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人生悲剧的现代文化精神——兼谈《红楼梦》对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超越--宠物世界

魏颖，女，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红楼梦研究会会员，湖南长沙人。

精彩内容

《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都有着独特的性情和命运，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或精神探索的路径。其中，林黛玉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她集天地灵秀之独钟，才华横溢，风流袅娜，纯真高洁……然而，这颗明珠却无可逃循地走向毁灭。当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并诠释林黛玉这一形象时，我们也是在面对自己的心性；当我们探究宝黛爱情的悲剧根源时，也是在追问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悲剧精神。

一

《红楼梦》第1回介绍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前世因缘：贾宝玉的前生是赤暇宫的神瑛侍者；林黛玉的前生是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因神瑛侍者的灌溉而修炼成了绛珠仙子。见神瑛侍者下凡，绛珠仙子也下为人世，愿以一生眼泪来酬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德。

贾宝玉和林黛玉第一次相遇就彼此有似曾相识之感——黛玉“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看了黛玉，也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第3回）

黛玉在宝玉心目中的位置始终无人替代，不仅是前世因缘之故，还因为黛玉是宝玉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贾宝玉厌恶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以沉迷于女儿世界、自然世界和艺术世界来建构自己的主体性世界，黛玉恰恰是宝玉渴望回归本真的理想世界的载体。黛玉的《问菊》、《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诗作可谓字字珠玑、光彩夺目，让宝玉叹服不已。绛珠仙子还泪报恩的神话从表层上看是黛玉以眼泪来回报宝玉，从深层上解，却是黛玉以诗来酬答知己。无论是泪还是诗，都是黛玉生命的精华，都是黛玉一片真情的宣泄。

宝玉、黛玉不仅出身、教养相当，而且志趣、禀赋相投。他们的爱情不同于“才子佳人”传奇中一见定情、皮肤滥淫式的爱情，而是经历了一个相互试探、相互了解、相互交心的发展过程，终于成为精神契合的知己。

事实上，相对于宝玉与宝钗的“金玉良缘”，宝黛的“木石前盟”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贾家，家族的内部事务是由贾母说了算。在第33回“不肖种种大乘笞挞”中，贾政杖打宝玉没有经过贾母的同意，被贾母一顿怒斥，只得“苦苦叩求认罪”，最终教育儿子的权力还是没有收回。可见，贾母在贾家的威望是一言九鼎。贾母和王夫人，这一对婆媳表面上温情脉脉，骨子里斗争得却很激烈，两人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都想得到控制权。王夫人支持的是“金玉良缘”，不仅因为宝钗的性格、举止吻合王夫人的心意，还因为宝钗的母亲薛姨妈与王夫人是亲姐妹。贾母则倾向于“木石前盟”，因为黛玉的母亲贾敏生前是贾母最喜爱的女儿。贾母是异常疼爱黛玉的，黛玉的“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第5回）贾母是个性情中人，她对宝黛的庇护和宠爱不仅使宝黛爱情有了滋生的环境，而且有了开花结果的可能性。第25回，王熙凤打趣黛玉：“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脂砚斋在此的批语是：“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批者、作者，皆为无疑，故常有此等点题语。”王熙凤是个擅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人，她打趣黛玉，也是为了迎合贾母的心意。第55回，王熙凤合计贾府将来要办的婚宴大事，就干脆把宝、黛合在一起算：“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

连贾府中的下人，也认定了“二玉之配偶”关系。第66回，尤二姐疑心尤三姐的意中人是宝玉，兴儿便在一旁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口，那是再无不准的了。”

由此可见，宝玉和黛玉将成为配偶，在故事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贾府上下许多人的看法。如果黛玉能善于协调各种关系，把握机会的话，她和宝玉应该是会有结果的。可是，由于黛玉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和其它客观原因，导致“木石前盟”最终败北于“金玉良缘”。

二

第57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是宝黛爱情悲剧的一次预演。在此章节里，紫鹃为试探宝玉，谎称黛玉要回苏州老家去，宝玉当即认了真，“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一时间，急痛迷心，两眼发直，口角流津，人事不知，贾府上下慌作一团。紫鹃从这场风波里看出了宝玉对黛玉的满腔痴情，便劝黛玉趁老太太在世，拿主意要紧。黛玉反责怪紫鹃“疯了”，说“明儿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

