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話已成為當代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在這樣的研究中，人們或站在“完全他者”的立場、探討宗教對話的可能和必要；或從某一宗教角度， 對比分析另一宗教中某些相應概念；或以一新的理念來重新詮釋兩個宗教中的相似概念。就學術研究而言，這樣研究方法無可厚非，其研究成果亦有助於加深人們對宗教的認識、促進宗教思想的發展。但是，從宗教角度来看，這樣的研究一直都得不到宗教界的認同和參與，因為之一，其研究結果背離了宗教傳统和信仰體系。或許正因如此，當代宗教對話研究亦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宗教對話的本質和目的是什麼?。本論文從菩薩思想分析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巴厘語系佛教之間對話和合作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這樣的分析不但有助於三大佛教語系之間的合作，而且可以為當代宗教對話提供一些啟發；由此進一步探討佛教内部對話對當代宗教對話的啟示。
菩薩思想可以追溯至早期佛教、乃至佛陀時代。在西元前四世紀左右成立的阿含經典中，特别是在[本事] --itivrttaka、[本生] --Jataka、[因緣] --nidana、[譬喻] -- avadana 等經典中，己出現“菩薩”理念。在這些經典中，菩薩特指釋迦牟尼前生在燃燈佛前發願、授記，至最後生在菩提樹下成佛前的全部修學生涯。菩薩是菩提 bodhi 和薩堤 sattva 的缩寫，意指覺有情，有時亦可譯為大力或大士。銅鍱部中的[相應部]提到過去七佛，每一佛覺悟時都道:“ 世尊應正等覺，未成正覺菩薩時。”七佛所覺悟的皆同一佛法，雖然所教各有不同；在同一時間內，世界上只有一佛一 菩薩。 釋迦牟尼佛涅槃後， 世間亦只有一菩薩，那就是現在兜率天、 並將於未來至人間成佛的彌勒菩薩。
根據[阿育王石柱]記載，阿育王登位十年，曾發心行菩薩道。這可能是現有阿含經之外、最早有人發心行菩薩道的記載，雖然這樣的記載離佛陀涅槃已約有一百多年了。一 些學者認為，菩薩思想原创於佛教，雖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其它因素，如印度宗教、波斯宗教文化、希臘藝術、土著傳统、以及基督宗教等的影響。佛陀涅槃後三個世紀左右，即西元前二世紀時，菩薩思想得以進一步發展。 當時，佛教僧團中的一些出家人忽略他們利他的職责。他們變得過於以自我為中心和追求寂靜，不復有在人間弘法的熱情。他們似乎只關心個人痛苦的解脱，對傳播佛法和利益他人失去興趣。正是在這些僧眾喪失利他精神和熱情時期，佛教界一些大德開始重申菩薩思想、倡導利他菩薩行。随著大乘佛教的發展，菩薩取代佛陀在教化眾生中的地位，菩薩的形象亦有所變化。佛陀覺悟前現太子相的形象越來越流行，成為菩薩慈悲、智慧、大雄的象微。結了婚的太子，有家庭、具大力，深受大乘行者的喜愛。菩薩不但是宗教修行的典範，亦可以幫助人們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一般來說，大小乘佛教的主要分別在於行菩薩道和證阿羅漢果。但是，這並不是說佛陀時代的聲聞弟子只求證解脫而無視菩薩行。聲聞弟子重智慧，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慈悲、或不從事社會服務。在修行過程中、乃至證阿羅漢果後，聲聞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蓮等亦行菩薩道，度化眾生，可稱為“聲聞菩薩”，也就是印顺法師所說的“二乘菩薩"。大乘佛教興起初期，學佛者“多分是先學聲聞乘，修行證果，然後再回入大乘。”印度佛教史上的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都先於聲聞乘中出家、受戒，外現聲聞僧相，内修菩萨行。在早期大乘佛教經典中，如[法華經]等眾多聖菩薩，如文殊、普賢、維摩詰、善财等，都常現在家人相，普利六道眾生。這些大菩薩廣行六度四攝、留惑潤生、利益一切眾生。
