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項目·《書志》丨嚴佐之：“開聚書之門徑”“標讀書之脈絡”：論“藏書志”目録體制結構--宠物世界

——以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為中心[1]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嚴佐之

近幾年來，編撰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志逐漸受到海内外圖書館的關注和重視，除了已有幾部殺青面世之外，據悉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的好幾家收藏豐富的著名圖書館也在躍躍欲試。大家對編撰書志的意義無甚異議，如若條件成熟，誰都願意奉獻碩果。但對如何編撰書志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如已出版的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和《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編例就很不一樣。若論是非優絀，究其根本，則事關“藏書志”目録體制問題。或者以爲，編撰書志大可不必繩之一律。此話雖不無道理，但倘若承認“藏書志”是傳統目録的一種既有體制，那就理應認同其概念的特定内涵。也就是説，書志編撰體例可以不一律，允許有繁簡、有異同、有變化，但畢竟需要持守一定的共同“底綫”，才算得上所謂的“藏書志”。而問題在於，目前對“藏書志”目録體制的認識、理解並不一致。竊以爲，像這樣一個有實際應用意義的古典目録學理論問題，是值得學界共同研討的。故不揣譾陋，略陳管見，謹祈同道批評是正。

一

自上世紀初始，目録學者紛紛效法西方現代學科理念，以梳理中國兩千年目録傳統，對古典目録的類型、體制、流派等多有辨析論理。就目録體制而言，當推余嘉錫《目録學發微》的説法最獲認同，並通行至今。余氏認爲，古之目録“推本劉、班”，“綜其體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書之源流；二曰叙録，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並按“篇目”“叙録”“小序”三大要素的不同組合，將目録體制大致區分爲三類：“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並無，但著書名者。”但鑒於“宋代以後目録書中尚有記板本、録序跋者，用意甚善，爲著目録書者所當採用”，《發微》又以“目録書體制四”的名目，增設“板本序跋”一節。窺測季豫先生的意思，似已將“記版本、録序跋”視爲目録體制的“第四要素”。惟其闡述未能盡義，但謂“當紀板本者，蓋言所著叙録，於書名之下，當載依據何本也”，謂“迻録他人序跋”，“體制之善，無間然矣”而已[2]。對“藏書志”目録體制，尚無發明。

稍晚有姚名達的《中國目録學史》，其中“體質篇”專論目録體制。所論雖亦沿用余説，但考慮到向、歆以來歷代目録，實際上是“篇目之例，至《七略》而絶”，“小序之例，作者亦止數家”，作爲“要素”，似缺乏普遍意義，故另行提出但按“解題”之有無及異同來區分目録體制的方法：“自目録内容之體制分之，則有純書目、有僅記書名、著者、卷數者，有兼記版本參考項者。純解題、有於書目後作解題者，有於書籍中作題跋者。兼書目及解題之異。自解題内容之旨趣分之，則有解釋内容、訂正訛誤、考索存佚、研究版本、批評是非、叙述源流之異，或兼而有之。”並推本溯源，比較“解題”目録的内在差别，認爲“解題”源於劉向《别録》體制，其流則“有完全接受者，有撮取精華者、有偏舉局部者”。譬如《四部序録》《群書四録》《崇文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是《别録》的“完全接受者”；《七略》《古今書録》《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是《别録》的“撮取精華者”；《七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精神時有所偏，不能每書皆研究其各方面，體例不能純潔”，是《别録》之“偏舉局部者”；至於清代《讀書敏求記》“特别注重版本方面”，《經義考》仿《經籍考》“備録成説以備考證”，《鄭堂讀書記》“專述書之内容以便讀者取材”等等，則又各爲流變，而開“解題”之别派[3]。姚氏論説“解題”頗有見地，“藏書志”體制雖未“現形”，卻已呼之欲出了。

後出轉精，辨析愈細，乃有將“藏書志”單獨作爲一種目録體制來議論的，如昌瑞卿、黄永年諸前輩。

瑞卿先生《中國目録學》“目録學的體制”一章，以“篇目”“叙録”“小序”“版本題識序跋”爲題分成四節，闡釋目録體制。其説大抵祖述余氏，但析解“版本題識序跋”更爲明細。他説：“自宋代以後，目録書中尚有記載版本，抄録序跋的，對於正統的目録學而言，雖可説屬於别體，然而這種晚起的體制，用意頗善。”“記版本的目録書，就其體例的不同而言，大别可分爲三類，一曰僅只著明版刻，二曰詳載賞鑒考訂，三曰引録刻書的序跋。”並稱這類“詳載賞鑒考訂”並“引録刻書序跋”的目録書爲“賞鑒書志”或“藏書志”。認爲“這類的藏書目録雖然所記載的多屬辨别版本的事，但從目録學體制而言，也可説是叙録的另一種體裁”[4]。在爲“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撰寫的《前言》中，瑞卿先生闡述了“藏書志”這一特殊目録體制的起源和特點：“藏書志是我國目録學史上比較晚起的一種體制，然自清乾嘉以來，已成爲目録學的主流。這種體制，溯其初祖，實淵源於唐宋以來的書畫賞鑒一派。明嘉靖以降，因宋元舊本秘籍普遍地受到藏書家的寶愛，相沿成風，迄明末清初而益甚，於是有模仿書畫賞鑒的體裁，而專注重於賞鑒方面的書録。開這一派先河的，當推錢遵王的《讀書敏求記》。錢氏在他的藏書中遴選最精好的，每一書寫一篇解題，編爲《述古堂書目題詞》，後來改名《讀書敏求記》。這種解題有異於前代的叙録，不介紹書的著者及内容，但討論它繕寫刊刻的工與拙，及遞藏的源流，純從欣賞審鑒的觀點來論述。其後乾嘉間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後奉敕編撰《天禄琳琅書目》正續編，除叙述鋟梓的年月、刻印的工拙外，並詳載收藏家的題識印記，並考訂他們的時代與爵里。

