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命理信仰--宠物世界

本文摘自“网易新闻”

演讲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时间：2114年5月15日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命理信仰包括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占卜、风水、八卦、相面、测字等等。

命理信仰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在中国源远流长，一般人会把它归纳到民间信仰范畴里面，信仰主体主要是下层社会，读书人一般不大说自己信仰命理。但你们细细考察一下，很多读书人都会有命理信仰，或者是命理兴趣，他们嘴上不说，但在事实层面上，他们对占卜、八卦、风水、相面这一类东西都是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绝对相信的人很少，绝对不信的人也很少，绝大多数人是需要的时候就相信，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相信。

我谈的是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近代各门学科对传统命理信仰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命理信仰跟科学是同步发展的。

在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对占卜、八卦、相面之类的东西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但如果你仔细阅读那些笔记、日记、书信，你会发现其中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很多记录或者痕迹。

我重点搜集的材料是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这111多年，我以为读书人对命理信仰、命理兴趣，总体上有变易，但变易不大。

传统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我就从曾国藩开始，中国传统读书人或多或少的跟命理信仰都有关系，古代的我们就不去讲他，太多了，说夏商周三代就是命理世界，一点都不过分。

曾国藩表面上不信风水，也不信占卜，但事实上他有很多相信命理的记录，他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有时候是非常相信。

我举几个例子，曾国藩的相面能力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强。湘军里面的人，淮军里面的人，很多人他都是用以前首先相面，有的是公开的相，有的时候背地里相，他自己也有记录，这个人长得怎么样，气相怎么样，都有。

第二个就是风水。有一个事情就是曾国藩祖母去世，他的祖母墓地安排在什么地方，他跟他的祖父的意见发生了不一致，但最后曾国藩服从了他祖父的意见。他为什么要服从？他觉得既然是对待祖上的坟墓，我不能惹祖上不高兴，他祖父是他祖上。结果他弟弟也觉得曾国藩的选择是对的，但曾国藩劝他的弟弟服从他祖父的决定。最后，曾国藩觉得这个事情最终的意见是非常之对。

他祖母去世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有三件事情让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第一他父亲常年的病好了，第二曾曾国藩自己身上的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他官衔连升。这三件事情在半年当中发生，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

再过了两年，曾国藩在给他兄弟写的信当中就讲了，说风水选得好不好非常要紧。这两年曾家家族里连生了三个男孩，曾国藩自己官升至侍郎，他因此写信给他弟弟曾国葆说，我对风水上面不是很精通，你今后在这方面要好好补课，这个风水非常要紧。

第三点我讲讲扶乩。曾国藩对扶乩是非常肯定的。1858年5月的一天，曾国藩还在家里，有人在家里面请箕，扶乩字谜谜底就是一个“败”字。

曾国藩觉得这个跟自己当时的军情不对，他就问这个扶乩，说我到底是因公还是因私？对方说，即使为你曾家来讲也是不和谐的。这个话说了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湘军在安徽的惨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这次战役当中死了。事后，曾国藩回忆起这次在家做的扶乩，恍然大悟。由此，他认为，扶乩也是不可以轻易否定。

第四个相信占卜，曾国藩跟赵烈文（曾国藩的幕僚）两个人有很多次占卜的记录，曾国藩自己日记里面有记录，赵烈文日记里面有更多这方面的记录。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867年7月21日晚上，赵烈文跟曾国藩两个人占清朝的命运，赵烈文讲不超过51年。因为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占卜水准是比较相信的，说不至于如此吧？赵烈文是真信，曾国藩将信将疑。湘军把太平军镇压下去以后，赵烈文就退隐了，就是不要当官，他到常熟那一带，自己造了一个私人的花园归隐了。

曾国藩是那个时代传统读书人当中的著名代表，在他以后，有很多传统读书人都跟他差不多。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他独信占扶乩，每事必扶，每事必占，结果叶名琛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把他的父亲接到他自己的总督府里面，在那里建了“长春仙馆”，里面供奉吕洞宾跟李太白两个人。每一件事情叶名琛都占，父子两个都信，信扶乩的结果是不灵的。

曾国藩同时期的郭嵩焘是看风水的好手，曾国藩死后，他墓地的风水是郭嵩焘去看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不是很相信，但鉴于是他父亲的墓地不能不重视，他宁可信其有。郭嵩焘自己的墓地也是自己看的。

