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经装帧设计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以《妙法莲华经》为例

中国古代佛经装帧设计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以《妙法莲华经》为例

文ˉ王?强ˉ史梦杰

【内容摘要】本文以中国古代《妙法莲华经》为研究对象，从形制特征、流传应用、发展动因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佛经装帧形制设计的嬗递进行系统梳理与观照。以个案研究与量化统计的分析方法，归纳《妙法莲华经》装帧高度、长度等形制方面的变化，剖析开本尺寸演变规律。从横向与纵向的维度，揭示文本形态由写本到刻本再到写本的交替转换的发展轨迹，分析特殊艺术形式蕴含的宗教特征与供养价值，探求行格字数反映出的佛经文本规范。

佛经是佛教传播教义、修习功德的重要载体，自东汉时期随佛教传入中国，一方面，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依附、碰撞、融合之中，与非佛教主题书籍相互交织与渗透，成为中国古代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受佛教自身发展轨迹与教义理念的影响，又有其独特的形态发展特征与路径。因此研究佛经典籍，对掌握中国古籍与宗教经书的演变特征均具重要意义。

在各类佛教典籍中，大乘佛教《妙法莲华经》是地位最高、流布最广、存量最多的经书之一。《妙法莲华经》又名《法华经》《妙法华经》，是释迦牟尼晚年于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灵鹫山所说教法，成书于公元元年前后，最晚不迟于200年[1]，于东吴时期传入中国汉地。该经文作为佛陀一代教法的总结，统摄一切大小乘佛法[2]，被誉为“诸经中王”[3]“统诸佛降灵之本致也”[4]。经中明示“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出世本怀，即释迦牟尼出现于世的最终目的是让一切众生成佛。宣扬读诵、抄写经文的功德“胜于供养若干江沙诸佛世尊”，并且塑造了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形象，深受民众推崇，广为传抄印制。唐释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云：“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籍四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5]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较为完整的30000号敦煌汉文经卷中，《妙法莲华经》数量超出5000号，约占总量的六分之一，是所存数量最多的一种。[6]可见其在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中极具代表性与典型性。

本文共收集了75例《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一、二、三批）（下文简称“《图录》”）所收录保存良好、信息较为完整的《妙法莲华经》，以此探讨中国古代佛经装帧形态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结合文献资料与所收集的《妙法莲华经》装帧形制信息，将其分为卷轴形态与册页形态。卷轴形态主要包括卷轴装与龙鳞装等形制，该形态书籍以“卷”为单位粘接成书。册页形态主要包括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制，以“页”为单位装订成册，较之卷轴形态书籍更易于携带、查阅与贮存，且改变了中国存续千年“揽之则舒, 舍之则卷”的阅读习惯。其中《妙法莲华经》的梵夹装本与卷轴装本最早发现于南北朝时期，尔后贯穿于该经发展的全部历程；经折装本创制于唐代末期，繁盛于宋元明清；旋风装本短暂出现于唐代末期；蝴蝶装本起于北宋，包背装本起于南宋，二者均沿用至明清；线装本作为中国古籍装帧中最后一种形制，定型并流行于明清（图1）。

根据对《图录》中所收录的《妙法莲华经》装帧数量统计可知，其采用的装帧形制主要有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四种，分别占总量的58.67%、4%、33.33%、4%（图2）。其形制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延续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从阶段性而言，魏晋南北朝至北宋初期卷轴装为主流形制，北宋中期以后经折装则最为盛行；从延续性考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与梵夹装扬弃与融合的产物，蝴蝶装则是在经折装基础上结合雕版印刷技术而生；从多样性分析，在各历史阶段不同的制作技术、装帧材料及文化背景的影响下，装帧形制由卷轴装与梵夹装发展出龙鳞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与线装等多样形制。尽管《图录》中未收录龙鳞装、包背装、线装等形制，一则其作为佛经的非主流形制应用较少，二则书籍历久不易留存，但它们仍是佛经装帧形制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将通过文献资料或其他佛经遗存进行补充。

