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总体而言,动荡的政治形势阻碍着佛教的发展。但是,与战乱频发的北方相比,南方诸国则相对承平稳定,加之许多帝王都热心护教,所以南方的佛教事业显得蒸蒸日上。其中,南唐后主李煜的佛教因缘尤引人注目。
一、李煜其人
李煜(公元937年~公元978年),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唐元宗李璟(公元916~公元961年)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在位17年。宋开宝八年,宋将曹彬灭其国,后主降。太平兴国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赠太师,封吴王,葬洛阳北邙山。李煜为后世留下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诗词,被称为“千古词帝”。他写的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王国维先生称其“神秀”。
李煜的原名叫李从嘉,后以“日以煜之昼,月以煜之夜”之意改名为李煜。据史记载,李煜“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是南唐元宗(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按常理来说,李煜上面有五位哥哥,怎么也轮不着他来继承皇位,但由于他的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哥哥均早死,故在他的长兄李弘冀为皇太子时,他实际上是皇二子。史料记载,李弘冀“为人猜忌严刻”,时为安定公的李煜害怕李弘冀猜忌他,不敢参与政事,每天只是读书为乐。公元959年,李弘冀在鸩毒李璟未遂后,很快也一命呜呼。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时任翰林学士的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李璟非常愤怒,找了个借口把钟谟贬为耀州司马。随后,李璟封李煜为吴王、尚书令、知政事,令其住在东宫。
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迁都南昌并立李煜为太子监国,令其留在金陵。当年六月,李璟死后,李煜在金陵登基继位。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自宋太祖建隆二年至开宝八年,即从李煜25岁登基至39岁亡国降宋,在这15年里,李煜只在苟且偷安中声色犬马和信奉佛教。公元973年,宋太祖命令李煜去开封时,他托病不去。盛怒之下,宋太祖就派大将曹彬领军队去攻打南唐。公元974年12月,曹彬攻克金陵。城破后,后主李煜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宋太宗即位,又进封为陇西郡公。《老学庵笔记》云:“李后主题落花句‘莺狂应有恨,蝶舞已无多’,作此未久,亡国。”
《西清诗话》云:南唐李后主归宋后,每怀故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浪淘沙》,悲凉凄婉,词曰:“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据宋?王铚的《默记》记载,李煜最后因写“故国不堪回首”、“一江春水向东流”之词而被被宋太宗用牵机毒杀。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全身抽搐,头脚缩在一起,状极痛苦。李煜死后,葬洛阳北邙山,其妻子小周后(名周嘉敏,字女英)悲痛欲绝,不久也随之而死。
二、李煜的佛教因缘
《南唐书?浮屠传》载曰:南唐后主崇尚佛教,喜研内典,崇修佛寺。尝改宝公院为开喜道场,“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 李煜崇信佛教,与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李煜的祖父——南唐烈祖李昪(公元888年~公元943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在营建新宫时,就请僧人大办法会。他曾下令让龙兴寺的僧人智玄翻译佛经。南唐中主李璟对佛教信之唯谨,对佛教禅宗特别感兴趣,常与禅师交谈,并命禅师于内宫为他说法。
到了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崇信佛法。他广建佛寺,度僧尼不计其数,其与佛教间的因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体现:
(一)与佛教相关的名号
南唐后主李煜刚开始时,名从嘉,字重光,后来改名为李煜,并给自己取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居士”等号。这些名号中隐藏出一个共同的内容:李煜是受佛家思想影响的。当然,“隐者”、“隐士”的名号也能窥见出他消极避世、厌恶世俗,希望能够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的思想。而用“居士”这一名号,则毫无悬念地体现出他笃信佛教的思想。
