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佛教俞平伯的佛缘--宠物世界

中国古典文学大家，新诗先驱者俞平伯，以研究《红楼梦》嗜名于世。他的著作富有文彩，兼得哲理，不少乃受益于佛经。

俞平伯是晚清国家级学者俞樾曾孙，俞樾八十岁得之，大为欢喜，将他乳名取为“僧宝”。俞平伯四岁便到苏州塔倪巷宝积寺挂名为僧，与佛教结下因缘。他广泛涉猎佛教经典，诗文之中时见禅趣佛理，所作《西关砖塔塔砖歌》与《西关砖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歌》对于佛家语言信手拈来。他在1932年9月写的《戒坛琐记》回忆此情此事，“对于菩萨、天王有一种亲切兼敬畏之感，甚至于眼里梦里都被这些偶像所缠扰，至今未已，这个童年的印象，留下一种对于寺庙的期待。” 晚年更与叶圣陶畅谈佛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因苏州地区混乱，俞乎伯随家迁居上海，开始接触除在私塾所读外的其它闲书。其中夹杂有宗教神话的章回。他后来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 但影响更多也更大的是佛经。俞伯平后来在”76年6月与叶圣陶谈及读《维摩诘经》佳处时，顺势说：“弟幼年买过《楞严经》、《坛经》、《起信论》，看得似乎有些懂的是《坛经》，他两种看看就放手。《心经》、《金刚经》听人读，《心经》现在还背得出几句。至于《维摩诘经》、《圆觉经》从未寓目。”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在北京的俞平伯就研究《红楼梦》，也讲述古典诗词，其实他也用心应用佛经读佛经，用佛经说《红楼梦》的“色”和“空”，所谓有说“昔人云《法华经》是譬喻因缘，《红楼梦》殆亦然也。”

有些佛经家里没有，一时购置困难，就向师友借阅。192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请刘半农介绍《敦煌发见之佛经俗文》，以备讲课，在阅读《大盘涅盘经》后，又赴苦雨斋向周作人借《维摩诘经》、《大立严经》。

俞平伯因于佛学研究有造诣，在他于燕京大学时，就在北京地区宗教界颇有知名度，人们多有前来请他为寺院题字写诗的，有1925年写的《西关砖嗒嗒砖歌》和1928年写的《西关砖塔藏宝箧印陀罗尼经歌》等长诗，写五代钱仿在杭州的建造的雷峰塔，其中所用佛家语言，随手捡来，浑然天成，足见他的佛学之深，现录后首长侍前阙：

　　如是我闻薄伽梵，无垢宅宇初应现。
　　前路逾陟丰财园，有塔崩催荆棘里。
　　榛草瓦砾是充遍，于是忽出善哉声。
　　尔时世尊往塔所，脱身上衣覆其上。
　　泫然垂泪已微笑，十方诸佛同瞻睹。
　　何缘现大瑞光相，法音布宣明朗明。
　　心印法要宅于斯，以为神力加持故。
　　天龙八部人司队，各怀希奇未曾闻。
　　七宝塔乃现土聚，金刚手起白世尊。
　如来藏身恒不灭，众生业果自沉沦
　　后世未法多逼迫，不求三宝植善根。
　　我今缘此长雪涕，被诸如来亦如是。
　　若问于塔奉法要，获受福扯宜多少?
　　譬如胡麻子俱胝，此宝箧印陀罗尼。
　　具有殊胜威神力，金刚乎爱受密旨。
　　世尊为说心咒已，即有七宝牢堵波。
　　松土聚间自涌起，高广微妙庄严饰。
　　放大光明无所极，受乐安隐阎浮提。

诸佛人无大欢喜。

三四十年代，俞平伯虽是大学国文系教授，但与佛教界人士多有往来，经常参加北平居士林活动。1947年7月，还应邀向信徒和社会作了《今世如何需要佛法》的讲演。认为 “科学与宗教并不曾冲突，科学的终点即是宗教的始点，所以须要把唯物与唯心配合起来，得到谐和，方是近代文明的开始。” 还说 “在中国的古书上，平等两个字根本没有。这话最初发现于佛经。佛主张一切平等，不但人与人平等，众生与佛亦平等。” 他又说，用孔子可以弥补西方文明，但用孔子的力量来救世，却是不够的。但孔子价值可等于宗教，但缺乏宗教核心。只有佛法所说才是最圆满的境界。

俞平伯晚年仍对佛经颇有兴趣，在七十、八十年代十几年间，常与叶圣陶信件往来，有时几天一封，有时一天几封，其中有几段时间，双方还就佛经和佛经若干问题讨论，抒发自己的佛学认识理念。