为探究中国古代《妙法莲华经》装帧形制的历时性特征与内在动因，以下对其在各历史时期的应用与演变展开分析。

（一）卷轴装——中国传统装帧形制的借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妙法莲华经》始入汉地，沿袭中国传统卷轴装装帧形制。卷轴装起源于东汉时期[7]，由简策装（图3）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来，其装订方式是先将纸张用浆糊粘成长卷，然后以木棒、竹棒等制作成轴粘于纸卷左侧，最后自左向右卷成一束（图4）[8]。从文献记载中可见魏晋南北朝卷轴装应用十分普遍。如《高僧传》载“（南朝慧进）蔬食素衣，誓诵《法华》。用收劳苦，执卷辄病”[9]。又如《续高僧传》所记“（南朝真观）始诵《法华》，日限一卷”[10]。如旅顺博物馆所藏南北朝时期《妙法莲华经·信解品》写本与大英博物馆所藏北魏晚期《妙法莲华经》第七卷写本等，均采用卷轴装。

隋唐时期，卷轴装使用进入高峰期，在所收集的历代45例卷轴装经卷中，隋唐时期数量最多，约占总量的五分之二。如武则天时期抄制的3000部《妙法莲华经》均为卷轴装。此外亦有图像资料留存，如莫高窟第280窟隋代比丘诵经图（图5）。

宋辽时期卷轴装数量开始减少，明清时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1974年发现的辽代雕版印刷品，包括官刻本《辽藏》与单刻本47卷佛经，所存16件《妙法莲华经》中2件由卷轴装改装成经折装，正是《妙法莲华经》卷轴装日渐衰微并逐渐向册页装过渡的真切反映。

（二）梵夹装——以纸易叶的本土化发展

梵夹装为古印度梵文佛经的经典装帧形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已随佛经传入中国。据《高僧传》记载：“（朱士行）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11]该形制以贝多罗树叶作为制作材料，“（南印度恭建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12]。其装订方式是先将贝多罗树叶裁为长方形晾干，写好经文后逐页叠置，打孔穿绳绕缚，上下分别加上护板（图6），相较于卷轴装更便于翻阅。

然在《妙法莲华经》装帧发展历程中并未广泛采用梵夹装。究其原因，其一，贝多罗树生长在低纬度的热带地区，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贵州等地。若以贝多罗树叶制作梵夹装，原料十分有限，不利于佛经普及。由此特殊的地理原因，梵夹装经书多为藏文本。此外，贝多罗树叶厚实尖挺，厚度约0.5毫米[13]，而南北朝的纸张较薄，一般在0.1毫米～0.2毫米左右[14]，一方面书孔与绑绳相交处相互摩擦，极易破损；另一方面，不适宜采用梵夹装的正反双面书写。其二，随着造纸技术的革新，制作出厚薄适中的纸张代替贝多罗树叶，使梵夹装逐渐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装帧形态，得以在历朝历代有所沿用。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北元（1368—1635）末年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康熙五十年（1711）《妙法莲华经》（图7、图8），均为藏文纸本梵夹装。

（三）经折装——中国佛教正统装帧形制的确立  

经折装创制于唐代末期，是中国传统卷轴装与西域梵夹装综合的产物，也是由卷轴形态向册页形态转变的最早形制。其制作方式是将纸幅长卷一正一反均匀折叠成数页，并在前后各加一张硬板作为封面（图9），外形保留了卷轴装长卷形态，内部又吸收了梵夹装折页的特点，既方便快速查阅所需内容，又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成为中国本土佛经的正统装帧形制。自宋代开始，逐渐取代卷轴装成为《妙法莲华经》的主流装帧形制。

经折装的出现主要是出于对佛经的适人功能、制作材料与本土化发展三个方面的考量。其一，佛教弟子常采用结跏趺坐等姿态诵经，而卷轴装经书因长期处于卷曲状态，僧众保持正襟危坐时翻阅佛经舒展不便。加之唐代末期佛教大盛，佛经展读更加频繁，亟需探索更为适人的装帧形式。其二，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唐代后期纸品下降，质地不匀且疏松，较前期变厚，不利于卷轴装纸张卷曲。[15]其三，由于文化差异，佛教传入中国后，多用本土思想来解释和理解佛学的概念，以达到佛教中国化的目的。由此可见，经折装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佛教典籍装帧形制的中国化。正如方广锠先生所言：“卷轴装是中国书籍的正统，梵夹装是印度佛典的正统，由两者结合而产生的经折装，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佛教典籍最正统的装帧形式，绵延千年。”[16]