随著大乘菩薩思想的發展，慈悲心越來越重要，同等於菩提心；饒益有情不但是菩萨應行之法、也成為應行之戒。同時，大乘佛教亦發展了早期佛教信仰理念，菩薩崇拜和他力拯救開始出現。根據 Har Daral 等人的研究，他力崇信理念最早出現於佛教早期佛教經典、特别是阿含經典，就重视建立在實踐基礎上，可印證的信一Saddha。大乘佛教、特别是淨土佛教發展了这一理念，產生了他力崇拜—bhakti 和他力拯救。這樣，大乘佛教菩薩思想發展，經歷了從“行菩薩道"至“求普薩保佑”的過程；諸大聖菩薩智慧無礙、行願無量、恒顺眾生、有求有應；苦難眾生祈求菩薩保佑。西元四世纪左右，婆羅門教在印度復興，或是為了適應以信仰天神為中心的婆羅門教文化和社會，天神崇拜融入佛教信仰體系，“天菩薩 ”思想逐渐形成和發展，祈求天菩薩保佑成為印度晚期大乘佛教的主流信仰，深刻影響了密乘佛教。密乘佛教發展了早[本生]等經典中菩薩徧入六道、利益群生的思想，進一步把龍、 鬼、夜叉等纳入菩薩思想系统。這些非人菩薩三命通会巫咸撮要菩薩一樣，“以菩提心為因、 大悲為根本，以方便而至究竞，”示現種種相、護持佛法、救度眾生。
從早期佛教的聲闻菩薩、到早期大乘佛教的人菩薩和聖菩薩、再至後期大乘佛教的天菩薩，菩薩思想發生了“典範轉移”式演變。從根本上說，這種演變不是菩萨思想本身的改變，而是這種思想呈现方式的改變，旨在契合不同時代和社會的需要。中國佛教具足以聲聞乘為主的巴厘語佛教、和以大乘為主的漢傳佛教以及密乘佛教。漢傳佛教亦含有早期聲聞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以及後期密乘佛教中的菩萨思想。其中，聲聞菩薩、人菩萨、聖菩薩理念與中國傳统哲學、特別是老莊思想相結合，構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僧團生活和修行模式典範；天菩薩或非人菩薩理念與傳统儒教和道教文化及其救贖倫理结合，產生了“神菩薩"文化。菩薩“救苦救難”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學佛者成為信佛者，信佛者成為拜佛者。一般人不再向菩薩學習慈悲救護的精神，而把菩薩當成神來禮拜，以期滿足自己的欲望、獲取保佑和恩惠。宋明以降，“神菩薩”文化在中國民間社會廣泛流行，深刻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生存和發展。清末民初的“鬼神佛教”、“死人佛教”正是“神菩薩”佛教的延續。随著近代科學的發展、社會的變遷、和人生追求的改變，這種文化不再適應人生需求和社會需要。在這樣的情形下，人間佛教產生了。太虚大師等佛教先進重新詮釋菩薩思想，重建以人為本、行菩薩道的人間佛教。
幾乎與人間佛教同時興起的、產生於斯裡蘭卡、發展於東南亞並傳播至歐美社會的参與佛教(Engaged Buddhism)， 亦是傳统聲聞乘佛教或上座部佛教菩薩思想的現代發展和實践。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東南亞國家的佛教，同其民族一樣，深受西方政治和宗教的壓制，僧團失去教育社會、導化人生的權力和義務，被迫退入山林和寺院。十九世纪末，以佛教文化為根本的民族覺醒運動在這些國家掀起。在佛教僧人和具有佛教文化背景的社會人士的领導下，佛教復興與民族覺醒結合起来，推動了社會政治變革和民族獨立。佛教重新走入社會，参與政治，服務大眾，出现了所謂的抗爭佛教一Protestant Buddhism— 一方面對抗傳统佛教中不合時代社會的因素，另一方面對抗西方政治和宗教。 上個世纪五十年代，這一運動傳播到其它上座部佛教國家，並在西方國家得到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以密乘為主的藏傳佛教在西方社會廣泛傳播，得到社會和文化界人士的關注和信仰，同時亦對傳统密乘佛教進行了深刻反思和發展。這樣，經反思和改造後的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並列存在和發展於西方社會，產生了當代参與佛教(Engaged Buddhism)。在很大程度上,参與佛教三命通会巫咸撮要間佛教一樣，不是對傳統佛教的抛棄，而是反思，是對其中不再契合時代的文化的對治；最為根本的，即重新彰顯各佛教中的菩薩精神一是佛教菩薩思想的創造性詮釋和現代化實践，倡導佛教走入社會、服務人生。
當前，漢語系、巴厘語系、藏語系佛教之間的友好交往、對話合作已是大势所趨，菩薩思想可以大大促進這樣的交往與合作。菩薩思想贯穿於三大語系佛教，亦是當代國際社會兩大主流佛教——人間佛教和參與佛教的根本，可以成為當代佛教内在對話的基礎和交流合作的平臺。下面，我就有關這個方面的對話與合作，發表一點見解：