他们谈得很多的有禅宗和其它佛教各宗。1976年3月，俞平伯有信就儿时与寺院、佛像印象谈及自己时， “其向望大半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所知极陋，岂有‘妙语’只从《起信论》人门。近于病榻翻阅《坛经》，对禅宗兴趣较净土为多，二宗教必有矛盾处。其它各宗之间亦然，佛教本身即包罗万象。” 又称 “佛陀在众生心内(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而不在其外或其上。或难遽言其超绝恒蹊，即斯一点已向迥与世间一切教义不同。其次，万法从因缘生，世间只有因缘，此外更无实体。因之，一切言文诠表皆只是譬喻。不仅七卷《法华经》然也(语见《坛经》)。内典浩瀚，而禅宗不立文字，非同亦非异也。”

佛教贯穿俞平伯的一生，渗透进他的文学创作之中，也使他的文学观带上了一抹佛学色彩。

俞平伯曾说，“诗心微妙，通于禅悦，二者恐只隔一层薄纸”，他的答案是，“若禅心诗心，不过谰语耳，不离不著，二者或相近欤”。不离不著，是俞平伯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的统摄，具体说来即为“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不执著于矛盾的任何一方，不走极端，这是佛教 “中道” 观念的一种体现。俞平伯以之为理论支点，建构起颇具特色的中道文学观。

就文学本体方面来看，俞平伯认为，“游离与独在是文学的真实且主要的法相”。其中，俞平伯不仅于外在运用了“法相”这一佛教术语，而且在阐释过程中隐含有对于佛学探求本体思维的借用。第一义谛，是佛家无上甚深之妙理，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所谓“言即不中”、“拟议即乖”。然而“般若不可于色中求，亦不离于色中求”，语言文字虽不是第一义谛，但却是通往第一义谛的桥梁。文学与之相似，也要表达一种超言文的微妙感觉。但这种感觉在文学上表现出的只是朦胧的“薄薄的残影”，这便是文学的游离；于是造就文学的独在。游离与独在是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熔铸后重新投射出的一种不离不著的特殊状态。正是这一状态使文学与科学、哲学区别开来。科学与哲学是理智性的，运用严密、明晰、逻辑的方法如实准确地去抓取事物的本真，它们要的是尽可能少的“游离”，更不能有“独在”。而文学是情感性的，必须运用各种文学技巧，始终保持游离与独在的状态。否则，物我之间失去了审美距离，文学便不复存在。所以文学不能也不可与其实感冥合无间，恰如佛教不能也不可把第一义谛与色相混而为一。

就文学创作方面而言，俞平伯指出，“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如禅宗“终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偈语，正似俞平伯文学创作观的形象化阐释。刻意地“求”或“不求”都是“执”的表现，无论证佛还是创作，都不能拘于此二端。俞平伯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创作者要向大自然的行云流水、春鸟秋虫学习，顺心而发，其“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文学创作只是人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表现。就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主客体相互交融，双方不离不著。所以俞平伯认为，真正的创作是“做”与“写”的结合。“做”指的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等有意识的“精心结撰”；“写”指的是灵感迸发、自然挥洒等无意识的“神来之笔”。“写”是“不求”，是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而“做”是“求”，是文学创作由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的修饰充实。二者不可偏废。

就文学接受方面来看，禅宗有言，“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便同魔说”，俞平伯认为这种“不即不离”的佛家方法用于文学接受恰如其分。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与作者进行跨时空的沟通，然而文学游离与独在的本质决定了作品与作者之间不可避免地留有“空白”，这便为读者提供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从而使作品的生命得以延续。读者在接受时既不能完全拘泥于作品本身，只见本义不见引申义，也不能完全脱离作品本身，以致流于穿凿附会。“渐”与“顿”纯然是佛教的修行方式，俞平伯将之借用并赋予其文学理论的意义：“渐者何字义文法是也。顿者何印象是也。”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精神产品，如果不懂字义文法便无法把握文章的整体意义；但同时文学多用意象，与文字的本义并不完全相合，如梅、竹等用于文章中多取其孤傲幽独之意，而非仅仅是一种植物。阅读文学作品要“致力于形迹之内，得力于形迹之外”。是以俞平伯在研究《红楼梦》时，不赞同考证派的拘于事实与索隐派的凭虚空想，而是立足小说本身，从文理、情理出发，不即不离，既对作品做出了合理的解读，从而也奠定了自己在“红学”上的地位。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俞平伯的中道文学观无疑是这一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