（四）蝴蝶装——北宋俗书[17]主流形制的介入 

蝴蝶装是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产物，一版一页的印制方式促进其与卷轴、经折等形制产生巨大变革，其制作过程是将印有文字的页面向内对折，再将多页叠加对齐，最后用浆糊将中缝粘于书背，制作成册（图10）。因较之卷轴装更便于展阅，成为北宋俗书的主流装帧形制。

然仅有少量蝴蝶装应用在《妙法莲华经》的装帧中，如《图录》中所收录的20例宋代《妙法莲华经》，经折装占60%，卷轴装30%，蝴蝶装与梵夹装仅占5%。究其原因，中国佛教典籍以经折装作为正统装帧形制，在宗教固有观念的推崇下，具有难以取代的权威性，因而在经折装确立后蝴蝶装等其他装帧形制数量较少。正如洪湛侯先生所言：“佛教徒们甚至认为若非此装（经折装），不足以昭崇敬。”[18]尤其宋代以降佛教沉滞，读者减少，《妙法莲华经》多为虔信者供养所用，使得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五）其他装帧形制——旋风装、包背装、线装

《图录》中所收录《妙法莲华经》并未出现旋风装、包背装、线装等装帧形制，因而结合考古文献资料与其他佛经遗存对其进行分析。

1.旋风装——卷轴形态向册页形态的过渡

旋风装于唐末五代出现，针对经折装易于散乱丢失的问题改进而成。旋风装保留了卷轴装外部形态，内部却突破卷轴装局限，设计在底纸上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依次粘贴书页的形式（图11），开启了双面书写的先河，使得佛经文字储存能力跃升，且更加方便检阅。层层叠加的装帧形式似鳞状，因此又称其为龙鳞装。现存实物如故宫博物院藏唐王仁煦撰、唐吴彩鸾写本《刊谬补缺切韵》（图12），首页全幅贴于底纸右端，其后各页自右至左依次相错1厘米进行粘接。又如大理国时期（相当于宋代）凤仪北汤天大理旋风装写经，与《刊谬补缺切韵》略有不同，自左至右依次相错0.3厘米粘贴书页，体现出精湛的接纸技术。此外，在右侧粘接窄条包纸，增加页目更易翻检。[19]虽然旋风装便于检阅又不易断裂，但同卷轴装相似，纸张长期处于卷曲状态，需要随时抚平纸页，且每卷较厚仍然不便阅读，因此并未广泛普及。

2.包背装——南宋俗书主流形制的使用 

包背装于南宋中后期创制，其制作过程与蝴蝶装相似，不同的是将蝴蝶装中的空白页向内对折，使有字页向外（图13），解决了蝴蝶装书籍阅读时需连续翻页跳过空白页的问题。包背装在明、清时期俗书中十分盛行，《妙法莲华经》的装帧也受其影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妙法莲华经·指掌疏事义》即采用此装帧形制，但与蝴蝶装相似，使用数量较少，并未在佛经中普及。

3.线装——明清俗书主流形制的大量印制

线装书装订方式与包背装相似，但不以整张纸做封面，而是在书页前后各加一张封面，用打孔穿线的方法装订成册（图14）。该形制最早可追溯至五代时期，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S5536号五代时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沿书脊右侧打有两孔，用两股绳线竖穿书背，横索书脊，并在下方孔处打蝴蝶结。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也有记载：“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20]可见南宋前已有用线装订的方法，并称其为“缝缋装”，但当时工艺尚未成熟，未能推广。直至明中期，在包背装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采用较为完善的打孔与穿线技术，形成既便于翻阅又牢固美观的线装书。

