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6年9月4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漢藏南傳佛教對話交流論壇—

究竟與方便

——略談佛教在實踐開展的兩個維度

（接上一天）

如佛世時，佛弟子随類受教，由於因缘不同，根器各異，在對世尊的教法的理解與實踐上也必然會在理解與實踐上表現出各自的特點與不同来。當然，因有佛陀的把關、引领，雖千差萬别，弟子們的法務活動始終能以解脫道為中心與重心而展開，既不會出現太大的偏離，也不會有嚴重的分歧。因為弟子們任何的困惑、迷茫，都可以到佛陀那裡去決疑，最終得到解決。即使出現有像提婆達多那樣的分裂事件，也很快就能得到平息，所謂“忍(認)異師道時，名破不經宿”((《俱舍論·卷十八》）。因有佛陀在，一切都能予以消弭。但佛涅槃後，情況就慢慢發生變化了。如弟子中就有以為既然佛不在了，他就自由了，可以發揮了。如果說這還只屬於個別性的問題的話，那麼，傳佛衣缽，主持佛教的摩訶迦葉個人的生命形態，他的處事風格等特點，就對當時佛教乃至之後佛教的發展影響明顯了。如他對阿男尊者的態度以及由此出現的涉及到許多教法的問题就是一例。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只是提出一個歷史現象，本文更不是討論個人性的問题。且對過往的前賢，就以他們個人的德性修為而言，應該都是我辈敬仰的大德，由不得我等凡愚之輩置喙，但如放在整個佛教的大前提、大背景下考量，那就完全可以持依法不依人的精神，不带任何的鄉願氣，從人·法·道三者與整個佛教發展史上的關聯性上，認清古來的傳教者與弘法者在一定的時空下所選擇的策略與方法，以及從中所帶著的每一位大德個體性的因素，最終所出現的結果，在其合理(法)性、有效性之外(這當然是主要的)，也有不可避免的有限性。這樣的分析，絲毫沒有任何不恭敬的成分在。必須承認，现實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每一個具體的生命，都會呈现出一種特殊的形態來，即使佛陀也不例外。

佛陀出身高贵，其教育法通常是温和的、啟發式的，表現出嚴謹而不失活潑，宽容又非沒有準则，帶著一種“贵族氣”。只要無關原則、不悖因果，佛陀一般先是顺著弟子的特點予以點撥、指導，再加以充實提升，以方便法導入究竟。如佛陀後期的大弟子摩訶迦葉，他在歸順佛陀前早有修行，有一套研習甚久的法門——頭陀行，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帶藝入門”者。進入佛門後，佛陀因见迦葉年事已高，曾勸說他放棄此法，但迦菜表示此法令他自己內心感到清静、充實，依然堅持著。而對於弟子這樣的一種堅守，釋迦牟尼佛又給予了肯定，並感喟未来佛教的衰败，不是來自於天魔外道的破壞，倒是有可能毁於内部的腐化與墮落。

感該說，苦行並非為佛教所提倡，佛教徒也不是苦行主義者，佛教一向主張要以不偏不倚的中道觀来對待一切。中道是一種精神，一種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方法，它既能方便一切，又可成就一切，體现了佛法的精妙與寬闊，所以印顺導師指出“可以用‘中道’二字，簡别一般的宗教，顯出佛教的特色”(印顺《中道之佛教》)。不執一切，又不廢一切，凡封解脱有正面意義的，佛陀都能给予必要的肯定與支持。在無礙究竞的前提下，一切都是隨顺的、方便的，但又不絕對化，以為唯一。這才是究竟與方便的完美结合，當然也只有佛陀才能做到徹底。職是之故，如来家風才能表現得如此開放而靈活。然而，弟子們往往没有佛陀那樣的博大、寬厚，容易得其一分而自以為是，無法平等視他，包容一切。就以苦行来說，誠然，它能带来清静，也能提升出家人的形象，但這僅僅是解脫道上的一種方便，绝不是目的、不是究竟，如以之為唯一，用来衡定其他法門的標準，或甚至以此标榜抬高自己，那就反成障礙了。提婆達多就是如此。撒開提婆個人的野心不談，他之能以一種極端主義來蠱惑其他的佛弟子並一度得逞，所暴露出来的問题，其原因就在於對中道的偏離，遇事絕對化，以方便為究竞。這才是教訓，才是我們要警覺的普遍性周題。