这场风波令薛姨妈非常紧张，她和宝钗不约而同来探望黛玉，薛姨妈对黛玉说了这么一番话：

“我的儿，你们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隔着海,隔着国,有世仇的,也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想，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栓的，再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这段话云罩雾笼，话中有话。从表面上看，薛姨妈是以一个长辈的身份来关心、抚慰黛玉，慈祥地和黛玉拉家常，唠叨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若我们结合整篇小说中薛姨妈的行为来分析她的这番“爱语”，便会发现“爱语”反讽性地悬置了另一种声音的存在：薛宝钗选秀失利后，一家三口老借居在贾府不走。薛姨妈到处散布金玉良缘说，其用意很明显，即认定宝玉是自己的女儿终身大事的最佳人选。当宝玉为紫鹃的一句戏言而疯颠犯病，对黛玉的真情可以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薛姨妈就非常紧张，担心黛玉在这节骨眼上和宝玉联手一哭一闹、一唱一和，使贾家的最高掌权人贾母因为心疼宝黛的缘故，为着“冲喜”就敲定了宝黛的婚事。于是薛姨妈借探视黛玉病情的名义来观察她的动静，并抛出“红线说”稳住黛玉，使黛玉安心听从命运的摆布：你看姻缘都是月下老人用红丝栓着的，你和宝玉虽然年年在一处，老太太又疼爱有加，但若没有这根线栓着，还是靠不住。所以呢，婚姻大事是无须你这姑娘家自己操心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接下来薛姨妈又拐弯抹角地探黛玉的口风：“我想着，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断不中意，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机灵的紫鹃赶紧顺水推舟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立刻，薛姨妈关心黛玉的幌子便不攻自破：“你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黛玉为遮掩她和宝玉之间的真情，竟在一旁骂起紫鹃来：“又与你这蹄子什么相干？”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紫鹃臊红了脸转身去了。

黛玉根本听不出薛姨妈话中的弦外之音，也无法看到这场风波对促成自己和宝玉婚事的有利方面，因此不能当机立断拿定主意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反而把薛姨妈当作可以倾诉、依赖的对象，把用心良苦的紫鹃当作揶揄的对象。在一片“爱语”和玩笑声中，曹雪芹穷形尽相了黛玉的单纯如水和薛姨妈的老谋深算。宝黛的婚事因为黛玉的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而被延宕。

如果说优柔寡断、不能见机行事使黛玉坐失良机，生活中爱拈酸吃醋、耍小性子则渐渐令她失了人心，消耗了自己。黛玉不像宝钗，能理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善应变地去争取机会，拉拢人心，在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中找到平衡点，黛玉的用情、用心从来都是率性而发，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的。黛玉不像宝钗，能理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善应变地去争取机会，拉拢人心，在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中找到平衡点，黛玉的用情、用心从来都是率性而发，也不懂得保护自己，争取自己应该的权利。黛玉父母双亡，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寄居在荣国府，但她原本是有富贵根基的：黛玉的父亲林如海是前科的探花，后被钦点为巡盐御吏，可以算是钟鼎之家兼书香之族。林如海虽有几房姬妾，却只有黛玉这棵“独苗”，因此，林如海殁后，黛玉可以继承大笔遗产，但黛玉实际上却没有分得半点遗产，这是如何化为乌有的，小说没有交代，唯一的线索是第16回写道：“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诸事停妥，贾琏方进京的。本该出月到家，因闻得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问的黛玉‘平安’二字，余者也不在意了。”和黛玉一样，宝玉也是位不操心金钱琐事的贵族子弟，正是因为两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都漠不关心“余者”，黛玉应得的遗产才被人侵吞了，黛玉因此成为了寄人篱下的“寄食者”。“富贵根基”的丧失，无疑为宝黛爱情悲剧埋下了隐患。