明代晚期，高僧紫柏深感“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法名字者”[21]，为使佛典易于流通，主持刊刻了第一部线装大藏《嘉兴藏》（图15），在汉文佛经典籍装帧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清代佛经刊刻也有较深的影响。清末金陵刻经处所刻包含《妙法莲华经》在内的佛经，装帧形制均采用线装以便民众阅读。及至民国五年（1916）天津佛经流通处，遵金陵刻经处装帧亦采用线装。所刻经书如周雍静1923年为悼念先母所施刻的线装《妙法莲华经游意二卷》[22]。

明清时期佛经装帧形制对线装的尝试与积极态度，一方面由于佛教陷入衰败困顿[23]，社会对佛经刊刻经济支持减少，而线装书籍在印制过程中，相较经折装更加节省板材可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因线装便于翻阅与携带，在俗书中十分盛行，采用线装更利于佛经在民众中流通。因此为“普使众生见闻佛法，以报佛恩于未来”，转而采用俗书中流行的装帧形制，这也体现了佛教内部面向自身本源的反思，即对佛法的尊敬不必囿于供养形式，“弘法利生”亦是佛经存在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古代《妙法莲华经》尺寸演变 

经书尺寸作为经书形态设计最突出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书籍形制的演变。为探究古代《妙法莲华经》形制的发展规律，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其所采用各装帧形制的高度与长度进行纵向梳理，利用数据与图表展开《妙法莲华经》经书尺幅的量化分析。

（一）卷轴装经书尺寸

提取46例南北朝至金代卷轴装经书的高度轮廓数值，以经书高度轮廓底部水平线为横轴，右侧垂直线为纵轴，按时间演进依次相错透叠，绘制卷轴装高度统计分析图（图16），在此基础上探究卷轴装在各历史时期的高度演变特征。由于卷轴装经书是根据经文篇幅将多张纸粘接而成，长度集中在47.3厘米～1407厘米，变化幅度较大，故不将其作为分析对象。（注：图示最右侧经书高度轮廓的长度，为所收集案例中一张纸的平均长度50.4厘米，为便展示，其他经书轮廓长度依次自右至左等距增加。）

由图可知，自南北朝至金代，卷轴装高度呈现逐渐增大的演变趋势。具体而言，南北朝至唐代的卷轴装高度集中在23.5厘米～27.3厘米，变化较为稳定；宋代以后，高度波动幅度明显增加，尤其宋元时期，集中在17.1厘米～32.4厘米。

究其原因，一方面卷轴装经书以整张纸为单位进行制作，因而高度受纸张尺寸限制。隋唐时期纸张高约20厘米～30厘米[24]，尺寸较为集中，经书高度也渐趋稳定。另一方面，唐代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写经制度，进一步规范着经书纸张的尺幅，如唐代标准宫廷写经一纸28厘米×48厘米[25]，促使南北朝至唐代卷轴装经书高度趋于集中。宋元时期，一则随着造纸工具与设备的迭代，生产出更大尺幅的纸张，进而出现更大高度的经书，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妙法莲华经》高38.3厘米。二则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能够印制更小的文字，使更小尺幅的巾箱本[26]经书得以盛行。如南宋临安府贾官人经书铺刻本《妙法莲华经》第七卷高20厘米，即为宋时所盛行的巾箱本。因此，更大及更小尺幅经书的出现使得宋以后卷轴装高度趋于多样化。

（二）经折装经书尺寸

对25例宋至明代的经折装高度数值进行分析，提取高度轮廓线绘制经折装高度统计分析图（图17）。由于经折装与卷轴装同样具有“随事而长”的特点，开本长度集中在9厘米～990厘米，波动幅度较大，故其长度亦不作为分析对象。

由图可知，宋至明代经折装高度数值分布在18.7厘米～38.3厘米，波动幅度较大，与部分学者“经折卷子的开本当然是非常多而没有一定之规的”[27]观点相符。不过由经折装高度统计分析图可以发现，其高度主要集中在18.7厘米～22.3厘米、26.8厘米～32.7厘米、33厘米～38.3厘米三个区间，可见经折装高度虽未严格统一，但仍有规律可循。25例经折装经卷中52%集中在26.8厘米～32.7厘米，说明在经卷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通用的尺寸。此外，20%为更小尺寸的经书，28%为较大尺幅的经书，可知经折装相较卷轴装高度有所增长且更为多元。