《欽定天禄琳琅書目》，甘肅省圖書館藏，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自此例一開，嘉道以來的藏書家，紛起師法，而踵事增華，體例越來越詳密。舉凡一部書的版式行款、刻工、避諱字、刻書牌記、序跋題記，及收藏的印記、及遞藏的源流、紙墨字體刊雕的工拙，都予以詳細的記叙。這種賞鑒書志大都僅以書的外形爲記述的對象，雖有助於版本的考訂鑒别，而無關於版刻的源流異同與書的内容。雖然也偶而有取與通行本校勘附列校勘記的，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但僅限於極少數的經籍。能仿古代目録叙録而紹介作者的生平及闡釋一書大旨的，更不多覯了。”[5]瑞卿先生還特别提出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説“後來編著藏書志的，如同治光緒間的吴縣潘祖蔭《滂喜齋藏書記》、常熟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等等，“雖然是詳略或異，大抵皆師其法”。[6]

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論》雖然不是目録學專著，但對“藏書志”概念也有簡潔明了的表述。書中將清代藏書家留下的“版本目録”大體分作四類：1.“標注版本的藏書簡目”，如《絳雲樓書目》《述古堂書目》《季滄葦書目》《孫氏祠堂書目》《雙鑒樓善本書目》等。2.“爲舊本書撰寫的題跋專集”，如《讀書敏求記》《蕘圃藏書題識》《藏園群書題記》等。3.“題跋與書目合一的藏書志”，“這開始於清中葉張金吾的《愛日精廬藏書志》”，清後期四大藏書家中除楊紹和《楹書隅録》“不像正規的藏書志外”，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陸氏《皕宋樓藏書志》、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都算是標準的藏書志”，“清末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也是這種性質”，“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録》和王重民《中國善本書目》的體例也與此相近”。4.“綜合版本目録”，“即在每種下詳記傳世的各種版本的目録”，如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邵懿辰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以及《書目答問》《販書偶記》《清代禁書知見録》等。對於所謂“題跋與書目合一的藏書志”，黄先生是這樣定義的：“這些藏書志不僅像通常的書目那樣有書名、卷數、撰人、版本，還加有題跋性質的文字，或抄録刻書序跋、前人題跋，或詳記流傳經過，或比較版本優劣，因此，它實際上是題跋和書目合二而一的産物。至於書的内容優劣，它一般不涉及，這和評論内容優劣爲主的《四庫全書總目》有顯著的區别。此外，清末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也是這種性質，不過有些書可説的話不多就記得簡略些，甚至只記書名、卷數、撰人和版本，不敷衍成文。”[7]此外還有一些論著也提到“藏書志”，但所論大都没有超過昌、黄二先生的。

黃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論》

昌、黄二説都認爲“藏書志”屬於“版本目録”，專記版刻特徵而不及圖書内容，這是相同處。不同處在於，永年先生認爲“藏書志”由《愛日精廬藏書志》開始，是“簡目”與“題跋記”的合二而一，與《讀書敏求記》一類“題跋記”是不同體制的目録類型；瑞卿先生則不分彼此，將《讀書敏求記》《愛日精廬藏書志》一併統稱爲“藏書志”，而以《讀書敏求記》爲開此派之先河者。比較二説，筆者更傾向永年先生的釋義。因爲若對《愛日精廬藏書志》體制結構細加分析，即能發現它與《讀書敏求記》《天禄琳琅書目》《經籍跋文》等“題跋記”確實存在某種質的差别，而具有同樣“異質”的這類目録確實開始於《愛日精廬藏書志》，所以確實有爲之辨異和正名的必要。然而，對於“藏書志”是“簡目”與“題跋記”的合二而一、專記版刻特徵而不及圖書内容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苟同。因爲若對《愛日精廬藏書志》體制結構細加分析，即能發現它其實是版刻特徵和圖書内容二者兼顧的，其構成也不止是“簡目”與“題跋記”的合二而一。或許，對“藏書志”原創體制結構特點的認知差異，正是導致後出書志編例迥異的主要原因之一。

鑒於昌、黄二先生對《愛日精廬藏書志》的推崇，或以爲是“藏書志”之開始，或以爲後出藏書志“大抵皆師其法”，那麽，我們追溯源頭，以《愛日精廬藏書志》爲中心，解構其體制，辨析其特點，似應不失爲探討“藏書志”目録體制問題之關鍵。

二

解析《愛日精廬藏書志》體制結構特點，自宜以編撰凡例與編撰實際參互爲據，而預先設定的凡例尤能體現編者目録學思想的自覺意識。

張金吾自撰《例言》凡九條，皆言其編例之與眾不同處，一般編目通例不在其列。比如《書志》於每書下必依次著録書名、卷數、作者、版本，記版本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抄刻之異同等，那是乾嘉以來私家藏書目録幾近約定俗成的常見例式[8]。從體制上説，它相當於姚名達説的“純目録”，或瑞卿先生説的“僅只著明版刻的書目”，或永年先生説的“標注版本的藏書簡目”。《書志》著録詳備，説明它本已含有“書目”體制之要素，只是不在《例言》作特别交代而已。

此外，《書志》還考訂版刻源流、叙述藏弆經過、比勘版本異同，大大超出“標注版本”的範圍，而具有鑒賞書跋的性質特徵。如《儀禮經傳通解續》“影寫元刊本”條下曰：“此本從元元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甚有三四頁全缺者。蓋元本模糊，寫者未敢臆填，猶有謹慎不苟之意。吕氏刊本凡空白處皆以意聯屬，如卷一‘著之冠者’下計缺二百五十一字，吕氏本據賈疏填補，溢至三百七十七字。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意聯屬顯然可知。每思得元刊初印本校補闕文，俾是書復還舊觀，願與同志共訪之云云。”[9]或許出於同樣考慮，《例言》對此也未作任何提示。不過張金吾自序曾説：“至採録之旨、别擇之意，視《敏求記》義例不無少殊。”[10]倒也泄露了他對錢曾《讀書敏求記》義例，除去“採録”“别擇”旨意略異外，未嘗不加以參資借鑒的信息。而《敏求記》正是以“述授受之源流，究繕刻之異同”爲特色的鑒賞題跋記。由於“藏書題跋記”已在理論上被認定是一種特殊的目録體制，所以《愛日精廬藏書志》除含有“書目”體制要素外，還兼有“題跋記”體制要素。就此而言，黄先生説藏書志“實際上是題跋和書目合二而一的産物”，一點没錯。然而《例言》對此不屑置言，而另立例則，不正説明《書志》體制結構並非僅僅“是題跋和書目的合二而一的産物”嗎？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天津圖書館藏，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那麽，除“書目”“題跋記”外，《書志》體制結構還有些什麽呢？《例言》第三條規定：“我朝文治休明，典籍大備，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考核源流，折衷至當，草茅愚賤，何敢復贊一詞。其或書出稍後未經採入四庫者，仿晁、陳兩家例，略附解題，以識流别。至若醫家一類，金吾素未究心，不敢妄爲立説。”[11]這條體例的含義有二點很值得注意：其一，凡已經採入四庫者不復作解題，並非不要解題，一來有現成《四庫提要》可供隨時翻檢，二來也不敢擅越“雷池”，既然如此，何必贅言。其二，凡未經採入四庫者“略附解題”，並且是“仿晁、陳兩家例”，而不是仿《四庫提要》體例。這一點尤關緊要，似須稍加詳説。