何谓“居士”现在最为常见的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代称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二是“旧时出家人对在家信佛的人的泛称”。前者是不适合李煜的,只代表李煜内心向往的一种理想境界;后者则是李煜的现实写照——他是一个在家信佛的人。所以说,李煜以“钟峰居士”为号,实际是以佛教徒自居。纵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信佛者不计其数,以“居士”为号者更是屡见不鲜,像“诗仙”李白号“青莲居士”,著名诗人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宋代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李煜自取的名号也是与其佛教信仰息息相关的。
李煜不仅自号 “莲峰居士”(《墨庄漫录》卷七),还说:“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后主信佛,一方面固然由于家族传统;另一方面,他本人天性仁厚澹泊,好生戒杀,天生就是菩萨心肠,其于佛教,自是音声相应。及至后来,国事蹉跌,身经百劫,后主对佛教的迷恋程度比其父、祖更甚。
据史料称,后主李煜小时候便知礼佛,有人说他是和尚转世。他受过在家菩萨戒,礼拜过文益禅师、德韶禅师等高僧为师。在他继位之后,对佛教的信奉更加虔诚,经常在宫中礼拜、诵经,由于沉湎于佛教,故荒废政事。史料称,对佛教的信仰直接影响到李煜对南唐政事的处理上。据载,当下属向李煜申报应该处死的罪犯名字,请他批准时,若遇到李煜的斋戒日,他就不会马上批复,而于当夜在宫中佛像前燃灯一盏,谓之“命灯”。如果当夜命灯熄灭了,他即批准对犯人处以极刑,若“命灯”燃到天亮,他就下令豁免罪犯。南唐国内人人皆知国主的这个习惯,有钱人家犯了法,就贿赂太监,给“命灯”添油,以保证其能燃到天亮。有史记载,以此方式逃得一死的还不在少数。
据《宋稗类钞》载曰:“南唐一诗僧,赋《中秋月》诗云:‘此夜一轮满’。至来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处无’喜跃,半夜起撞钟,城人尽惊。李后主擒而讯之,具言其事,得释。”据陆游《南唐书》卷三载曰:“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煜对僧人的宽容与敬重及对佛教的崇奉。
李煜在国内大兴佛教,希望自己的诚心能感动佛祖,保佑南唐平安无事。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6年),李煜下诏,普济诸僧,募得道士愿为僧者,赠二金。李煜亲自带着小周后在宫中礼佛,二人头戴僧伽帽,身披红袈裟,顶礼膜拜,不知疲倦。由于长时间叩拜,竟使前额淤血,长成赘瘤。后主还不顾帝王之尊,亲自为僧尼准备佳肴,削制厕简。有的僧尼违犯戒律,后主则为其辩护。
(三)广兴寺庙,笃信佛法
金陵清凉寺,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初改为“石城清凉大道场”,据传此寺为南唐皇帝的避暑宫。后主常居留于此,内有“德庆堂”三字,为后主的御笔。寺后山顶有南唐时所建之翠微亭。“清凉山色几芙蓉,旧是南唐避暑宫。留得翠微亭子在,水天闲话夕红阳。”该诗即是指那段逝去的历史。
李煜建成报慈院之后,请名僧行言和尚主持,升堂说法,行言就说出了有名的偈语:“示生非生,应灭非灭。生灭洞己,乃曰真常。”又说:“言假则形散千途,论真则一空绝迹。”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得知李煜好佛时,即选派能言善辩的僧人南下,以金银贿赂李煜身边重臣,并在他们的引见下见到李煜,为李煜讲经说法,大谈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等。
据《南唐拾遗记》载曰:“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庭出经,舍相国寺西塔以资荐,且自书于后云:‘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旧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壹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僖寺塔相轮中,寺后大火,相轮自火中坠落,而经不损。”
又据《宋史》载曰:“建隆中,宋将曹彬统王师平江南,宋兵长围既合,内外隔绝,城中惊怖万分,后主正驾幸净居室,听沙门德明等讲解《楞严》、《圆觉经》。未几,宋兵攻破金陵,后主归降大宋。”如此笃信佛法、信奉佛教的国君,世间少有,而李煜即是其中一人。
作为统治者,李煜不仅诚心信仰佛教,亲作佛事,还从经济、政治上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大事度僧、建寺,礼敬高僧,分封法号。
度僧、建寺南唐开宝二年,后主普度诸郡僧(《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曾在宫中造佛寺十余座,出金钱募民及道士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传卷十五)。宋人王口的《燕翼诒谋录》中对南唐的广度僧尼有明确记载:“江南李主(李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后主还对愿为僧者进行奖赏(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六浮屠传)。除大事度僧外,后主还广修佛寺。开宝三年春,后主命境内崇修佛寺(《十国春秋》卷十七《后主本纪》)。后主曾在宫中修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江南余载》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礼敬高僧,分封法号后主对高僧极为礼敬,特别是法眼宗众僧。后主做郑王时向文益禅师问法;即位后,向其弟子泰钦文遂问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禅师圆寂后,后主亲自为他立碑颂德(《宋高僧传》卷十三)。文益的诸多弟子都曾受到后主供养并御赐法号,如报恩匡逸、报慈文遂(《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报慈行言、静德智筠(《十国春秋》卷三十三)。