经折装高度规范化的特征既受隋唐时期形成的抄经规范影响，又与印刷批量化、规范化的印制方式相关。其高度多样化的特征在北宋时期主要受官方刻书管理政策的影响。北宋熙宁元年（1068）后，政府撤销民间刻书的禁令，民众刻经无须国子监审批[28]，因此私刻坊刻风起，发展至明中期以后更是空前繁荣，致使多种印刷版本出现，促进经书多样化尺寸的形成。

（三）梵夹装经书尺寸

由图18可知，《妙法莲华经》梵夹装长度集中在60厘米～61.3厘米，发展较为稳定；高度自北宋时期9.5厘米增长至清代的22.5厘米，呈现出逐步增高的趋势。

梵夹装最初以贝多罗树叶为制作材料，尺寸受制于树叶的长与宽。据记载，藏区最长的叶片长62.5厘米，高5.8厘米；最短的叶片长11.2厘米，高5.3厘米；绝大多数的叶片长约35.8厘米，高约4.7厘米。[29]梵夹装经书尺寸无出其右，如中国民族图书馆曾经所藏北宋元丰五年（1082）梵夹装《妙法莲华经》写本，每片贝叶高约5厘米，长约54厘米，与贝多罗树叶尺寸一致。

然自中国内地使用纸张取代贝叶制作梵夹装后，梵夹装在高度上得到突破。尤其为适应中国人自右至左、自上而下的阅读习惯，改西域梵夹装横写为竖写，并不断增加竖行的文字容量[30]，促使梵夹装开本高度不断增长。如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北元末年梵夹装《妙法莲华经》纸本，开本高9.5厘米，长60厘米；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年（1711）梵夹装《妙法莲华经》纸本，开本高22.5厘米，长61.3厘米。由此可见，造纸技术的演进与书写形式的改变，使梵夹装经书尺寸逐渐突破原有局限，开本高度逐步增大。 

（四）蝴蝶装经书尺寸

根据《妙法莲华经》蝴蝶装尺寸统计分析图（图19）可知，其长度集中在31.5厘米～42.4厘米，高度集中在30.3厘米～36.7厘米，长高比例稳定在1～1.4，尺寸波动幅度较小，相对稳定。

蝴蝶装是适应雕版印刷一版一式印制方式的产物，与卷轴装、经折装相比，在尺寸上有很大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佛经抄写制式的执行[31]。蝴蝶装书籍尺寸由版面大小决定，不似手写书籍可随意剪裁，促使佛经的形制逐渐走向批量化、规范化，尺寸也随之相对稳定有序。如唐山市丰润区文物管理所藏辽咸雍五年（1069）燕京弘法寺《妙法莲华经》蝴蝶装刻本，开本高31.5厘米，长36.7厘米；山西应县木塔发现辽代《妙法莲华经》，开本高30.9厘米，长42.4厘米；国家图书馆藏宋代《妙法莲华经》，开本高30.3厘米，长41.1厘米。

综上，佛经各装帧形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尺幅面貌，主要受装订、造纸、印刷等技术因素的影响。其一，各时期装订技术的不同使装帧方式呈现差异化，使佛经尺寸各异。其二，各装帧形制高度呈递增态势，与中国古代纸张高度及其增长幅度相契合。根据潘吉星先生对敦煌石室写经[32]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书画用纸的测量[33]可知，中国古代纸张尺幅随造纸材料、工具与技术的更迭有规律地向更大尺寸发展。其三，印刷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佛经规范化的形成，另一方面当其广泛应用于民间刻经后，促使经书尺幅朝多样化方向发展。

三、中国古代《妙法莲华经》文本形态演变

本文所述文本形态是指采用不同工艺使文本附着于纸张所产生的书籍形态，主要分为写本与印本。[34]写本即抄写而成的书本，唐以前多称为写本，唐以后多称为抄本[35]；印本又称“刻本”，即由雕版印制而成的书本。通过对写刻文本、行格字数等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总结文本形态历时性演进规律。