我专门做过冯桂芬的研究，冯桂芬是看风水高手，在江南一带是很有名的，最有名的典型就是殷兆镛夫人去世选墓地。殷兆镛也是一个官职二品的大员，冯桂芬苏州的老乡，选墓地叫冯桂芬看了一下，然后请风水大师也看了一下，冯桂芬的看法跟风水大师的选址不一样，最后殷兆镛家里用了冯桂芬选的这个风水。

第二讲冯桂芬占卜，1861年到1861年太平军要打上海，上海危在旦夕。一方面上海城里面的人和外国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会防局抵抗太平军，另外，派人去请曾国藩，后来曾国藩派了李鸿章到上海来。

请曾国藩派兵这封信是冯桂芬在上海发出去的，冯桂芬那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上海这个城市命运到底会怎样？他就为上海这个城市占卜。这个占卜记录收藏在冯桂芬的手稿里面，这个手稿在上海社科院的资料室里面。他占卜的记录有四个字——此吉议也，觉得上海请曾国藩是对的，上海这个城市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冯桂芬对这种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我再举一个李文田，广东人，跟梁启超很熟悉，他相信抽签，他抽的签叫“名落孙山外”，科举考试抽了这签肯定是不好的，就是名落孙山嘛。可结果考的是第三名，第一名姓孙，第二名也是姓孙，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对的。第二他热中相面，在李文田史料里面有很多帮人相面的。

我就举一个梁启超的例子。梁启超是李文田的广东老乡，李文田第一次见到梁启超说，不好了，这个人是扰乱天下之耗子精也，耗子精有什么特点？第一搞破坏，第二好动。

我们刚才讲的是传统读书人，我再举两个买办，买办除了读传统的书，也读新学的书，这两个人也都是对于风水、占卜极为痴迷。

买办徐荣村致富以后，在两三年里面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他的老家香山看风水，迁葬祖坟。还有徐润，他为风水花了大量的钱，他自己讲改了家乡风水以后确实很好，他家乡升官发财的都有，并且他家乡生麻风病的人也少了。

再看一个典型董文焕，我看了那么多晚清日记、笔记，没有人比他更嗜好占卜。他进士出身，现存的日记当中有14年记录，其中我数了一下，有关占卜的记录125起，他的方式有到关帝庙，到吕祖庙、到财神庙抽签的，有扶乩，有周易演卦，有八字推命……，你看他的日记，字写得很工整。占卜的内容包括个人的健康，年运，官运，出行是不是可以，婚姻是不是恰当，选择婚姻的日子，儿子是不是能够顺利出来，头发可不可以留鬓角等等，甚至有两次做梦梦里面突然被某一种声音惊醒了，马上起来就算命。像他那样热中于算命的，很少很少，可以说董文焕的一部日记是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素材。

光绪年间，读书人相信命理有一群体性事例：杭州文风科第，本来甲于一省，自嘉、道而后，渐不如绍兴;至咸、同之际，复不如宁波。深通堪舆的杭州府学生员丁丙提出，这是府学风水所致。于是，在光绪元年乡试前夕，经上级主管官员批准，将府学门径朝向作了修改，又将五魁亭饰而新之。竣工时，在亭前燃双响炮31枚，以振文气。结果，这年乡试发榜，杭州一府正副榜共中31人。此事引起轰动，咸认为风水灵验。记述此事的陈其元说：“堪舆之验如此，不可解也。”

　　上述从叶名琛、曾国藩、郭嵩焘、冯桂芬、赵烈文、董文涣、李文田、陈炽到李盛铎，这些传统读书人，或信风水，或信扶乩，或信占卜，或信相面，或几方面兼而有之。这些人饱读诗书，大多数考中进士(只有陈炽是举人，赵烈文无科举功名)，堪称传统读书人中之佼佼者，却对风水、扶乩、占卜一套那么相信，在久经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把这一现象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去看，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在经近代科学思潮冲荡以前，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弥漫着浓重的命理文化氛围，笃信命理的人遍地皆是，各色命理活动随处可见。且不说公开举办的祭天、祭祖、禳灾、祈雨等活动本身，皇家所有陵寝的选择、看护均极重风水，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庙宇道观、民间信仰，都是企图通过一定的仪式，沟通人与神鬼的联系，打通现在与未来的通道，祈福禳灾，实质上都是命理活动。就是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对这类活动，也是虔诚相信的。