作爲一種目録體制名稱，“解題”的概念有二種釋義：一是泛指有“書名下論説”的目録。余嘉錫《目録學發微》在“書名之下有解題者”句下按注曰：“書名下論説，名稱屢變，詳見後‘目録書體制三’。以普通均呼之爲‘解題’，姑用以立説。”[12]即凡師法劉向“叙録”體制，在書名下有“論説”的目録，無論形式旨趣異同，統稱解題目録。二是專指以晁、陳二志爲典型的目録。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特種目録篇”中“解題目録”一節，即作此解釋：“解題之名，始於宋陳振孫之《直齋書録解題》。夫書録即爲解題而設，何必叠詞成贅？雖然，較之劉向《别録》以來之叙録，固亦略有其異點焉。唐李肇已有《經史釋題》，未知其内容何若。若就振孫之作論之，與稍早之《郡齋讀書志》詳略略等。通觀古今目録，似與《七略》《七志》同一系統。而殷淳之《四部序録》、毋煚之《古今書録》、高儒之《百川書志》以及清代之《四庫簡明目録》，皆相附而成流派。蓋較之《别録》《群書四録》《崇文總目》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具體而微。較之一般有目無叙録者，則增出解題之語。適在二者之間也。”[13]二種解釋，前者廣義，後者狹義。二者通行並用，惟廣義之用更爲普遍。如清四庫館臣説：“鄭玄有《三禮目録》一卷，此名所昉也。其有解題，胡應麟《經義會通》謂始於唐之李肇。按《漢書》録《七略》書名，不過一卷，而劉氏《七略》《别録》至二十卷，此非有解題而何？”[14]姚名達説：“自劉向校書作叙録”，“遂開後世解題一派，然目録未必有解題，解題亦未必皆同體例”[15]。瑞卿先生説：《天禄琳琅書目》正續編“這兩部書目以經史子集分類，每類中以宋金元明刊刻的時代順序著録，每書各有解題，也是僅詳載槧梓的年月，刻印的工拙，及收藏家的題識印記，並一一考其時代與爵里，以説明授受的源流”[16]。這幾處“解題”都作廣義解釋，而且“叙録”“提要”“解題”也通常是混用的[17]。相比之下，“解題”作狹義解釋的較少，一般只在需要對廣義解題再作細析時才使用。因此，倘就廣義而論，晁、陳二志和《四庫提要》都是“解題”，但若以狹義言之，二者就不一樣了。怎麽不一樣？姚名達説，晁、陳二志是《四庫提要》的“具體而微”。怎麽“具體而微”？昌先生説：“劉向撰寫叙録，所立下的義例有三項：一曰介紹著者的生平”，“第二個義例爲説明著書的原委及書的大旨”，“第三項義例是評論書的得失”；“宋代以降的叙録之作，能紹述《别録》的，只有清乾隆間所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他如宋代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直齋書録解題》、明高儒《百川書志》，大多僅撮述各書的大旨，而對於著者的生平，及書的得失，但偶爾及之，也不能詳明，爲例已不純”[18]。據此説法，晁、陳“解題”之“具體而微”，就在它僅撮述各書大旨，偶及著者生平、評論得失，所謂“稍具崖略”而已，不像《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能全面紹述《别録》體制。雖然後來又有學者考證晁、陳二志已開“記版本”“征引書目序跋”之先例[19]。但通常並不認爲晁、陳“解題”已具備輯録序跋和鑒賞版本的結構和功能。

當然這是後世的分析和見解，但《例言》不順着上文説效法《四庫總目》體例另寫提要，而偏説“仿晁、陳兩家例，略附解題”，也難説並非編者有意識的措辭。《書志》解題之實例可以印證它確實只是撮述各書大旨而已。如“清吴廷華《周禮疑義》”解題曰：“是書分訂義、疑義兩門。訂義者取注疏及唐宋諸家之説，以訂正經義也。疑義者取注疏之義有可疑者爲之，反覆辨論，以正鄭、賈之誤也。其意重在疑義，故以‘疑義’名書。猶《毛詩本義》有論有本義，而以‘本義’名書也。自序曰：‘經有可據則信之以經，經無可據則信之以理，至經與理俱無可據，則别之爲疑義。’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20]類似這樣的解題有多少呢？以經部作統計，自卷一至卷七凡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十類，共收書139種，其中採入《四庫》110種，未採入《四庫》29種，自撰解題23種，無解題6種，因其中3種見載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一種係同書異本，故實際上僅清人徐秉義《詩經識餘》《春秋識餘》二書没有解題。由此可見《書志》除“書目”“題跋記”外，還兼有“解題”（狹義）體制之要素。需要説明的是，將“題跋記”和“解題”分解開來解釋，只是爲了論證《愛日精廬藏書志》並非專記版刻特徵而不及圖書内容而已，其實二者在《書志》中並不是絶然割裂的。顧千里論張志體例，謂之“復略就自叙校讎、考證、訓詁、簿録、匯萃之所得，各發解題”[21]。按顧氏所謂“解題”的意義，便已兼及版刻和内容，“題跋記”並寓其中。由於張氏自撰“解題”較少，僅占六分之一比例，大量《四庫》收録之書又不另作解題，致使《書志》“仿晁、陳兩家例，略附解題，以識流别”的旨意和事實都不能彰顯，更反襯出版本著録、考訂的“一枝獨秀”。這或許就是造成認知偏差，誤以爲《書志》專記版刻特徵而不及圖書内容的主要原因。其實，昌先生已注意到，“一般撰賞鑒書志者，於四庫未收的書，也多能介紹書的著者及其内容”[22]。然而他終未將此已屬“一般”性的現象，視爲“藏書志”體制結構的固有成分，恐怕也是出於所占比例太小、特徵不太顯著的考慮。

