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德论红学】之红楼梦中无哲学吗（上）--宠物世界

注：文章字数偏多，放置不下，因而分两次发出。

近读《红楼梦研究辑刊》第5辑，有吴营洲先生一篇文章，他认为：说曹雪芹是个“哲学家”，言过其实。并引我国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时发表的演讲为据：他“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其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岳霖答道：‘《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此话信然!”（第75页）。笔者认为，此论欠妥，现将陋见说出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不能说“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说“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这不符合许多小说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和小说史的实际。文学和哲学的关系向来就不是对立的。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我国古典文论中一般指的是“文与道”或“艺与道”的关系。孔子《论语·述尔》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提出了艺道统一的观点,这里的“艺”,包含了文学。朱熹也认为“文与道”是统一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这里的“道”包括哲理思想，“艺”“文”，包括小说在内。从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看，早期是文史哲不分。我国先秦诸子的许多作品，既是哲学小品又是文学作品。《庄子》是其典型的代表。它是一部用文学形式表达哲理的著作。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此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等等，无不是如此。以后随小说的发展，表达某些生活哲理和哲理思想，成为我国一些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优良传统之一。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关于小说的分类中讲：“……唐宋以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因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9页 1981年版）这里“寓劝戒”类中，就有不少哲理性的著作。到明清时，哲理小说已十分盛行。鲁迅先生称之为“垂教诫，好评议”。（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202页 1981年版）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名著中都含有不少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情节和内容。这是众所周知的。在《三言两拍》，李渔的《十三层楼》，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小说集中，某些篇章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哲理小说。在西方文艺界也认为哲学和文学是不分的,被誉为西方“思想史”方法的创立者洛夫乔伊在《存在的大链条》中认为诗人和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想是稀释的哲学。美国学者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在《文学与思想史》一文中实际探讨了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文学与哲学是统一的。《少年维特》,用“爱”打造“震撼”;《浮士德》,则是童话般的哲学。世界名著但丁的《神曲》，被美国当代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古斯塔夫·缪勒称之为“文学的哲学”，他这样评论但丁和他的《神曲》：

“他既是个诗人，同样也是个哲学家”，“《神曲》将哲学家置于地狱和天堂；哲学将自己的宇宙里包括进诗人和他诗中的现实。”（注《文学的哲学》古斯塔夫·缪勒著第58、59页广西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可见，不能说“小说同哲学没有关系”。所不同的是，对哲学和哲学家应该如何解读。世界有两种哲学和哲学家，一种哲学是所谓纯哲学（在西方的代表是“经院哲学”），这种哲学着眼于对世界的抽象的思维和纯逻辑的阐述。另一种哲学则体现在政治家和文学家的政治理论和文学作品之中。他们在处理社会实践问题的同时阐述了哲学理论和理念。例如，我们说毛泽东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不仅是因为他有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还大量的表现在其它许多理论著作甚至是诗词中。解放战争后期，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亲笔写了迎接1949年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时期他还写了一首著名诗篇《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二者讲的是一个思想，都是讲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不能半途而废，要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都是从哲理的高度论述这个问题。但是，一个是形象思维的律诗，一个是逻辑严密的评论。再如，《论持久战》，书中用辩证法全面分析了中日之间的战争走向，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论持久战》不是哲学著作，但是通篇充满了辩证法思想的逻辑论证，有不可驳辩的力量，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是鲜明、明确的，不能说不是哲学。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它充分地取、借鉴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点。用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评论《神曲》的话来评论《红楼梦》一点都不过。《红楼梦》实际上也是“文学的哲学”。《红楼梦》一书不仅充满了哲理的意蕴，而是一部含蓄委婉地描述人生哲理和表达人生哲学的巨著。中国著名作家宗璞先生对此有段精辟的论述：

古往今来之小说，在做到雅俗共赏这一点上，未有超过《红楼梦》者。读《红楼梦》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高度：最大众化的读法，是把它当作爱情小说，市井街坊之间，为宝哥哥林妹妹所洒的同情之泪，为江河湖泊所难收。第二个高度是把它作为社会小说，它对封建社会有认识作用。从乌进孝交租的经济情况到宝玉受笞所表现的伦理道德又到日常服饰肴馔，它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最上一层的高度是把它作为哲理小说。（注：转引胡文彬著《梦牵魂萦红楼情》第368页）

