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佛教】徐志摩与佛教

       徐志摩在剑桥留学期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热衷并开始创作新诗。1923年春，在北京创办俱乐部，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19 24年徐志摩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19 26年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教授。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别康桥》。1930年辞去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1年1 1月19日，乘飞机去讲学时，不幸机毁人亡，遇难时年仅36岁。徐志摩遇难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参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徐志摩与佛教有着很深的渊源。他出生于一个虔诚奉佛的家庭，祖母深信佛教，他自幼经常跟随祖母一起到浙江的许多佛寺烧香礼佛。不仅如此，徐志摩一周岁的时候，曾有一个法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这个孩子将来“必定能成大器”，由于望子成龙心切，徐志摩1918年留学美国前夕，父亲徐申如为他更名为“徐志摩”。从此，这个名字就成了他终身使用的名字。

       成年之后的徐志摩在从事教学和诗歌创作之余，经常会到深山古寺中去住上一两天，感受—下古寺的静谧和僧人的生活。他有很多诗文作品都是描写佛教生活的体验和佛寺景色的。他的《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和《天目山中笔记》就是两篇描写佛寺生活感受的散文。

       1923年秋天，徐志摩随妻子陆小曼来到常州，听闻天宁寺僧人礼忏做法会的梵呗唱诵，他深深为这种天籁之音所吸引，写下《常州天宁寺闻礼阡声>。在这篇散文诗中，徐志摩表达了对这种佛音赞呗的由衷赞叹和顶礼：“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诗人从没有听过如此浑厚悦耳的佛门音乐，他为之深深陶醉。这种只有佛门才有的梵音，诗人在俗世中基本没有机会听到。诗人即便在俗世中听了许多流行音乐，却从来没有像在佛寺中听到的梵乐那样摄人心魄，细腻悠扬。

       徐志摩如是描述自己所听到的常州天宁寺僧人做法会时的礼忏之声：“这鼓一声，钟一声，罄一声，木鱼一声，佛号一声……乐音在大殿里，迂缓的，漫长的回荡着，无数冲突的波流谐合了，无数相反的色彩净化了，无数现世的高低消灭了．…一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罄，谐音盘礴在宇宙间一一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一一星海里的光彩，大干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

       佛寺中每当举行经忏法会时，钟鼓、木鱼、大罄、铛铪等法器交错敲击，与僧人的诵经赞佛之声交织在一起，形成美妙悦耳的梵呗之音。古人曾称赞佛寺这种礼忏之声为“此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度闻”。当诗人徐志摩远离尘世的喧嚣，静下身心，来到天宁寺参与僧人的经忏活动，近距离听闻僧众做法会的美妙梵音之声时，诗人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此起彼伏的佛乐之声对自己身心的召唤和洗礼，使诗人分明感受到一种天地人神交相感应的和谐。不仅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仿佛尘世中的一切是非恩怨、人情冷暖都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梵音又仿佛在宇宙间盘旋，将众生无量劫来所造作的恶业都消除殆尽。诗人赞叹这种音声是来自“大干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仿佛世间的一切动静，在美妙的梵音之下，瞬间都止息不动了。

      听着梵音之声，诗人忽然觉得人在日常沉沦中失落的本真重新显现了，自己找到了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诗人沉浸在僧人礼忏的梵音之声中，忽然感觉到这种梵音“在天地的尽头，在金漆的殿椽间，在佛像的眉宇间，在我的衣袖里，在耳鬓边，在官感里，在心灵里，在梦里……”

       听着梵音之声，诗人的思绪飞动，仿佛进入了梦境，又好像回到了故乡。在这个梦境中，青天，白水，绿草，慈母温软的胸怀，都浮现在眼前，让人感受到一种大自然的宁静和母爱的温暖。

       在这种礼佛忏悔的梵音之声中，诗人分明感觉到自己像自由飞翔的鸟，“光明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在佛号经声中，从自己心底中所流出的欢喜，“在伟大的，庄严的，寂灭的，无疆的，和谐的静定中实现了！”诗人在这首散文诗的结尾热烈地赞叹：“颂美呀，涅槃！赞美呀，涅槃！”

       徐志摩虽然游览佛寺，但并不是佛教信徒，对佛教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但他却从僧众礼忏诵经的梵乐声中，体会到了世间难有的享受。自己似乎也从尘世烦杂的俗事中，得到了一种久违的解脱，感受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宁静，回到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遨游天地。在这种梵音中，诗人思绪远飞天外，似乎感觉“有如在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上，浪涛像猛虎般的狂扑着，天空紧紧的绷着黑云的厚幕，听大海向那威吓着的风暴，低声的，柔声的，忏悔它一切的罪恶；有如在喜马拉雅的顶颠，听天外的风，追赶着天外的云的急步声，在无数雪亮的山壑间回响着；有如在生命的舞台的幕背，听空虚的笑声，失望与痛苦的呼答声，残杀与淫暴的狂欢声，厌世与自杀的高歌声，在生命的舞台上合奏着。”美妙的乐章常能带给人无尽的享受与遐想，僧尼在礼忏时所唱诵的梵音之声，是表达对诸佛菩萨的赞颂与内心的虔诚供养，而诗人却在听闻梵音时，将听觉转化为视觉，将景观与声响聚为一体，由动而静，由外入内，最终进入心的澄明和瞬间感悟，发出内心的欢呼。诗人从中感受到忘却尘世烦恼与忧愁的精神享受，赋予佛教音乐更多的神圣与美感！