如何依中道的精神把握好究竞與方便，對於圓智圓覺的佛陀来說，當然不構成問题。但等覺以下，理論上都存在可以討論的空間。換言之，就佛弟子来說，無論是其隨佛求道，還是以後的弘傳一方；無論是有佛之世，還是無佛之時，學佛者因其個體性的差異，其對“法”的實踐與弘揚，旁人都可以去評議他們對究竟與方便的把握上是否存在失衡的問题，認清他們的實踐與弘傳之道各自的合理性與適應範圍，以及難免會存在的不足或與現實佛教的開展不相應的方面。或更確切地說，究竞無為，離一切言說，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學佛者(包括弘道者)如何實施“方便”，論衡方便道在究竟道上行進的軌跡是否有所偏離，或對究竟道的落實是否具有必要性與有效性。如再擴而言之，佛教因世間而有，随眾生而開，面對社會與人生的現實，釋迦牟尼佛也一樣地必須觀察因缘，對機設施，佛教有一個概念叫“時節因緣”,包含的就是這個道理。甚至還可以這樣說，所謂契理契機，這是一切佛教在世間開展的基本原則，而釋迦牟尼佛時代所出现的佛教特點，即是佛陀時代的時節因缘下的產物，一樣地有其相對性，這樣的認識，與信仰的有無，或虔敬與否無關。就像印顺導師所指出的，“ 佛法的流行人間”，“ 不能沒有方便適應”(印順《佛法概論·自序》)，既有適應，就會呈現出不同的面向；就一定是應著 “缘起的世諦流布，不能不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變，有所發展”(印顺《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序》)，有各種類型的佛教出现。問題的關鍵是無論“怎麼變，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質”(同上)，只要不違究竟，那麼，“ 世界的任何佛教，都是佛教的一流” (印顺《華嚴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都尤其存在合理性與必要性，當然，也都應該给予必要的重視與尊重。

總而言之，二千多年来，佛教在现實世間的開展中，因不同的時空，不同的因缘，其所呈现出來的各種形態，如带有宗(學)派性的、地城(包括因别)性的，乃至出现的歷史有先後長短的等等，都是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應機而生的结果，即都有它特殊的適應性與對機性，當然，同時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明瞭这一點，吾人就不會以一己的立場，以一植類型的佛教为標準去否定其他類型的佛教；也不會没有判别，以為古来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無需討論，無需簡別，惟有遵從才是後人唯一的選择，就像印顺導师所批评的那样，“以为地無分中外，時無分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錮蔽”(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序))；更不會自以為最高明，以後見之明，對過往的佛教，不顧具體的時節因緣，教條式妄加評判，而缺乏“同情的理解”。總而言之，如何合理地看待歷史上各種類型的佛教，或是論衡世界三大語係的佛教，所應該具備的是無非兩個方面，一個是態度與立場，一個是觀念與方法。如果能以平實的態度，平等的立場，以中道的精神與方法，在一個究竟與方便的大框架下抉擇異同，發揚其合理的，去掉其不適應的， “從無限错雜的演變中，把握它續的一貫共同性，”(印顺《以佛法研究的佛法》）從而為當下乃至未來的佛教提供經驗，提供選擇的方向可能性，這無疑是今天的佛教研究者值得做也是應該做的工作。這方面，印顺導師可以說為我們樹立了典範。

印顺導師在佛學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對佛教的簡别工作是其中突出的部分，内容十分豐富，筆者的許多認識與觀點大都受益于導师的思想。印顺導师對佛教簡别工作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他的五期佛教的判釋上。導师判教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在佛法的開展中，探索其發展的脈絡，而瞭解不同時代的多姿多態，而作更纯正的，更適應于现代的抉擇”；通過揭示佛教的精神及其流變的真相，更能使人認識佛教的真實，以彰顯全體的、本質的佛教。本文的寫作即直接來自于導师判教理論的啟發，因導師的著作在教學兩界早已廣為流傳，筆者也曾撰有《印順導師判教理論述要》(刊載於《佛學研究(年刊)) 1995年)，也就不再詳细的介紹。好在文中已經有多處引證導師的觀點作為筆者論說的支撐，這些觀點也基本能反映導師這方面的思想大概。如需進一步深入學習者，直接讀導師的著作無疑要比通過尋章擇句的瞭解有效的多。

最後，本文就以印顺導师的一段話作為結束:“ 佛法是一味同源的，也是多方適應的。在適應不同民族，不同環境，不同時代中，發展為似乎非常不同的形態。然如從發展的倾向，發展的规律；從演變中的内在聯結，外界適應去研求，即會覺得:世界不同形態的佛教，是可以溝通，可以合作的。”(印顺《華嚴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為避免受“文抄公”之嫌，稍加發揮:在當今號稱全球化的時代，生活在“地球村”的人類的共同性部分無疑大大高於以往任何的時代，佛教在這樣一個新的時空的大背景下，無論是不同的宗派，還是不同語系的佛教，互相尊重，平等對話都會顯得非常迫切，非常有必要，通過“溝通”、通過“合作”，以增强佛教的影響力，提高對眾生的攝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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