宗璞先生这段精彩论述，对正确解读和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极为重要。第一、这段论述是对《红楼梦》流传以来，人们评论、阅读《红楼梦》的实际情况的简明概括和总结。回顾一百多年的红学史。人们对《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或说主旨、命意），可谓众说纷纭，不下十几种，创中外古今小说之最。但如果进行“同类项合并”，也无非是宗璞先生说的这三种不同情况。

第二、宗璞先生的见解，抓住了《红楼梦》一书最本质的思想特征和艺术特征。他讲的第三个高度，即表现“人生道理”的哲理高度，是这部伟大著作所反映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的客观存在。把它作为“哲理小说”来读，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哲理小说”。我们仔细阅读《红楼梦》，在感人肺腑的情意缠绵的宝黛爱情悲剧的后面；在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衰败没落的过程中的大悲剧的后面，以及形形色色的大小人物悲剧的后面，都有令人深思的哲理问题——其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其令人咀嚼回味。《红楼梦》思想上存在的这三个不同层次，是《红楼梦》的客观存在，是《红楼梦》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文学名著的一大特点。

二《红楼梦》哲理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中国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红楼梦》是部哲理小说。但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哲理小说呢？有人说它是佛家哲学，有说是道家哲学，有说佛道统一的哲学，还有的是说老庄哲学，还有的用西方的一些哲学去解读。对这些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它的哲理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中国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概括的说，《红楼梦》一书，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大家庭，在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斗争中而走向没落的必然过程和根本原因；自觉不自觉地对封建社会及其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和批判。不仅如此，作者还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进行艺术创作：在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其命运结局的安排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斗争的描写上，甚至在谋篇布局上，都体现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第一、朴素的辩证法是是曹雪芹全面认识、描写批判封建社会的思想武器，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这是曹雪芹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观察社会、分析社会的结果。书中一开始就写了贾府的煊赫和兴旺。通过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极度地铺陈出一个百年旺族之大、之盛，然后又通过秦可卿的丧葬、建造大观园、元妃省亲等情节，全面、多视角的描写贾府权顷朝野的显赫和富贵。

然而，就在极力渲染贾府的这种显赫和富贵的同时，作者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着意写了一段秦可卿给凤姐托梦的故事，书中是这样描写的：秦可卿向凤姐说：

“……常言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第174页页下注：本文所引《红楼梦》书中的文字，均出于1982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楼梦》，一下只注页码）……）

秦可卿面对贾家的必然衰亡的结局，为凤姐出谋：多在祖茔附近置买土地房舍，并将家塾建立于此，因为按清朝的法律规定，即使将来“犯抄家之罪”，这里也可例外。以此作为子孙的退路。之后，她又一次强调：“依我之见……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诞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第175页）

贾府此时正是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作者却插写了一段秦可卿给贾府的 “内务总理”凤姐托这样一个梦，预言贾府可能出现的衰败问题并且为其应对后事出谋划策。这么长长的一段文字，冷眼看似和正在展开的情节并无多大关系。然而，这个“梦”很重要，这是作者借此在“画龙点睛”，是在向读者告诉本书的主题思想：要树立忧患意识，要有“安不忘危”的思想。从哲学上探讨，秦可卿托梦讲的一番话，其思想实质是《老子》“物壮则老”“木强则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她为贾家出谋关于后事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子关于“知其雄，守其雌”（《老子》第二十八条）的辩证法思想。（有人说这秦可卿向凤姐托梦，表现了可卿的先见之明的可贵思想，有人认为这是凤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而做梦，反映了凤姐的思想。笔者认为，这究竟真是可卿托梦还是凤姐自己思虑过度在做梦，作为小说来说，这并不重要，无须在这个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重要的是作者借这个梦，表现作者的忧患意识。）

这个思想正和第二回冷子兴的话相回应。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府时说：

“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人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濹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 26－－27页）