《愛日精廬藏書志》體制結構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輯録原書序跋。《例言》第四、第五條專講此事：“自來書目無載序跋者，有之，自馬氏《經籍考》始。是編略仿其體，諸書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專集行世，其序其跋載於集中者，以及經部之見於《經籍考》《小學考》，唐文之見於《全唐文》者，不更録入外，餘則備載全文，俾一書原委，粲然可考。”[23]用輯録原書序跋等文獻替代自撰解題，始於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24]。季豫先生嘗贊“其體制極善，於學者深爲有益”，説“夫班固《漢書》採史公之《自序》，録《法言》之篇目，誠以學問出於甘苦，得失在乎寸心，自我言之，不如其人自言之深切著明也。論賈誼、東方朔，則徵信於劉向，論董仲舒則折衷於劉歆。誠以則古稱先，述而不作，前賢既已論定，後人無取更張也。考訂之文，尤重證據。是故博引繁稱，旁通曲證，往往文累其氣，意晦於言。讀者乍觀淺嘗，不能得其端緒。與其録入篇内，不如載之簡端，既易成誦，又便行文。此所以貴與創之於前，竹垞踵之於後，體制之善，無間然矣。”[25]這種以輯録序跋代替解題的目録體制，又被稱作“輯録體”，與“叙録體”“傳録體”並列爲解題目録的三種類型。《例言》特地拈出此條，並對如何輯録加以規範，説明《書志》兼取此項體制是自覺而理性的。輯録序跋在《書志》中所占篇幅確實甚多，十分“搶眼”，以至印象中它在“藏書志”結構中的分量比解題更重。如民初吴昌綬就認爲，書志凡佳本應備録原書序跋，而解題則應簡略，“有説則略附己説，無則闕之，何苦如官修提要，每書必强加評騭耶？”[26]

綜上所述，《愛日精廬藏書志》乃“書目”“題跋記”“解題”“輯録序跋”四種體制合而爲一的産物，其結構之特殊，固已不能再用任何一種既有體制的概念來比擬或涵蓋了。它不同於《絳雲樓書目》《述古堂書目》這樣的“書目”，因爲還有形式、内容各異的“書名下論説”。它的“書名下論説”既不同於《四庫提要》，也不同於《經籍考》《經義考》《小學考》那樣的“輯録體”，因爲並自撰“解題”。它也不同於《讀書敏求記》《天禄琳琅書目》《蕘圃藏書題識》那樣的“題跋記”，因爲還撮述圖書内容主旨，而且體例縝密，書法規範，與形式自由、内容不拘的題跋文體恰成鮮明對照。顯然，這是以往未曾有過的一種目録結構，理應賦予其體制創新的意義，並給予它新的定義、新的稱名。誠然，構成這種新目録體制的要素無一不是既有舊物，但兼容並蓄、博採眾長是可能推陳出新的，就像舊學科的交叉結合往往會發展出新學科一樣。

《愛日精廬藏書志》體制的與眾不同，前輩學者曾有揭示。昌先生就説過，《愛日精廬藏書志》“除記版本及遞藏源流外，又仿朱彝尊《經義考》的體例抄録書中的序跋”，“前賢及時人手書的題跋，則備録其文”，“凡四庫未收的書，並介紹書的作者及内容”，“寖有兼具叙録體制的趨勢”[27]。只是他没有把這些差别、這種兼容性看作是目録體制上的創新[28]。黄先生明確提出，由《愛日精廬藏書志》開始的“藏書志”是一種“題跋與書目合一”的新體制，但僅用“題跋”來概括“書目”外的寬泛内容，尚欠周全。其實，早在《愛日精廬藏書志》問世之初，顧千里的評價就已經觸及到體制創新問題。他説：“今夫書之有目，其途每殊。凡流傳共見者，固無待論，若夫月霄之目，乃非猶人之目也。觀其某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就自叙校讎、考證、訓詁、簿録、匯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其標讀書之脈絡也歟！世之欲藏書、讀書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歟！”[29]解讀其意，稱“月霄之目乃非猶人之目”，不就是説它與眾不同之“新”嗎？謂之“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備載各家之序跋”，“復略就自叙校讎、考證、訓詁、簿録、匯萃之所得，各發解題”，不正指出它兼合眾制的創新之處嗎？而“開聚書之門徑”與“標讀書之脈絡”二句，更是用傳統話語概括了《書志》全面揭示圖書形式、内容特徵的目録本質。數年前，昌先生曾撰文呼吁：“解題叙録和賞鑒書志雖似歧若二途，實則同條共貫，目標悉同，至於如何將此兩種體制合流，正有待吾儕研究版本目録學之同道共同努力，通悉古今，開創新例。”[30]這確實是古籍目録發展的趨向，惟此“開創新例”的工作早已從《愛日精廬藏書志》開始，雖然未必純熟，尚待後出轉精，但“藏書志”體制的基本結構已經奠定，謂之“開創新例”，誠不爲過。既如此，後出書志似應以此原創體制的基本結構特點作爲共同遵守的“底綫”：保持“書目”“題跋記”“解題”“輯録序跋”四者合一的結構完整性，保持“開聚書之門徑”“標讀書之脈絡”雙重功能的完整性。否則難符其名。

三

《愛日精廬藏書志》目録體制的形下結構特點，相對而言，還是比較顯見的。那麽，在其結構重組、體制創新的背後，是否還潛隱着某些形上的學術思想理念在“發縱指示”呢？依筆者看來，它大致表現爲以下四個方面：一、兼顧版本、内容；二、擴大信息含量；三、減少主觀議論；四、避免重沓繁複。