(四)文学创作中的“佛味儿”
在李煜的诗文中,很容易看出他的佛教信仰。他在《病起题山舍壁》中写道:“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悟无生。”“悟无生”是他对人生的重新理解和诠释,也是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才悟出的。
976年,李煜被俘人汴梁。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人生、世事均有切肤之痛的体验。他独居一室,时时拷打自己的灵魂,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探究。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以自然的无常来对比和象征人生的无常,在互比对衬中加重了对无常的双重体验,难怪后主要在无奈与绝望中发出哀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从时间和空间上着笔揭示人生之短暂无常,最后大悲大痛、大彻大悟化成对人生彻底的追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于无常,后主是无奈的。无奈中品味孤独,思前尘,忆往事。孤独中,更加深其悲世情怀。在他眼中,往事如烟,人生如梦。因此,他的后期词作中多次出现“梦”字。如:“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多少十艮,昨夜梦魂中”(《望江南》),“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在梦中,曾多少次与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连凤阁龙楼;梦醒时分,却依旧是“帘外雨潺潺”、“三更滴到明”。人生本无常,大梦本虚幻。梦中愈是辉煌,醒后愈是阔怅。梦里越美好,现实越冷峻。梦中、梦后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观情绪。以梦来体验无常,加剧了他人生虚幻感的感叹。
其词作也涉及到空,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浪淘沙》)等。梦即空,空即梦。色即空,空即色。在前尘往事的空追忆中幻化出一系列色相:珠围翠绕的嫔娥、缠绵相思的情爱,……作者因空生色,因色悟空,传情人色,见色生情,循环不已,陷入难以自拔的深渊。他不止一次地吟咏人生无常,他不仅以词人的直觉体悟到无常,更以一个亡国之君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痛,品尝了无常带给他的苦酒。无常即为空。山盟海誓的爱情,惊天动地的帝王伟业,确实如空花阳焰!历史已无情地道出答案:历代帝王,或明君,或昏王,终是一口黄土掩风流;各个王朝,无不由兴到衰,走向灭亡之渊。他时时吟咏无常,念念不忘空。他充其量不过是达到了“空之初门”,而离“毕竟空”尚远。因为作为一个词人,他空不了对词血肉灵魂的注入。“凡说空,则先说无常。无常则空之初门。初门则谓之无常,毕竟则谓之空。”(鸠摩罗什《维摩经注》卷三),以此说谓之后主后期词,确是。因此,李后主终究达不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断诸爱见,便归大圆觉”(《圆觉经》)的绝情弃爱的境地。
后主人宋后的词作,不仅是一己飘零之戚,而是江山零落,生命无常的大悲戚,直视人间的鲜血与眼泪,悲苦与绝望,寄予了一种深刻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所以后主词“感慨遂深”(《人间词话》)。
《全唐诗》第008卷中,载李煜的《病中书事》云:“病身坚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静居惟捣药,门扃幽院只来禽。庸医懒听词何取,小婢将行力未禁。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漫涂浸。”诗中,李煜先后提到“道情”、“宴坐”、 “空门”,溢满了佛教禅宗的意味。何谓“宴坐”瑜伽二十四卷云:“言宴坐者,谓如有一、或于大床,或小绳床,或草叶座结加趺坐;端身正愿,安住背念。”《佛光大辞典》载曰:“宴坐,又作‘燕坐’。安身正坐之意,指坐禅。又为“坐禅”之代名词。”可见,李煜对佛教,对禅学非常挚爱。
李煜把独特的情感体验,深刻的人生认识及佛教体悟,统统付诸词作,其作品便具有了独到的禅学情趣和无与伦比的悲怆美,千百年来,深入人心,流传不衰。
作为佛教的一位护法居士,李煜用其切实的言行敬奉诸佛,并将佛法应用到自己的诗词创作中去,其精神难能可贵。尽管李煜在佛教思想研究上并无建树,也没有对佛法教义、经典认识与参究方面的文学作品传世,但是,其一心向佛、力倡佛教、弘扬佛法的精进精神值得佛弟子们学习与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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