（一）交替并行——写本与刻本交织演进

由《妙法莲华经》文本形态演变图（图20）可知，《妙法莲华经》写本与刻本两种文本形态互补并行，并且呈现出由写本至刻本再至写本的发展路径。

唐及其前代，《妙法莲华经》以写本为主要文本形态。唐代政府为稳固统治，大力推行佛教传播。佛经作为佛教要义传播的重要载体，成为政府宣传佛教最经济的工具。因此政府组织大规模抄经活动，并建立专门抄经机构，甚至出现了以抄写经书谋生的“经生”。在咸亨元年（670）至仪凤二年（677），武则天为了给先父先母祈福，命官方抄经机构组织官经生、书手、等抄写《妙法莲华经》，完成经书抄写数量高达三千部，共21000卷。

宋代以后，刻本增多，写本逐步减少，佛经典籍制作进入刻本阶段。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写本抄写周期较长效率较低，难以满足民众对佛经典籍的需求，进而推动更为高效的佛经制作方式——雕版印刷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其批量复制的功能提升了佛经发行效率与流通能力，因而“书籍不待传抄……南北朝隋唐大规模的抄经抄书现象也就为之一遏”[36]。有宋一代便渐次刻印了《开宝藏》《崇宁藏》《思溪藏》等5部大藏经。

明清时期，《妙法莲花经》刻本数量减少，写本有所增加。探其根源，其一，明清佛教式微，佛经需求量减少，皇家、官府、民间群体对佛经刊刻的资金支持缩减，而普通信众难有财力刊印，抄写佛经则更为适用；其二，抄写经卷被视为修身养性、获得功德的重要途径。如清高宗弘历自乾隆十四年至三十四年，先后共亲笔书写6部《妙法莲华经》，赋诗赞叹：“偶至不妨结清习，炷香阅妙法莲华。”并以莲花主人自居，以“莲花室”命名自己的书室，期望达到超脱自在的高深境界。[37]

（二）写刻本行格字数的演变

行格字数是佛经文本重要的细节体现，通过对写本与刻本的行格字数的梳理分析，进一步探析佛经文本形态的演进特征。

卷轴装与经折装是《妙法莲华经》中存量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两种装帧形制，前者主要为写本经书，时间集中在南北朝至宋初，后者主要为刻本经书，时间集中在宋代以后。因此本文提取这两种形制写本与刻本的行格字数与对应佛经开本高度数据，依朝代更迭次序绘制统计分析图（图21）。

根据统计图表可知，33件卷轴与经折写本中，24件每行字数为17字，占总量的72.7%，其余9件分布在14～20字，占总量的27.3%。可见写本经书每行字数以17字为主，仅有少量16字或20字者，总体变化较为稳定。这一发展态势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佛经抄本行格字数趋于统一，形成了标准化抄写规范，并影响后世写本。现存温州博物馆藏宋代卷轴装、山西应县木塔藏辽代卷轴装、云南省图书馆藏明代经折装《妙法莲华经》等均保持每行17字的规范。正如方广锠先生所言：“至今有些敦煌遗书每行经文的起止字与大藏经本都能一一对应，即渊源于上述写经规范。”[38]

在37例刻本经书中，15例行内字数为17字，占总数的40.5%。此外，19件分布在10～20字，占总量的51.4%，3件每行24字以上，占总数的8.1%。可见刻本行内字数相较写本更加多元，呈现出不稳定性。

探本溯源，刻本经书中37.8%仍以每行17字进行印制，主要受写本抄经规范的影响。据北宋孤山智圆所述:“自古书经，行以一十七字为准。”[39]宋代官府则承袭唐代制式，譬如在佛教僧人选拔考核中，将佛经每纸行数与每行字数作为佛教诵经考核的依据。宋代《云麓漫钞》有载：“（宋代）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40]此外，刻经往往以前代经书作为底本，故具有一定传承性，因而每行17字的规范仍占有一定比例。

然这一标准并未在全国推行，由于宋代出版机构众多、民众喜好不一、装帧形态多样等原因，刻本行内字数同时呈现出变化性。如宋代官方刊刻《开宝藏》每行14字，私刻《崇宁藏》《毗卢藏》则每行均为17字[41]，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民间巾箱本《妙法莲华经》，行29～35字不等，皆对这一特点进行了佐证。