可卿托梦和冷子兴的议论，这两段很重要，这是书中很关键的两个地方，是读懂全书的关节点之一。这以后，书中在描写贾府煊赫和兴旺的同时，着力描写了贾府煊赫和兴旺的背后存在的的种种尖锐复杂、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危机。这其实是《红楼梦》的一条很重要的主线。只不过这条主线不全是明写的，许多事件是透过宝黛爱情悲剧、大观园众儿女的悲剧的后面表现的，以至于有许多的读者(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到，把它误读为女儿传、爱情传。我们细品《红楼梦》，就会从这条主线中，透过作者对多方面矛盾斗争的描述中（有的是明写，有的是暗写，有的是不写之写）逐步从现在的“安”中看到了“危”，从现在的“存”中预见到了“亡”；从现在的“治”中看到了将来的“乱”。小说按照这样的自然逻辑的发展，让人信服的得出了个贾府的最后结局必然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曹雪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红楼梦》中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绘了贾家衰败过程的同时，又生动形象地描绘和剖析了贾府衰败的内外原因。曹雪芹处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然不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他无意中比较客观地正确地描绘了作为封建贵族的贾府内外交织的各类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其特点看似平淡实是激烈。这些矛盾在贾府外部的有皇室贵族之间的矛盾，有贾府同皇室的矛盾，有贾府同中小地主以及农民之间的矛盾：在贾府内部的则有主子和奴才的矛盾，主子之间的矛盾，当权派和非当权派的矛盾，当权派内部的矛盾，奴才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具体的又表现为祖孙、父子、母女、叔侄、婆媳、妯娌、夫妻、姐妹、兄弟、讁庶、甥舅之间等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真实的矛盾描述，让读者看到了当时一幅幅真实的“人吃人”的社会图画。是生活的辩证法和艺术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创中外小说描写社会矛盾的顶峰。正是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贾府败落的内外原因。贾府的衰败是当时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矛盾相互斗争作用的必然结果。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正如凤姐在贾家走向困境时所哀叹的：“咱们一日难似一日，总绕不过湾来。”

值得称道是，作者成功的描写了贾府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斗争。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对贾府这些内部矛盾的描写，有的是明写，有的是暗写。都很精采。例如，《红楼梦》成功的描写了贾母和凤姐同王夫人、薛姨妈之间的尖锐复杂的矛盾，这是在掌权派中的内部选拔接班人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在宝黛爱情的背后透漏出来的（注见《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期 “宝黛婚恋背后的贾母和王夫人的斗争” 亦见张兴德著：《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由于作者极巧妙地描写了这对矛盾，就更加显现出贾府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贾府内部矛盾重重，人们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即使在贾母和王夫人之间也不例外。这正如三小姐探春说的：“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1066页）贾府内部这些尖锐复杂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正是贾府必然衰亡没落的内部原因。这也证明了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位不很出名的作者的观点：“这贵族之家的钩心斗角的倾轧”，“是大家子的特点，人们都失去了人性”。“作者看到了贵族的必然歿落，而这歿落的因素是内在的。”（11）

《红楼梦》写贾府在内外的重重矛盾中走向衰亡的过程中，特别描写了当权者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危机。这种情形正如前面所引的冷子兴说的“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从贾府的老祖宗贾母起，到贾府的“宠儿”贾宝玉；从荣国府到宁国府，无不是“安富尊荣”，不思进取，他们整天嘻戏游乐，斗鸡玩狗，大小筵席，荒淫无度；掌权者王熙风，假公济私，得贪就贪。更可悲的是，对贾府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尽管个别人（如可卿、探春、黛玉）虽有察觉，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当权者的真正清醒的认识（秦可卿的梦是白托了！）《红楼梦》就是这样告诉人们，一个百年旺族是怎样“死于安乐”的。贾府的真正大悲剧也在于此。《红楼梦》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告诉人们，树立忧患意识极是何等的重要。这是《红楼梦》的思想精髓所在。这个思想在当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其理由也在于此。

作者为让读者深刻理解作品中的这种忧患意识思想，在具体描写贾府的‘“盛极必衰”的过程中，写出了贾府也是按照“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样一个辩证法的规律发展的。这就使《红楼梦》的忧患意识的建立在更踏实更丰厚的哲理性的基础之上，它的警示作用也就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后世的人们借助孔子的话，讲社会、家族沧桑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和老一辈的无产革命家，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告诫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作八旗子弟。要培养好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红楼梦》中写的贾府，正是“五世而斩”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从《红楼梦》书中的文本看，贾府自“水”字辈到“草”字辈正好五世。具体来讲，宁荣二公马上“得天下”，建立了贾府的基业。他们的下一代雄风犹存，尚可守成。但到了第三代，即“文”字辈，已经退化为昏聩无能的一辈：贾敬一心烧丹炼汞，弃家不顾，作者批判说这是“箕裘颓坠皆从敬”，贾府的衰败是从贾敬的出家开始的！贾赦则贪婪、荒淫，不理正事；贾政虽然勤勉清廉，但却庸碌古板，不通庶务。而第四代，即“玉”字辈的贾珍、贾琏、贾环、包括贾宝玉在内诸人，更不如第三代，至于第五代，即“草”字辈的贾蓉等则彻底跨掉，堕落成为一群聚赌膘娼，淫纵放荡之徒。“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荣宁二公创下的基业终于没有逃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