二、不同佛教傳统在理論和實践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是，這些差異都是佛法在不同时代、不同時代應化不同眾生的文化示現，具有很大的契機性，但业不違背根本佛法。每一位佛教人都可以、而且應該具有自己的佛教歸屬 —Buddhist i denty-在實踐自己信奉的佛教傳统的同时，亦要瞭解和掌握其它佛教傳统的在歷史、義理、文化、乃至修行等，並進行比較、觀察、乃至寶践。因此，人們不必、而且不應該把事相多變的“佛教”，當成理相不變的“佛法”，究竟以佛法為皈依。建立在佛法基礎上的對話，才能排除外在的斡擾、實现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對話、達至對佛法的真正理解。
三、佛教三系對話不但是佛教名相、義理、歷史、文化上的對比，更是宗教修證的交流。不同與對它宗教對話，佛教三系對話以佛法為共同基礎，信仰者雖有不同修學法門、乃至宗教體驗，但都以涅槃為究竟。這樣，佛教三系的對話與交流不但無損於各自的佛教信仰，而且能夠提昇各自的宗法修證。其實，真正的佛教信仰来自於實践，而真正的對話亦建立於共同的佛教信仰和佛法實踐之上。
四、菩薩思想是佛教人佛教信仰和佛法實践根本，亦是當代佛教—人間佛教和参與佛教實践的思想源泉。人間佛教/参與佛教旨在使佛教契應社會，重在服務人生，即慈悲利生的實践。如何使佛教更好地契應社會、服務人生，這亦應成為佛教内在對話的主要內容。這樣，佛教對話的重點就是探索各自佛教傳统中的菩薩思想、契合當代各社會人生需要、開發新的佛教文化，幫助人們提昇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生活水準。
以菩薩思想為基礎的佛教對話與合作，既有助於佛教人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昇，亦有助於當代社會的發展和物質文明的建設，其實践主要表現在教育、慈善、文化等领域，當然亦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在這個方面，近當代佛教人和佛教團體亦多有實踐。
太虚大師是近當代人間佛教的集大成者，他的人間佛教理念及世界佛教情懷可以為當代佛教三系對話提供啟示。太虚大師認為，佛教要入世，為社會服務，學佛要從做人開始；唯有做好人，才能行菩薩道、最终成佛。菩薩行贯穿於做人與成佛之間。同時，太虚大師不但從事過佛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對話，而且十分重視佛教内在的對話與合作。他曾試圖聯合日本佛教，共同傳教於西方社會，改造西方文明；他曾與藏傳佛教高屠密切来往，提倡漢藏佛教融合，创辦漢藏教理院。雖然他早年曾以漢傳佛教為本位、批評小乘佛教的一些理念，但他後来主張大小乘佛教平等交流。1939 年至1940年期間，太虚率中國佛教代表團訪問了緬甸、印度、斯裡蘭卡等國，從而對“小乘"有了新的認識。他認為，斯裡蘭卡等國小乘佛教，實践的即是此自利利他的菩薩道一如僧眾律儀嚴淨，聞思精進，通神學會等團體底濟世工作。太虚說:“我認為說錫蘭的佛教是小乘極為不當，錫蘭應該是小乘教大乘行底佛教；和中國大乘教小乘行底佛教適得其反。同時、我還以為大小乘的分野，不應單在教理上著眼，從實際的行為表現上來分別，尤為重要。”
菩薩重在利他實践，唯在寶践中佛教才能更契機地服務社會人生。太虚大師提出“今菩薩行”理念，主張立足於現代社會、重新詮釋菩薩思想、创造新佛教文化，人人行菩薩道、利益人生。這樣，當代佛教對話，雖亦應有理論、思想等方面的交流，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依菩薩思想為根據，拋棄大小乘佛教傳统的束缚，在實践中服務社會、利益群生、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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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回顾2016年9月4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漢藏南傳佛教對話交流論壇——從菩薩思想談佛教三系的對話发布于2021-05-08 06:4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