（三）金银朱墨——特殊的写刻形态 

在所收录的34例写本、39例刻本中，出现8例金银写本，4例朱墨刻本（图22）。可见经书除读诵、保存与流通需要外，发展出具有审美与艺术价值的丰富形式。

金银写本即采用金、银材料缮写而成的典籍。唐释道世《法苑珠林》载：“震旦国（印度古代对中国的称呼）之一人书大毗尼藏及修多罗藏及修多罗经，银纸金书，毗尼律金纸银书。”[42]表明唐代中国已出现金银写本佛经。现存苏州博物馆藏唐五代卷轴装（图23）与泸州市图书馆所藏明万历经折装《妙法莲华经》（图24），均以磁青纸为底，以胶液与金粉为墨，静谧深邃的蓝色与金银交相映衬，尽显佛经的肃穆与辉煌。

朱墨刻本即采用红色、墨色两种颜色套印的书本，现存最早的套印本为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朱墨双色套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43]，经文朱印，注释墨印。胡应麟曾言：“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44]古代以朱砂制作朱色颜料，价格昂贵，且套印工艺复杂，因此朱印本及朱墨印本甚为少见。

另据现有资料记载，在佛经制作材料中，除采用金、银外，还出现菩提叶、血液等特殊材料；在制作工艺中，除应用套印技术制作朱墨刻本外，还利用纺织技术制作织绣本、采用铸造技术凿刻金银铜鍱本等。[45]在制作过程中，除普通制经书者，还有极尽恭敬者。如唐尼法信为缮写《法华经》，“访工书者一人，数倍酬直，特为净室，令写此经。一起一浴，燃香薰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写经七卷，八年乃毕。供养殷重，尽其恭敬”。[46]正是佛教信众不惜工力、不厌烦琐地采用贵重材料、特殊工艺敬造佛经，从而赋予佛经独特的佛教精神与丰富的艺术形式。

沿波讨源，上述艺术形式主要受大乘佛教“佛经供养”观念的驱动。大乘佛教偏向以经典及其承载的思想为中心传承与运作[47]，因而对佛经供养高度重视，如《妙法莲华经》中将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及各种方式供养《妙法莲华经》等同于供养十万亿佛。[48]不晓文字不能读诵者，倘若不惜财力尽心供养，也可获得同样的功德。[49]因此，信众为表对佛教的虔诚信仰以及获得更大功德，往往不计工本投入佛经制作中。可以说佛教佛经供养的理念直接促使了佛经艺术化形式的出现与发展，也是金银写本等特殊佛经文本形态经久不衰的重要推动力量。

结语

本文从形制特征、流传应用、发展动因三个方面对《妙法莲华经》所采用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以及线装进行历时性梳理。总结出中国古代《妙法莲华经》装帧形制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南北朝至唐代以卷轴装为主，宋元时期由卷轴装向经折装过渡，宋代以后以经折装为主。在朝代更迭中深入分析《妙法莲华经》的发展规律，可得出以下结论。

从装帧形制来看，卷轴装在《妙法莲华经》传入中国后最早被使用；梵夹装自西域随佛经传入中国，经历了以纸易叶的本土化发展历程。经折装在“融古汲西”的基础上，成为中国佛教典籍的正统装帧形制。旋风装作为中西结合的初步尝试，短暂出现于唐代末期。蝴蝶装、包背装与线装在不同程度应用到《妙法莲华经》的装帧中，明清时期佛教式微，为促进佛经流通，大量采用线装装订。通过对《妙法 莲华经》主要装帧形制高度与长度数据的提取、归纳与分析，总结出卷轴装的高度在南北朝至唐代趋于规范化，宋代以后趋于多样化；经折装的高度在宋至明代集规范化与多样化于一体；此两种装帧形制长度灵活多变，并无一定规约。梵夹装的长度增长趋于稳定，高度自宋至清大幅增长；蝴蝶装受雕版印刷批量化生产的影响，尺幅相对稳定。基于《妙法莲华经》写本与刻本的数据统计分析可知，文本形态呈现出由写本至刻本再至写本的发展轨迹。写本行内字数较为统一，主要承担收藏、供养的精神性功能；刻本行内字数波动较大，主要承担便携、阅读、流通的适用性功能。而金银写本、朱墨刻本等则彰显了佛教精神，承载了供养价值。