第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

高度和谐统一的“融合剂”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统一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在实际上，凡文学作品都存在一个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问题。不过有的作品思想性好一些而艺术性差些，有些作品思想性差些而艺术性却很高。文学作品这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对立统一的状态是任何文艺作品都有的。如何能达到这个“统一”，至今乃是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应着重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红楼梦》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和重要的经验。

鲁迅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所谓“传统写法，多指当时流俗的小说、戏剧等人物性格单一，人物之间关系简单，同实际生活的距离甚远的一些公式化和类型化的写法。如鲁迅说的“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注：《鲁迅全集》第9卷第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版）《红楼梦》打破了这种写法。在塑造人物性格，描述人物关系上处处闪耀着生活辩证法的思想光辉。生活的辩证法，艺术的辩证法和作者创作思想上运用辩证法思想认识生活、认识人物三者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

我们仅以《红楼梦》中最有代表的人物薛宝钗为例，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宝钗这个人物形象，从《红楼梦》流传时起到现在，就有截然两种不同的评价，所谓拥薛派和反薛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把宝钗写成了一个美与丑统一于一身的人物。而有人或只看她的“美”的一面，或只看她“丑”的一面。于是各执一词，纷争不已。让我们看作者是怎么样写这个人的：首先作者着力写了宝钗是个才貌双全的淑女：她长得“艳冠群芳”。“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盘，眼如水杏。”（第 123页）她博学广识。对文学、艺术、诗词、绘画、历史、医学以至诸子百家，佛学经典，等等，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然而，作者在塑造这样一个少女美的一面同时，又成功地塑造了她的思想上“丑”的一面。例如，在第三十二回，她到王夫人处，见王夫人垂泪，得知金钏死了，她听了王夫人的一套鬼话连篇的解释后，有这样一段话：“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胡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点头叹道：“这话虽然如此说，到底我心不安。”宝钗叹道：“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第450页）

如果说王夫人逼死金钏后独自“垂泪”，是真是假总还做出了懊悔的样子，表面上多少有一点自责。而薛宝钗的一席话，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看似句句在理，实则颠倒黑白。充分表现了她站在残忍的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把王夫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她看来，金钏的死，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完全是咎由自取，值不得同情和懊悔，能多赏几两银子就很不错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奴仆是何其冷酷无情，甚过王夫人！宝钗这种善于辞令的狡辩，不只这一处。在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之后，她来看宝玉，给宝玉送药，并说了一段很富有感情的话：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咽住，自悔话说的急了，不觉的红了脸。“……（第461页）

如果孤立的看这段话，活灵活现的表现了一个少女对宝玉的一往情深。其实不然，就在这刚刚过去不久，她和袭人几个人在一起议论宝玉挨打的缘故，袭人无意中说出是薛蟠把宝玉同蒋玉函的关系告到忠顺王府的时候，请看宝钗是怎么样为她哥哥辩解的：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就是我哥哥说话不方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调唆：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袭姑娘从小儿就只见宝兄弟这么样细心的人，你何曾见过天不怕地不怕的、心里有什么口里就说什么的人。”（第462页）

