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朝代性开放令人瞠目结舌！如果马蓉生在这朝。。。

神州日知 乐儿

唐朝皇室可谓人伦丧失，道德败坏，恶名留青史，为后人不齿，亦给大唐衰败留下祸根，到唐玄宗终因沉沦女色而由盛转衰。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当皇帝的都不讲究礼法道德，朝野上下不拘礼法、不重贞节之风便油然而生，并渐成气候。

所以，唐朝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开放的朝代，不仅经济、文化对外交流十分活跃，也包括性开放。

唐朝之所以性开放的原因很多，而唐朝皇帝的“乱伦”失德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 

当皇帝的如此丑态百出？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礼教束缚松弛，带来中国历史少见的不拘礼法、不重贞洁的性开放或曰性自由。

这大概是受李唐北人血统的影响，所谓的“脏唐”之说，亦寓意唐朝不拘纲常礼法、无视人伦道德的空前“性自由”。

唐朝曾出过一批传奇小说，不少是男欢女爱的“八卦”故事。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唐代文人居然将“牛郎织女”也娱乐八卦过一回：让织女丢下牛郎，跑到人间与情郎幽会。

织女却说：管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

这则八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

李唐皇室始终秽事不绝。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位后，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让弟媳妇成为自己的杨妃。

之后，李渊从父兄子、卢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

唐高中李治则在当太子时便与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即武则天)关系暧昧，继大位后便让自己的庶母出任“第一夫人”。

唐玄宗李隆基则夺儿媳妇杨玉环为自己的贵妃，宫中礼数实同皇后，可谓“公媳恩爱”。

更有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两对母女公然包养男宠、淫乱宫闱；高阳公主则与辩机和尚私通，并赠侍女二人给丈夫，似乎像是一种“性”交换。

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

其实，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

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了女皇后，更是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因此，唐代是中国古代妓业繁荣期，宫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发达。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

唐代宫妓之盛，绝不亚于隋朝，并正式形成教坊妓制度。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

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社会上淫佚成风。

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

故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

崔颢《得体歌》诗序曰：“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陕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集两县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贵族们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之诗句，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

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

此荒唐之诏，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乐。

唐代的市妓也不甘落后，规模十分可观。当年长安的平康坊，曾有“风流薮泽”的艳称。

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的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

都说中国的恋爱自由是有近代西方引入，需知在唐代，恋爱自由就相当的普遍。

“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唐代女性自由的爱情生活。

从史书和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唐代民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非常流行。

按《唐律》规定，年轻人在结婚前可以自由恋爱、私订终身，如果父母不同意那是父母的事，只要二人情投意合，法律会给与绝对的支持，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才算违律。这几乎就是如今的流行语翻版：我的爱情我做主。

而且，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

当时，婚前性行为、婚外恋普遍程度不亚于今日。如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

晁母也非常看得开，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而是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

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

唐人不仅对婚前性行为开始，就是对婚外性行为也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

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

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

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

另据敦煌资料显示，当年的敦煌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

但是，唐朝法律对婚姻的规定也十分的详细。例如《唐律》对离婚就有三种规定：

第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第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

《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

《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以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

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

意思就是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

第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

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男人失去提出离婚的专利权的唐朝，女人第一次有了对婚姻说“不”的权力，第一次可以和丈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一次可以仰首挺胸对别人说自己要离婚，并由此致使当时离婚率一时间竟居高不下。这虽然是个“新”社会问题，却也侧面说明了女权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和发展。

唐代是一个妇德严重失范的朝代，女性亦可不重贞节，不守贞操，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

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

据《新唐书公主传》载，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不以为怪。

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官僚贵族的女儿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后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离婚，还有夫妻不合协议离婚的。

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

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一是由于唐代性文化比较开明，对于官吏宿娼，不仅没有法纪约束和舆论非议，而且会被视为风流韵事而传为美谈，甚至加以仿效；在民间，私通都不算什么太严重的事，狎妓更算不得什么了。

二是经济的繁荣使城市发展，流动人口增多，从而增添了临时性的性需要；而商品经济造成两极分化，有些娼家女卖身，从而又能在市场上满足这种需要。

三是社会繁荣，国家富庶，使帝王、贵族纵情声色享乐，而帝王淫乐生活又影响社会，例如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教坊、置梨园、统４万宫妓作乐以及他和杨玉环的风流韵事传播朝野之后，文人士子们对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排斥而是羡慕，因而更加潇洒自如地走进秦楼楚馆，拜倒在石榴裙下，沉醉于温柔之乡。

四是唐朝后期社会的开始衰退和五代的乱世，又使一些人产生消极心理，人生如梦，为欢几何，于是迫不及待地及时行乐，以声色自娱，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正是这种生活的写照。

当今社会，实际上，人们对于婚外性行为的现象似乎也已不足为奇了，由于这一问题的频频发生和被报道，尤其是对于像明星这样的公众人物的不光彩之事的曝光，对社会中个人的价值观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会产生影响。

而马蓉的出现，其实，人们也不是完全因为她的婚外性行为，而且她在发生婚外性行为中，还由更恶劣的行为，比如，和宋喆合谋骗走家产等，而这，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如果事情属实，甚至涉嫌违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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