第一，《愛日精廬藏書志》以兼合眾制而創新，歸根結底是要兼顧圖書的版本、内容二個方面，而兼顧二者的目的就是要使“藏書志”兼備指導藏書和讀書的雙重功能。顧千里説它“開聚書之門徑”“標讀書之脈絡”，相當準確地表達了這層意思——因其詳盡記録版本特點、考述藏弆源流，故能“開聚書之門徑”，指導藏書；因其撮述内容要旨、考訂編撰緣起、載録著者生平、校讎文字異同，故能“標讀書之脈絡”，指導讀書。

二千年來，傳統目録或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或側意版本鑒賞收藏，“標讀書之脈絡”和“開聚書之門徑”大多各行其道。然則二者之合流同歸，至爲重要，因爲這才真正符合目録乃揭示圖書形式和内容特徵的現代定義。二者兼顧雖濫觴於晁、陳二志，但真正意義上的融合意識還要到清乾嘉時代才開始。融合意識的産生有其寬泛的學術文化背景。就目録學内在發展理路而言，融合的基礎是明末清初以來目録注重版本的蔚然成風，而融合的直接動因則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面恢復向、歆《録》《略》傳統。變化都發生在《四庫提要》問世以後。

最初是那位曾領銜編撰《天禄琳琅書目》的彭元瑞，那是版本鑒賞目録的代表作。彭在出任《四庫全書》副總裁後，即轉而批評《讀書敏求記》“每拳拳於版本抄法，乃骨董家習氣”。他編撰的《知聖道齋讀書跋》，就與以往的藏書題跋稍異，在揭示書旨、評品得失方面接近《四庫提要》，而校比異本文字、考述版本源流，則强於《四庫提要》。還有孫星衍編撰的《平津館鑒藏書記》，也已現露兼顧融合的徵跡。孫星衍原初是受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的影響，準備“以善本及難得本匯請名大府進御”，“又爲鑒藏書記以備考”，後來書未進呈，目録卻是編成了，即《平津館鑒藏書記》。《平津館鑒藏書記》以版本類别分卷，各書下著録版本特徵頗詳，考訂版本或鑒定版刻年代真偽，或追溯刊印源流，或勘定文字異同，融校讎與鑒賞於一體，性同題跋，並偶有提要内容、評品得失者，唯無輯録序跋。它已具有相容並蓄各種目録體制的意蘊，與《愛日精廬藏書志》近似，唯不及後者全面、規範和理性，堪謂“藏書志”之雛形[31]。融合的嘗試甚至連乾嘉時代最出名的版本鑒賞派代表人物黄丕烈也曾經有過。蕘翁《百宋一廛書録序》説：“十餘年來，究心載籍，欲仿宋人晁、陳兩家例，輯録一書，繫以題識，名曰《所見古書録》。究苦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故遷延未成。” [32]書録雖未成功，缺乏實證，但既然説是“仿宋人晁、陳兩家例”而“繫以題識”，可知蕘翁擬製的《所見古書録》，當亦兼顧版本、内容[33]。黄序撰寫於嘉慶八年，推之“十餘年”前，則正是《四庫提要》面世後的乾隆晚期。因此，如果説兼顧版本、内容，兼顧藏書、讀書，是張金吾秉持的書志編撰理念，那也是乾嘉目録學發展趨勢使然。

第二，《愛日精廬藏書志》記録圖書信息要比以往任何一種目録體制都多都全面。擴大信息含量是兼容並蓄的必然，與“兼顧版本、内容”理念有同義性。差别在於，版本、内容是定數，信息點是變數。就是説，當揭示對象定格於版本、内容二方面之後，反映版本、内容特徵的信息點、信息量還可以因時而異、與時俱增。明顯的例證是張志輯録原書序跋“備載全文”，超過它所仿效的《文獻通考·經籍考》《經義考》體例。

刺激藏書目録擴張信息的因素之一，是私家藏書的日漸開放，以及對藏書聚散無常的隱憂。明末清初以來，私家藏書漸趨興盛，這不僅表現在藏書樓和藏書量的急遽增多，還在於私家藏書由封閉轉向有限開放的程度和速度。清順治十七年，富甲東南的常熟錢氏絳雲樓萬卷珍藏，於旦夕之間，盡毀於燭火。此意外之不幸，既是海内藏書的莫大損失，也是對天下藏書家的一大警示和戒訓。秀水靜惕堂藏書樓主曹溶就認爲，牧齋“好自矜嗇，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盡存單行之本，燼後不復見於人間，余深以爲戒”。後來他寫出《流通古書約》，建議藏書者相約以書不出門爲期，互抄各需之書，使古書流通而無藏匿不返之患。倡議深獲四明范氏天一閣、金陵黄氏千頃堂、昆山徐氏傳是樓諸同志贊同響應，於是東南書樓之門漸始張大，藏書流通逐步擴展。這就對藏書目録提出新要求。因爲處於自我封閉狀態下的藏書目録，只需方便藏主自己使用即可，書册隨手可取，記録不必詳備。而在流通漸繁、聚散無常的情況下，私藏書目就有了公諸世人、留傳後人使用的意圖和功效。世人後人無緣目睹他人原藏、故人舊藏，但憑目録以窺其秘，自然信息越多越方便。乾嘉以降，樂於公開秘藏、互相流通的藏書家越來越多，但秘不示人者仍有之，與張金吾同邑的稽瑞樓陳揆即是，而張氏的慷慨不吝卻頗有口碑。他對藏書抱“樂與人共，有叩必應”的開明態度，曾説：藏書“若不公諸同好，廣爲傳布，則雖寶如球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益？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藏書。聚散無常，世守必難。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慎，遂成斷種，則予且爲包氏之罪人同。”[34]所以《書志》擴大信息含量的理念，似應與張氏“樂與人共”的藏書思想有一定關係，否則大可不必爲一己之需而如此“鋪張”。

