并着手开始进行校正。萧延平参考大量古籍对《太素》进行校勘、补缺、辑复、注释等，历经二十年，最终完成兰陵堂本《黄帝内经太素》，成为目前国内学习和研究《太素》的重要版本。

近年来，从《太素》的作者到注文内容，均有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太素》首创对《内经》进行全面分类研究。他将《素问》、《灵枢》原篇拆散，按其内容分19大类。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分若干小类，可谓有纲有目，子目章句布序井然，加强了《内经》内容的系统性和条理性。

《太素》被学者认为是《内经》最好的古注本之一。概而言之，《太素》对《内经》的注释有两大特点：一是尊重古传本，对传本经文有错讹之处，并不妄改，而予注文说明。对传本经文有疑义者，保留原貌存疑待考，保存了《黄帝内经》各篇的早期文字形态；二是注释皆以传统训诂学经典著作《尔雅》、《说文解字》、《广雅》等为依据，并结合医理阐释。

此外，因正史无载，对于《太素》的作者杨上善为何时之人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经多位学者考证，杨上善官任“太子文学”，这个官职是唐高宗时期设置的。另外，《太素》中的文字主要避讳唐初的帝讳。如：唐高祖为李渊，唐人避高祖讳，凡遇“渊”皆以“泉”替代，所以，《太素》中足少阳胆经穴名“渊腋”改为“泉掖”。手太阴肺经俞穴“太渊”改为“太泉”。唐高宗为李治，为避高宗讳，将“治”改作“理”或“疗”。由此可见，《太素》的作者杨上善是唐初人，这本著作大致撰于唐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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