事实是宝玉和蒋玉函交换“汗巾”只有薛蟠知道，薛蟠对宝玉和蒋玉函亲密交往早就心里吃醋。袭人说的并不错。宝钗为她哥哥巧言辩解，不分事非的完全站在哥哥一边，让人怀疑前面她对宝玉说的那些话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真感情。无怪乎宝玉的诗中暗说她“出水太真冰作影”，作者写她吃的是“冷香丸”等，均是暗示她的冷酷无情。当然，由于《红楼梦》最大的特点是含蓄蕴藉，作者在写薛宝钗思想的丑恶时，并不是漫画式的把她写成一个坏人，她的“恶”表现也不是锋芒不露。作者在描写她思想“丑恶”的时候，有时也描写了他思想上存在着善良的一面。作者采用细腻的笔墨，多方面地多视角地多层次地展现她性格中丑恶的、伪善的和美好的、健康的因素矛盾而又是奇妙的统一。这就使这个人物的立体感非常强。在写了她的冷酷无情的同时，也写了他能够体谅人，善解人意，对有的人不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些“援助”并不完全出于“笼络人心”的恶意。例如，她对比较贫寒的邢岫烟的关照，对史湘云在家里不得清闲的理解，等等，从这些情节中，可以看出她的“德”也是善与恶、美与丑的有机统一。当然，二者不是平分秋色，丑与恶是为主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写薛宝钗的“美”和“丑”时，有时是在同一情节，同一事件中，既写了她的美，又揭露和批判了她的丑。美与丑，善与恶，不仅集中于一人一身，还集中于一事。足见作者运用朴素的辩证法的思想进行艺术创作的超凡入圣境地。例如第18回，元妃省亲时，宝玉奉元妃之命以“怡红院”为题赋诗，起草的诗句中有句“绿玉春犹卷”书中有如下精彩一段：

宝钗转眼撇见，便趁众人不理论，急忙回身悄推他道：“她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她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字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再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做‘蜡’字就是了。”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宝钗见问，悄悄地砸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臆，笑道：“该死，该死！现成眼前之物偏倒想不起来了，真可谓‘一字师’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亦悄悄地笑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第253—254页）

这段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她既学识渊博，又善于“领会领导意图”，同时也表现了她对“金殿对策”及对“穿黄袍”的生活是羡慕和向往的，一个满脑子封建正统思想的人跃然纸上。美与丑二者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再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描绘的宝钗水亭扑蝶的画面，栩栩如生，表现出一个少女天真烂漫的情趣和优美身姿，继而描述的“金蝉脱壳”场面，在表现宝钗机变灵敏之才的同时，也曲折委婉地批判了她嫁祸于人而后又洋洋自得的丑恶心态。一个少女的形象上的矫美和品质上的丑恶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灵敏机变之才同恶毒阴险之心互生互存，互为表里。而文章的标题把宝钗比作“杨妃”，则有一种明显的调侃、讽刺意味，表达了作者对宝钗的某种程度的批判。这里，我们不能不惊叹作者运用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创作，所取得的表现生活真实的深刻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注见张兴德《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 美与丑的统一”）

我们再以凤姐为例。凤姐能干干练、遇事机敏，善于应变，杀伐决断，游刃有余，有相当的组织领导才能，这是她的“美”一方面。有人据此称她有“国务总理之才”。但她同时也是处世圆滑、虚伪残忍，对人狠毒刻薄，这是她思想上“丑”的一面。凤姐思想性格也可以完全说是美与丑的统一。这种美与丑的统一充分表现在她在处理贾瑞事件和尤二姐事件中，这两件事，既表现了她的智慧和谋略，又表现了她的狠毒和毒辣。但凤姐的形象深刻的哲理意义远不只此。有评论者认为，凤姐“是一个人形魔鬼，是她在吃人，而不是人在吃她”其实，这样评论有失片面和简单。“她在吃人”大体不错，但是说“不是人在吃她”就未必确切。在贾府那样的环境中，是人吃人，凤姐也处于随时被人吃的危险地位。这个观点不是笔者的观点，而是《红楼梦》中人物的观点（当然也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凤姐自己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十六回，有一次她就对别人这样说过：

“……咱们家的所有的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

如果说凤姐自己这样说还只是当事人的自我感觉，其真实性可能不足为信。那么，还有两个人，也持有同凤姐大致相同的认识。一人是平儿，另一人就是贾母身边的丫鬟鸳鸯。在第五十五回，探春理家时，一些人借故给探春出难题，甚至闹事，平儿出面责斥众人，书中有这样一段同众人的对话：

平儿说道：“……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厉害，我这几年还不知道？二奶奶（指凤姐）若是略差一点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她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道她厉害，你们都怕她，惟我知道她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第777页）

平儿虽然是凤姐的贴身丫鬟，但她还是比较正派的。她这一席话基本上是站在旁观的公正的立场上讲的。在第七十一回探春、李纨、鸳鸯等人在一起闲谈，当李纨赞凤姐会办事儿，鸳鸯说：

“罢约，还提凤丫头虎了头呢，他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地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作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如今咱们家里更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挑三窝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气，一点也不肯说，不然我告诉出来，大家别过太平日子……”（第1013页）