《妙法莲华经》装帧形制与各时代宗教兴衰以及造纸、印刷、装订技术相适应，展现了佛经装帧的因事制宜与因时而异；对传统规范的遵循与维护、对多样形态的接纳与探索，体现了佛教信仰的排他性与文化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佛经形制的规范性与多样性；对不断变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满足，最终实现了实用性与精神性的共融。

本文系国家社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传统设计思想与设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AG007）阶段性成果；江南大学社科类重大项目培育课题“中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编号：JUSRP1905ZD）阶段性成果。

[1]龙树菩萨于《中论》《大智度论》已援引此经内容，另有《大泥洹经》《大般涅槃经》《优婆塞戒经》等经文皆提及此经，可知《妙法莲华经》成书时间较早。

[2]定广：《法华经四要品解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1页。

[3]朱封熬：《妙法莲华经文句校释·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923页。

[4]圆瑛：《妙法莲华经弘传序讲义》，上海佛学书局，1996，第9、13页。

[5]同上。

[6]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有关文献》，《（台北）中华佛学学报》1997年第10期。

[7]东汉时期卷轴装以简和帛为主要书写材料，至东晋末年造纸技术改进使其成本降低，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张逐渐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

[8]杨永问：《中国古代书籍装帧》，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第73页。

[9]释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第468页。

[10]道宣：《续高僧传》，文殊出版社，1988，第1033页。

[11]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第515页。

[12]玄奘：《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61页。

[13]马洁：《贝叶与贝叶经书》，《大自然》1988年第3期。

[14]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科学出版社，1998，第112、127页。

[15]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5页。

[16]方广锠：《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法音》1998年第6期。

[17]本文所述俗书，为佛门指佛教经典以外的书籍。

[18]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第97页。

[19]侯冲：《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看旋风装的形制》，《文献》2012年第1期。

[20]张邦基：《墨庄漫录》，商务印书馆，1939，第47页。

[21]赵林恩主编：《五台山碑文》，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636页。

[22]方广锠：《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

[23]张磊：《天津刻经处述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24]杜川、杜恩龙：《出版学视角下的“抄经列位”—中国最早的“版权页”》，《现代出版》2017年第4期。

[25]钱蓉、周蓓：《唐代宫廷佛经出版考略—以敦煌写卷〈妙法莲华经〉为例》，《江汉论坛》2010年第5期。

[26]巾箱本即中国古代所刻开本较小的书本。

[27]谢和耐：《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粹》，中华书局，1993，第581页。

[28]罗壁：《罗氏识遗》，中华书局，1991，第2页。

[29]周懿：《从梵夹装装帧形制演变看唐蕃古道的文化融合》，《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0]李际宁：《佛经版本（插图珍藏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36，56页。

[31]赵青山：《佛经抄写制式的确立及其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19年第5期。

[32]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12、127页。

[33]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

[34]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第54页。

[35]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语词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第385页。

[36]龚鹏程：《墨林云叶》，东方出版社，2015，第123页。

[37]故宫博物院编：《心清闻妙香：清宫善本写经》，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8页。

[38]方广锠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第66页。

[39]《卍续藏经 第56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第880页。

[40]赵彦卫：《云麓漫钞》，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40页。

[41]李际宁：《佛经版本》，第36，56页。

[42]释道世：《法苑珠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第220页。

[43]杨殿珣：《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3期。

[4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43页。

[45]方广锠：《关于汉文佛教古籍国家定级标准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8期。

[46]戴孚撰：《冥报记》，中华书局，1992，第7页。

[47]张先堂：《古代佛教法供养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

[48]《大正新修 大藏经 第9卷 法华部全、华严部上》，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第30页。

[49]《大正新修 大藏经 第25卷 释经论部上》，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第464页。

( 王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梦杰，江南大学设计学院。)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美术大观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