       《天目山中笔记》是徐志摩另一篇佛教题材的散文。1926年秋天，徐志摩到杭州天目山游玩，在深山古寺中，诗人感受到了俗世中从没有过的静谧与安宁，看到了爱岗敬业的敲钟僧人和为洗刷罪业住茅棚修苦行的隐居僧。在这篇散文中，徐志摩描写了他留宿天目山寺院的所见所感，以及对自己所见到的几位出家人的感受。该文开篇就以《妙法莲华经》中几句偈语作为引言：“佛于大众中，说我尝作佛，闻如是法音，疑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耶。”徐志摩说，自己读这几句偈颂，感觉太深奥，对其中的深意理解得并不透彻。诗人虽然如此谦虚，但从中也透露出他已经读过了不少经典。

       徐志摩首先描述了寺院环境的优雅一一“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置身山中，徐志摩分明感到“这些山籁，虽则一样是音响，也分明有洗净的功能”。不仅如此，住在寺院的宿舍中，透过窗户，既可以看到满山的林海，还能看到林海外的云海。从这些自然的变幻中，徐志摩感到了极大的自在与满足。

       徐志摩还描写了一位在寺中敲钟的和尚。由于寺院的钟声是昼夜不间歇的，平均每五分钟要敲一次。那个敲钟的和尚住在钟旁边，已经敲了十一年的钟，并发愿要敲到不能动弹的那一天。那位敲钟的和尚每天晚上都是坐着安神的，一只手挽着钟槌的一头，从不让睡眠耽误自己敲钟。徐志摩接触过许多僧人，当听说敲钟和尚的事迹后，他觉得这个和尚能如此坚持敲钟一定是有道理的。出于对这个和尚的崇敬和好奇，徐志摩决定一定要去看看这位如此执著的和尚。文中作者如是说：“……但这打钟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岁在五十开外，出家有二十几年，这钟楼，不错，是他管的，这钟是他打的（说着他就过去撞了_—下），他每晚，也不错，是坐着安神的，但此外，可怜，我的俗眼竟看不出什么异样。他拂拭着神龛，神坐，拜垫，换上香烛掇一盂水，洗一把青菜，捻一把米，擦干了手接受香客的布施，又转身去撞一声钟。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清癯，却没有失眠的倦态，倒是满满的不时有笑容的展露；念什么经；不，就念阿弥陀佛，他竟许是不认识字的。”在徐志摩看来，敲钟和尚的生活虽然清苦困人，但和尚并没有显露出缺少睡眠的困倦，也没有苦行僧般的清瘦，在他的脸上经常挂着甜甜的笑容。他所展现给人的是敲钟和尚生活的平淡，但在这平淡中又充满乐观的心态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在天目山，徐志摩还探望了一个住茅棚的和尚。这个茅棚是一个仅仅能够遮风避雨的屋子。茅棚中的和尚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目黧黑，行动迟缓的中年人。作者在与他攀谈中得知，这个和尚出家将近十年，三年前坐过禅堂，现在到山上茅棚中修苦行。和尚出家前是个商人，有父母兄弟姐妹，也许还曾有妻子。和尚没有告诉作者自己中年出家的缘由，只是说：“俗业太重了，还是出家从佛的好。”

       在与这个住茅棚的和尚交谈中，作者发出了对这位和尚的猜想和对人生的思考：“但从他沉着的语音与持重的神态中可以觉出他不仅是曾经在人事上受过磨折，并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泄漏着他内里强自抑制，魔与佛交斗的痕迹；说他是放过火杀过人的忏悔者，可信；说他是个回头的浪子，也可言。他不比那钟楼上人的不着颜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里逃来的一个囚犯。三年的禅关，三年的草棚，还不曾压倒，不曾灭净，他肉身的烈火。‘俗业太重了，不如出家从佛的好’，这话里岂不颤栗着一往忏悔的深心我觉着好奇；我怎么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时意念的究竟”在徐志摩眼中，这个和尚可能是个忏悔者，可能是个知道回头是岸的浪子，出家是为了给自己赎罪，也是为了求得情感的解脱。

       徐志摩到佛寺中感受幽雅的景致，体验和了解出家人的生活，从中不仅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创作素材，也引发了诗人更多的人生思考。虽然他不是一个佛教信徒，但佛教却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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