當私家藏書日漸開放、流通，讀者學術需求的變化就成了催促目録擴大信息點的直接原因。一般來説，私家藏書目録的主要閱讀對象是藏書家和學者，他們對書目提供圖書信息各有需求，而隨着學術的發展，尤因清學對文獻的强調和依賴，一些過去不以爲然的文獻材料逐漸進入研究視野，這就希望目録提供文獻信息與時俱增。所以，擴大信息含量正是目録順應研讀需求變化而作出的一種應對。比如藏書鑒賞，隨着時移世易，原本不入品流的明初版本日漸珍貴，以往對其版本特徵可以疏略不記，如今卻變得必需。又如隨着對古書藏弆源流研究意義認識的加深，有關收藏者信息的記録越來越細，所以一些後出書志，在著者生平、版本異同、刻工坊主、行款尺寸、篇名卷目等方面的信息點，便各有超溢張志之處。這些看似瑣碎累贅，其實多是爲某些研究的需要而記録。所以擴大信息含量的編志理念，也可以理解爲目録不斷適應學術需求的服務理念。如果説“兼顧版本、内容”是要求持守不變，那麽“擴大信息含量”則要求與時俱新。在此意義上，這是相輔相成的二個理念。

第三，《愛日精廬藏書志》以客觀記録爲主要信息形式，盡量減少主觀評説。書目著録是對書名、著作者名、卷數、版本、版式行款、題識印章等特徵的客觀描述；輯録序跋是對他文的客觀轉述；解題撮述内容主旨不在乎主觀意見；考訂著者行跡、編撰緣由、版本源流、異同優劣等，雖屬個人研究心得，但都講究實證的客觀性，與評論圖書得失優劣性質不同。

《書志》兼收並蓄各種目録體制之長，唯獨小心翼翼地回避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制“接軌”，盡量避免對圖書内容得失優劣的主觀評價。爲什麽？非不爲也，是不能也。研究者大多批評後世不能盡遵劉向叙録體制，説宋代以降能紹述《别録》者，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而已。其實這種所謂“每下愈況”的現象，恰恰反映了目録編撰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評論書的得失優劣，談何容易！若非對這部書、這門學科、這個學派的深入理解，評論得失優劣焉能切中肯綮？若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豈非誤導讀者？故評論之事，非專门家不宜輕易置喙。漢成帝詔校中秘書，命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是《别録》之纂，已有專業分工。後世學術分蘖益密，圖書門類日多，私編藏目如晁、陳二志者，不能全盤效法叙録體制必於每書論其得失，亦固其然也。至於能紹述《别録》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又是集聚了多少各科專家學者方能克成。因此，綜合性的私家藏書目録主要擴大信息量，最好是從文獻的客觀方面去開拓發掘，避免太多主觀臆見，貽誤讀者。若編撰者於某書得失真有研究心得，則書之無妨，於例無礙。故窺度《書志》不追踪《四庫提要》體例的隱衷，正在此“減少主觀評説”之理念。而“藏書志”得以推廣的原因之一，亦在此“揚長避短”之策，正與編目者有限的個人能力相適宜。

第四，所謂“避免重沓繁複”的理念，就是要在“擴大信息含量”的同時，盡量避免無謂的信息擴張。《例言》規定凡《四庫》收入之書不另寫解題，且不過録《四庫提要》；規定已見於作者專集刊本或《經義考》《全唐文》的原書序跋，一律不予輯録。這當然是因爲《四庫提要》《經義考》《全唐文》及專集刊本皆常見易得，可以省簡從略。但問題是，如果《書志》移録其文，省卻讀者翻檢之勞，豈非更爲便利。故詮釋編者作此“簡約”之舉的潛在意圖，乃在信息增量的同時，力免篇幅過分膨脹。換言之，《書志》並非一味追求信息量，而是要使信息在有限空間“物有所值”，因此必須有繁有簡，有所爲而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者，自當“因書制宜”“因人制宜”地有所變例。譬如《愛日精廬藏書志》輯録序跋“備載全文”，是基於符合其輯録條件的書不太多的實際，而後出書志收書寬限，書中明清人序跋不見總集别集者難計其數，倘若援例“備載全文”，勢必陡增篇幅，不如擇要節録爲妥。這雖不合《書志》原例，卻正合《書志》“避免重沓繁複”的編撰理念。

總之，上述四項理念也可以用“有所爲而有所不爲”這句話來概言：“兼顧版本内容”“擴大圖書信息”是“有所爲”，“減少主觀議論”“避免重沓繁複”是“有所不爲”。

不必認定那就是張金吾内在自覺的形上意識，或許只是筆者個人對《書志》作者意圖蘊義的一種詮釋。惟若尚能言之成理，是將深化對“藏書志”體制結構特徵的認識，知道書志編撰該如何在持守共同“底綫”的同時，參照其體制創新的潛在學術理念，各有所變，以求體制之大同而存體例之小異，從而對書志編撰實踐之良性發展有所裨益。

四

“藏書志”是清代目録學家長期目録實踐和經驗積累的結果。順、康、雍、乾、嘉五朝近二百年來，書目著録版本漸趨詳備規範，賞鑒書跋日受藏家寵愛，輯録序跋、叙録提要重振門楣，各種目録競相“爭艷”，碩果累累，張金吾“兼融並蓄”創新體制實在也是順風張帆、水到渠成之事。道光六年，《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志》四卷編定，翌年自刻行世，遂即深獲同道激賞，晚清藏書目録由此别開生面。後出仿效者踵事增華，絡繹不絶，凡庋藏宏富的大家，莫不對此“情有獨鍾”，即使不能親自捉刀，也要延聘專家高手成其美事。有的既仿其制，並用其名，如《皕宋樓藏書志》《善本書室藏書志》《抱經樓藏書志》《密韵樓藏書志》《適園藏書志》《嘉業堂藏書志》《萬卷精華樓藏書志》等；有的雖名不盡同，卻體准其例，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藝風堂藏書記》《持靜齋藏書紀要》《群碧樓善本書録》《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録》《藏園群書經眼録》等。近世百多年間，“藏書志”成爲最受藏書家、目録學家青睞，在學術界最有影響的目録體裁之一。後出書志的群起效法，是對《愛日精廬藏書志》原創體制的肯定，也使“藏書志”在傳統目録中站穩了腳跟。而不少書志在仿效、承襲過程中的局部變例，還起到進一步補充、豐富“藏書志”體制結構的積極作用。