平儿和鸳鸯这一席话，不单提示我们应该用全面辨证的观点看凤姐性格品质中的“刻毒”“凶狠”这一负面的东西，全面把握凤姐这个人物性格，还使我们认识到贾府内部尖锐复杂的矛盾环境对人和人性影响。可以说正是贾府这样一个你争我夺、钩心斗角、丧失了人性的独特的环境，造就了凤姐性格中的“恶”的那一面，贾府是凤姐复杂性格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典型环境。在贾府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各派势力角斗的中心的掌权者凤姐，她如不这样作，很可能根本无法立足，更谈不上掌权了。凤姐是贾府这样典型环境中“培养”出的“典型人物”。

还应提一下的是在后四十回，凤姐治理贾母之丧，完全没有当年为可卿治丧时的风采，问题百出，处处出丑。同样一个凤姐，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凤姐的靠山是“冰山”（第五回太虚幻境中凤姐的判词中的“画”是雌凤站在冰山上，对“冰山”历来红楼研究者却少有注意，这是解读凤姐不该忽略的），贾母一死，靠山没了，一切积怨总爆发。不仅邢夫人不顾大局，借机发难，平时一些百依百顺的奴隶们也公开和半公开的造反。这写描述，不仅深化了贾府的内部矛盾斗争，其深刻的哲理思想在当代亦有意义。“四人帮”的兴亡就是凤姐的当代演义。

凤姐这样的人物性格和命运是作者运用辩证法思想进行艺术创作的典型表现。是值得我们的艺术家深思的。

在《红楼梦》诸多的人物中，当然不只是宝钗凤姐的思想性格是美与丑，善与恶的统一。像宝玉、黛玉、贾母、王夫人、探春、妙玉甚至刘姥姥、薛蟠、焦大等人，无不如此。这是《红楼梦》人物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曹雪芹运用辩证法思想进行创作的重要标志。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中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还表现在处理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上。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简单化，按生活的本身，写出其辨证的复杂的关系，这是《红楼梦》写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关系的重大特点之一。

贾政同宝玉的关系可以说是作者运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处理人物关系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贾政同宝玉的关系只是“封建卫道者同封建叛逆者”的斗争。实际上贾政同宝玉的关系，远不是如此简单，充满了两重性，不仅存在着矛盾方面，还存在着“同一”和“一致”的方面。“一致”方面甚至大于矛盾方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父子关系，作为父亲，贾政对宝玉是又爱又恨，贾政在宝玉心里的位置也是别人无可代替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拥护皇权的颂圣思想。贾政的颂圣思想自不必说了。从宝玉这方面看，集中体现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宝玉的一些题额对联，元春省亲时的题诗之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宝玉做的《姽嫿词》，明显的站在歌颂和拥护皇权的立场上，当然，诗中也有对无能的昏庸官吏的讽刺，但这种嘲讽也是站在维护封建帝王的立场上。就贾政同宝玉二人之间的矛盾讲，也不完全是贾政之错。从宝玉这方面看，在大观园内整天无所事事，不过是个借助于老祖宗的福荫而可以整天“寻愁觅恨”的贵族公子，他自觉地同薛蟠、贾珍这些纨绔子弟为伍，“在外流荡优伶”以至于为此而见罪于同贾府不睦、而又可能给贾府带来灭顶之灾的忠顺王府。宝玉这些行经就是用现在的观点看，也不能不说是错的。贾政对宝玉的管教也有两重性，既有想把他培养成封建阶级的接班人的意图，也明显有反对其堕落、不要成为垮掉的八旗子弟的合理因素。这种两重性，不仅使二人性格更加丰满，而且也使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厚。父子二人之间的思想冲突，还有当时社会上贾府同其他贵族王公（例如忠顺王府）的矛盾在二人之间曲折的反映。例如“宝玉挨打”，贾政之所以暴打宝玉，主要是因为宝玉交往的蒋玉函是忠顺王爷一刻也离不开的一个“优伶”，而这个人是在北静王水溶的庇护下逃离忠顺王府的，而忠顺王府不敢去北静王府要人，反到贾府要人，这使贾府处于两个王府矛盾之间，无疑使贾府处于危险境地，贾政害怕了，所以怒打宝玉（5）。像贾政同宝玉这种人物关系的两重性和复杂性，在《红楼梦》一书中可以找出很多。包括宝黛二人的婚恋，以及贾母和王夫人（6），凤姐夫妇，钗黛关系，等等，都充满了这种辩证法的两重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