虽然黛玉是曹雪芹寄托了审美理想的一个人物，曹雪芹在刻画这一形象时表现出明显的“褒”黛玉的倾向；但是，曹雪芹对黛玉的“褒”又不是绝对的“爱之欲其生”的“褒”，而是褒中含贬，在欣赏黛玉的同时又以深微婉曲的笔触表达了“爱而知其恶”的倾向。小说让人感到，如果黛玉不是时常“逢迎着宝玉淘气”（第78回），每每闹得宝玉摔玉、砸玉，王夫人不会憎恶黛玉；如果黛玉不对袭人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82回），袭人不会疏黛玉而亲宝钗；如果黛玉不铰了湘云为宝玉编的扇套子，湘云不会冲着宝玉指责黛玉（第32回）……

王国维评介《红楼梦》，指出宝黛爱情悲剧“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是因为“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於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红楼梦》成书的年代，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时代。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诸如《玉娇梨》、《平山冷燕》、《金云翘传》等等都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在才子与佳人的遇合过程中，往往有“蛇蝎之人物”的阻挠或“非常之变故”。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没有因袭“才子佳人”小说尚奇的审美视角，而是从通常的道德人情、固有的人际遇和角度切入宝黛爱情悲剧，将日常生活琐事点石成金，达到“悲剧中之悲剧”的境界。

三

如果仅仅从性格角度来探究黛玉的人生悲剧根源，未免流于片面。其实，在黛玉性格的背后蕴含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

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意识开始觉醒，尊人欲、反礼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李贽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文学界出现了以汤显祖、冯梦龙为代表的言情说。汤显祖在《牡丹亭》中颂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至情”；冯梦龙则在天启年间推出了《情史》，以“情史氏”的身份宣布：“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汤、冯的言情说在文艺界产生了震耳发聩的效果，一大批向理学开战，对男女之情极尽讴歌之能事的小说、戏曲争相出现。黛玉虽然是守在深闺的贵族小姐，但她从宝玉带来的“外传野史”中，从梨香院的戏子演唱的《牡丹亭》中敏锐地感受到了追求个体自由意识的时代精神，产生了青春的觉醒。但另一方面，封建礼教的桎梏又使黛玉对内心深处萌芽的爱情怀有深深的“原罪”感。所谓“原罪”(original sin)，来自基督教的传说，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原罪”被认为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又是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黛玉的“原罪”感来自于中国几千年来积淀而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以伦理为本位, 造就了个体逆来顺受、自我萎缩甚至自我丧失的人格。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与道家学说不谋而合的是，孔孟儒学也是强调克己复礼、以礼节情；到了宋明理学更是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压抑人追求自然本能的幸福的欲望。由封建礼教的压制而滋生的“原罪”感是纠缠、折磨黛玉的巨大魔魇，使她优柔寡断，不敢主动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却渴望被救赎。因此，当宝钗指出黛玉行酒令时失于检点，说出了《牡丹亭》、《西厢记》中的词句，并告诫她不要“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时，黛玉听了竟“心下暗伏”。接下来，宝钗又关切地劝黛玉吃燕窝粥养身，黛玉的心理防线便全面崩溃，把眼前的竞争对手当成了救赎者，并向她发出自赎式的心灵告白：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第45回）

黛玉的情路之旅是痛苦而艰难的。其痛苦、艰难之处不仅在于金玉良缘的巨大威胁，更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黛玉难以摆脱自己内心深处的“原罪”感。这种“原罪”感使黛玉在渴求爱的同时又拒绝爱、畏惧爱，终日长吁短叹、涕泪涟涟。因为焦虑，黛玉寝食难安，本就孱弱的身体更加亏损，性格中一系列负面的因子如敏感、多疑、孤傲、小性子等等也都随之膨胀，使她的生活进入了非良性循环，在贾府这个“人情”生态圈中渐渐迷失了方向，陷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困境之中。

四

关于黛玉的结局，高鹗的续书是叙述王熙凤趁宝玉疯癫之际想出了“调包计”，黛玉在宝玉迎娶宝钗之日，怀着对宝玉的深深误解和怨恨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情节虽然悱恻动人，但与绛珠仙子还泪报恩的神话以及黛玉的诗词相冲突。因为既然是“报恩”，黛玉临终前对她的前世恩人就不应当存在怨恨；再则黛玉的不少诗词具有似谶成真的性质，已透露出黛玉将会自杀的征兆。