首先是書志負載信息點逐步增多。譬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在每書著録版本之後，多取一異本校比文字，其詳細幾似校記，爲《愛日精廬藏書志》所無，王欣夫先生謂其“體例極善，也是創例”[35]。《皕宋樓藏書志》著録版本特點更趨細微，規定“宋元刻本，備載行款缺筆，以便考核”，“間有考識，則加案字别之”；考述作者生平行跡尤爲詳實，别擅勝場。《善本書室藏書志》每書之下必作内容簡介，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提要》《愛日精廬藏書志》所收之書，“均採其説，著之於編”，與《愛日精廬藏書志》之節略簡約，各有千秋。《藏園群書經眼録》則在罕見書下詳具卷目篇名，實爲“篇目”體制之復舊，其例亦頗爲可取。

其次是書志收書範圍逐步擴大。“藏書志”體制比較適宜善本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收書審擇甚嚴，版本只收宋元舊刻舊寫本、名家校本，以及書不經見的近寫本，且“要以有裨學術治道者爲之斷”，對圖書内容有相當保守的限制。然時移世易，“善本”概念的外延亦隨之伸張。道咸之際《愛日精廬藏書志》“載舊槧舊抄之流傳罕見者”，乃“以元爲斷”，及光緒初陸心源編撰《皕宋樓藏書志》，即改爲“斷自明初”，至光緒二十二年丁丙編撰《善本書室藏書志》，更是把下限延至明末精刻和清精抄精校本。從圖書内容來看，陸、丁等後出書志收録圖書不再受所謂“有裨學術治道”的過分囿限。這本是張金吾原創體例中最無謂的，廢此束縛，也是一大進步。

再次是書志適用對象的推而廣之。“藏書志”體制始用於反映一家私藏的藏書目録，後亦移用於反映公私眾家收藏的知見經眼訪書目録，傅氏《藏園群書經眼録》最爲典型。傅沅叔原已編有私家藏目《雙鑒樓善本書目》和《雙鑒樓藏書續記》，前者是標記版本的簡目，後者“舉凡行格版式、卷第編次、序跋題識、收藏印章，咸著於篇，用資稽考，至如版本源流、文字異同，披校所及，亦綴簡末”，已近乎“藏書志”體制。而《藏園群書經眼録》收録的，則是他南北訪見、東瀛經眼之善本。公藏有北平圖書館、江南圖書館、故宮圖書館、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等，私藏有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潘氏滂喜齋，以及繆荃孫、楊守敬、沈曾植、李盛鐸、徐乃昌、蔣汝藻、羅振玉、陶湘、鄧邦若、張元濟、張鈞衡、潘從周、袁克文諸家，域外則有日本靜嘉堂、宮内廳圖書寮之珍藏。以往知見録、經眼録、訪書録多用簡目體裁，如邵懿辰《四庫全書總目標注》、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目録》《宋元舊本書經眼録》等。及楊守敬東瀛訪書，寫下《日本訪書志》，每書各篇皆“略爲考其原委”，已跡近“藏書志”，惟執例不甚嚴謹，風格猶似讀書題跋記。而《藏園群書經眼録》編例整齊劃一，首標書名卷數，其下小字記作者、存卷，正文具載版本版式、序跋牌記、題識印章，末附編撰者的鑒定意見或評論，更合乎“藏書志”體制規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王重民先生應邀赴美訪書，替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撰寫善本目録，體例也類似“藏書志”，其中普大原稿後經屈萬里先生少事增刪正式出版，書名就用《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文庫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八十年代友三先生的訪書志稿重經整理出版，書名取作《中國善本書提要》，雖亦未可厚非，然核諸體例，終覺名實之間略欠確切。

以上所舉這些事例，都值得今人新編書志制訂體例時參考借鑒。當然這只是枝節上的增色添彩，根本還在於《愛日精廬藏書志》原創體制的基本結構。就此而言，後出書志雖説踵事增華，絡繹不絶，其總體發展態勢卻不盡如人意。民初吴興劉承幹編《嘉業堂藏書志》，初延繆荃孫撰稿，用《善本書室藏書志》例，略事解題，稀見書則詳其行款藏印，而不録原書序跋，且解題多採摭《四庫提要》及前人評騭，殊少出於己裁，語多重複，間又漏略。後吴昌綬賡續其事，大爲不滿，批評繆稿“尚不能追踪楊、瞿，無論張、陸”[36]，執詞甚嚴。藝風老人算得當時版本目録學“大老”，之所以如此，似不能完全歸咎於年事高，世務多，精力未能專注等原因，對“藏書志”名實的認知偏差，恐怕也是導致遭人詬病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後出書志“尚不能追踪楊、瞿，無論張、陸”的，可謂比比皆是。不少自以爲或被認爲是“藏書志”的書志目録，往往體制結構“丢三拉四”“缺胳膊少腿”，最見疏忽的是撮舉書旨和輯録序跋二項，而著録、鑒賞、考訂版本之詳備則甚爲凸顯，基本上是蹈襲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記》的路子。比如葉昌熾替潘祖蔭編撰的《滂喜齋藏書記》，每書皆詳記行款、題識、印記、卷册，間附己語，記述書林掌故、藏弆源流、版本異同、鑒定依據，風格幾似蕘圃題識。其他如鄧邦若《群碧樓善本書録》、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録》、張元濟代潘宗周編撰的《寶禮堂宋本書録》、張石銘《適園藏書志》等，皆同此形。詳於版本而無關書旨要義、學術源流，與《愛日精廬藏書志》原創體制不能盡合，正像是永年先生所説“書目與題跋合二而一”的“版本目録”。不過這些書志多取名“書記”“書録”，不用“書志”，或謂之准“藏書志”更爲恰當。平心而論，後出書志能追踪、比肩乃至超越《愛日精廬藏書志》的並不多見。

後出書志的不盡如人意，原因多多，比如主事者限時過急也會影響編撰質量。清丁丙編制《善本書室藏書志》，約定“辰集酉散，日撰解題二十部”，前後總共一年半左右時間，要寫定二千六百餘篇書志，急就如此，焉得求其爲上乘哉？又比如經濟、人力等客觀條件限制，而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撰善本書志，原計劃除因襲版本賞鑒體例外，還兼具叙録提要的作用，並藉館藏優勢，將每一種書編寫成版本考，作爲善本書志撰寫的重心。後覺力有未逮，不得不退求其次，以考訂鑒别版本爲書志撰寫之首要目標，乃成今日之面目[37]。然而無論怎樣事出有因，後世對《愛日精廬藏書志》原創體制缺少自覺的理性認識，終究也是制約“藏書志”良性發展的原因之一。綜觀近百年絡繹不絶的書志編撰工作，其實一直處在憑個人經驗和習慣思維定式行事的“自由主義”階段。本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復興國學研究，是檢討和提升感性經驗的一次良機。目録學家如余嘉錫、汪辟疆、劉紀澤、杜定友、姚名達等，均參與其間，借鑒西方現代學科理念重構傳統目録及其歷史，理論豐獲，前所未有，可惜皆於“藏書志”失之交臂，未着點墨。而相隔約半個世紀之後，如昌、黄諸前輩都各自提出了這個目録新體制問題，惜版本目録學界仍未多加留意，更毋論充分討論以求真義。故時至今日，仍對如何編志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亦在情理之中。

自上世紀中葉以來，隨着私家藏書樓的式微，書志編撰亦成明日黄花。在幾近空缺了數十年之後，書志編撰又重獲關注，這固足拍手稱快。然兹事體大，是宜從容爲之。蓋編志需要較大投入，籌措經費，羅致人才，立項舉事甚是不易，且編志向無“一而再”之可能，能否令今人滿意，後世稱贊，皆在此一舉；何況學術發達，今非昔比，時代尚以“信息”爲特色，編志亦當體現時代之精神，後進吾輩豈止要“追踪楊、瞿”，更應超越張、陸才是。是故務實之前，先務其虚，誠爲必要。拙文提出“藏書志”目録體制結構特點問題，並呈一孔之見，期冀方家賜教，同道商討，私意僅在於此。

注釋

[1]本文發表於《中華文史論叢》2002年第1輯，經作者同意全文轉載。

[2]余嘉錫《目録學發微》，見《余嘉錫説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0、73、78頁。

[3]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17、167、402頁。

[4]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3頁。

[5]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前言》，見昌彼得《版本目録學論叢》（一），臺灣學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22頁。

[6]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第62頁。

[7]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1頁。

[8]按：清康乾時代常熟藏書家孫從添撰《藏書紀要》已規定，編目著録當“寫某書若干卷。某朝人作，該寫著者、編者、述者、撰者、録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寫清，不可混。書係宋版、元版、時刻、宋元抄、舊抄、明人抄本、新抄本，一一記清。校過者寫某人校本。下寫幾本或幾册，有套無套。”宋元珍善版本還應著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記、圖章姓名、有缺無缺、校與未校”；抄本需“寫明何人抄本、影宋抄本、有版無版”等等。

[9]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禮類，《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07頁。

[10]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舊序》，《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4頁。

[11]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例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5頁。

[12]余嘉錫《目録學發微》，《余嘉錫説文獻學》，第6頁。按：“論説”，或稱“論列”。如明胡應麟《經籍會通》：“唐《群書四録》乃至二百餘卷，何以浩繁若此？蓋此書下必有論列，若歆、向所編者。”

[13]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第401頁。

[14]《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史部目録類小序，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28頁。

[15]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第402頁。

[16]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第61頁。

[17]按：瑞卿先生説：“叙録是我國目録書中特色之一，後代或稱作解題與提要。”參見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前言》，第23頁。

[18]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第46頁。

[19]參見喬衍琯《宋代書目考》第四章“私藏書目”之第二節“郡齋讀書志”、第四節“直齋書録解題”，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

[20]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四禮類，《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306頁。

[21]清顧千里《愛日精廬藏書志·序》，《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3頁。

[22]昌彼得《清代的目録學》，見昌彼得《版本目録學論叢》（二），臺灣學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115頁。

[23]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例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5頁。

[24]按：瑞卿先生認爲“採序文入目録的體例，大概襲自劉宋時陸澄所撰的法論目録”。參見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第63頁。

[25]余嘉錫《目録學發微》，《余嘉錫説文獻學》，第76、78頁。

[26]參見吴格《嘉業堂藏書志·前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

[27]昌彼得、潘美月《中國目録學》，第62、63頁。

[28]按：瑞卿先生認爲“賞鑒書志”是“新創的目録體制”，但並不認爲《愛日精廬藏書志》的與眾不同也是新創。參見昌彼得《清代的目録學》，第125頁。

[29]清顧千里《愛日精廬藏書志·序》，《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3頁。

[30]昌彼得《增訂蟫庵群書題識》自序，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卷首。

[31]參見拙作《近三百年古籍目録舉要》，“《知聖道齋讀書跋》”“《平津館鑒藏書記》”二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9－90頁。

[32]清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序》，1913年張鈞衡《適園叢書》本《百宋一廛書録》，卷首。

[33]按：姚伯岳《黄丕烈評傳》説：“《所見古書録》分正編和附編兩部分。正編收録黄氏所藏之書，附編收黄氏所見所知之書。正編每書之下都有提要，附編没有提要，只記録簡單的版本事項。提要的内容完全是古書版本情況和授受源流的描述。”惟據黄氏自序曰：“欲仿宋人晁、陳兩家例，輯録一書，繫以題識”，是其提要又豈祗版本而已。且黄序又曰“適因遷居東城縣橋，重理舊籍，特裒集宋刻本，匯藏一室，先成簿記，謂之《百宋一廛書録》”，亦可見《所見古書録》與只記版本的“簿記”《百宋一廛書録》並非相同體制。而《評傳》引録此語，反説“可見《百宋一廛書録》實際上是未完成的《所見古書録》宋版部分”，似非確論。參見《黄丕烈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7頁。

[34]清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道光丙戌自序》，《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四），第275頁。

[35]王欣夫《文獻學講義》，見《王欣夫説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36]參見吴格《嘉業堂藏書志·前言》。

[37]參見昌彼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前言》，《版本目録學論叢》（一），第23、24頁。又莊芳榮《“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灣“國家圖書館”2000年版，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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