第76回，黛玉与湘云联诗，为压倒湘云的“寒塘渡鹤影”，黛玉沉吟半日，猛然对出了“冷月葬花魂”的诗句，这两句诗分别成为了湘云、黛玉命运的诗谶。黛玉应当是在得知元春下了宝玉与宝钗成婚的懿旨后，投湖自杀身亡的。这一悲剧的幕后操纵者就是王夫人。王夫人是贾府的实权派人物，不仅因为她是贾政的夫人，宝玉的母亲，更为了不得的是，她还是皇上的宠妃元春的母亲。曹雪芹虽然没有正面描叙王夫人对黛玉的看法，但从她对晴雯的态度上可以推测一斑。王夫人对凤姐形容晴雯是“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并表示“我一生最嫌这样人”（第74回）。黛玉是贾母万般疼爱的外孙女，王夫人投鼠忌器，当然不敢正面与黛玉发生冲突，但她借指责晴雯附带表现了自己对黛玉的厌恶。晴雯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后，王夫人向贾母禀报此事，又含沙射影了黛玉：“况且有了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他色色虽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若说沉重知大礼，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况且（袭人）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来，从未逢迎着宝玉淘气。”（第78回）王夫人在贾母面前褒袭人，贬晴雯，其实也是在抬举宝钗，打击黛玉。王夫人喜欢宝钗、袭人这样“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人，而黛玉、晴雯自以为有本事就“调歪”，王夫人早已看不入眼，碍于贾母的面子又不便发作，但她心中已经有数，决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娶黛玉。因此王夫人找机会进言元春,让元春赐婚宝玉和宝钗,彻底断绝了宝黛爱情的发展空间。

其实早在1984年，周汝昌先生就发表了《冷月寒塘赋宓妃——黛玉夭逝于何时何地何因》一文，提出了曹雪芹对黛玉的结局设计是自沉于湖的观点。但有学者表示质疑，因为在第5回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册页里，有关黛玉的判词是“玉带林中挂”，许多学者因此推断黛玉最后是用玉带挂到树上，上吊自尽的。刘心武发展了周汝昌先生的观点，认为黛玉是“在贾母去世、病入膏肓、泪尽恩报的临界点”，选择在中秋夜自沉于湖。至于“玉带林中挂”，刘心武的理解是，“或许曹雪芹会写到一个细节，就是黛玉沉湖前，解下了自己腰上的玉带，挂在湖边林木上，这样就给寻找她的人们，留下一个记号，因为她实际是仙遁，最后没有尸体的。”笔者认为，刘心武仅仅是从字面上来解释“玉带林中挂”的涵义，并没有领会其中深刻的象征意义和哲理内涵。如果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来解释“林”的含义，“玉带林中挂”与“冷月葬花魂”的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了。海德格尔在其书《林中路》的题记中写道：“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海德格尔认为人在“林中路”上的迷失与困惑，也就是人处在“人情”生态圈中的迷失与困惑，实际上是人类整体性的认知困境与生存困境。《红楼梦》“大旨谈情”，其中的“情”并非单纯指“儿女之情”，而是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在其本质意义上，《红楼》之‘情’意味着人生在世，对于自身、对于他人、对于外界的精神上的互动与关联，因而具有一种深层性、普遍性的‘精神存在’的本体意义。”循此出发，“玉带林中挂”即隐喻黛玉在自杀前精神上陷入了无路可走的迷失状态。

林黛玉挟带着封建伦理文化的积淀，在命运的浪涛中浮沉，最终被人情“生态圈”的漩涡所吞噬。曹雪芹写出了人性人情的丰富和人生命运的诡谲，赋予了宝黛爱情悲剧深刻的时代、文化和哲理内涵。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以曲折传奇的情节、剑拔弩张的冲突来结构小说，《红楼梦》则将笔锋落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深刻精微地剖析人生境遇“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的悖谬本质；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以皆大欢喜的团圆定式来寄托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白日梦”，《红楼梦》则是直面人生悲苦真相后的觉醒。较之崇尚乐天团圆的理想美的“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的悲剧美更具有警喻世人、穿透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