　　以最高统治者来说，清朝历代皇帝，无不重视风水，有的还兼信占卜。慈禧太后就既信堪舆，又信占卜。兹举四例：

　　其一，颐和园设施与风水。颐和园内寿膳房开凿井座、开钻山门桶、安装影壁等工，开在什么地方、朝什么方向、何日何时动土，都是请风水师择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这么两件特殊的档案，足证其事：

　　第一件，英年奏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

　　奴才英年，谨看得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宜在头层房院内东南巽方，谨择于四月初九乙卯日，宜用明堂，己卯时兴修吉。光绪十七年。

　　第二件，英年呈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奴才英年，谨看得听鹂馆正殿之西，顺山殿西山前廊，开钻山门桶一座;顺西泊岸，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 ;钻山门外，添安木影壁一座 ;系辛方芒种后月德合在辛，宜修造西北维。谨择于五月十六壬辰日，宜用明堂，乙巳时动土兴修吉。

　　英年就是慈禧信任的风水师。他是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他本为寒士，以夤缘李莲英辈，为颐和园内各种设施看风水，先得内侍消息，“凡宫中所欲作者，皆迎合懿旨，故得进身”。日后升至工部侍郎。

　　其二，七王坟前风水之争。七王坟乃“七王爷”醇亲王奕之坟。奕为道光帝第七子，人称“七王爷”。奕生前专请京师有名风水先生选定，地点在妙高峰。据说此处风水绝佳，奕选定此生圹之后第四年，同治皇帝即病逝，奕之子载湉被立为皇帝，即光绪皇帝。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矛盾渐趋激烈。1896年，英年向慈禧献策，说是要制服皇帝，必须在风水上占据上风。他说：醇亲王墓道前，有白果树一株，粗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百年之物。“皇家风水，全被此支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支。”慈禧大喜，决意砍树。光绪帝获悉其意，大怒，传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又请求太后，万勿砍树。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慈禧亲率内务府人前去砍树。她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无人敢违。光绪皇帝闻讯赶到，大树已被砍倒，数百人方斫其根，周环十余丈，挖成大池，倒进千余袋石灰，沃水以灌树根，使其永远不得复生萌叶。光绪皇帝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对于此事，王照、胡思敬均有记述。

　　其三，觉生寺风水之争。光绪初年，内务府大臣庆林、茂林兄弟，歆慕觉生寺一带风水宝地，贿赂寺庙的主僧，购地若干亩，建造茔地。其地是朝廷设坛祈雨圣地。时值光绪二、三年晋、豫大饥之时，祈雨屡不应。事为御史所参。朝廷派大臣查办，属实，庆、茂皆革职，发军台，僧亦判罪。

　　其四，停止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之举。1899年，慈禧太后因恼怒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推行新政，拟将其废黜，另立新君，并致电各省督抚，征询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清廷，表示“君臣之分已定，天下之口难防”。荣禄收到刘坤一电报，不敢遽奏。为了让慈禧回心转意，便利用命理之说以阻其事。时地安门内有一瞽者，姓赵，善梅花易数，在京城颇有名气。慈禧曾派人向其问吉凶。荣禄获得这一信息，便派人到关帝庙求一签，又到赵某处占了一卦，然后怀签入朝。慈禧问起各地督抚对于废立的意见，荣禄回答：各地复电迟迟不到，奴才也时时挂念。昨天到关帝庙求签，不吉。再到赵瞎子那里问卜，又不吉，颇以为忧。慈禧问其词何如，荣禄从怀里取出签文呈上，大意皆云不可妄动，动则有悔。慈禧默之。过了两天，她收回了废立主张。

　　由此四事可见，慈禧太后对于风水、占卜之类命理活动确实相信。

　　有学者搜集清代69则有关堪舆的笔记，其作者包括袁枚、钱泳、梁章钜、俞樾等众多文人。这些笔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叙说了各种各样的堪舆故事，编织了形形色色的堪舆神话，是由著名的人物所演绎的清朝著名人物和著名家族的神话和故事，因而极具名人效应，“告诉人们这些人物或家族的兴旺，虽然程度不同，都得力于各自祖坟的风水”。这些笔记本身，说明相信风水在包括读书人在内的清代社会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如果说，文人笔记所述，多为传闻界，或为亲闻界，那么，以下两事则为作者所亲历：徐荣村、徐润叔侄二人，都是活动在上海的著名买办，也都深信风水。徐荣村(1822—1873)致富以后，在两三年之内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故乡看风水，迁葬祖坟，占山地一百余处，期望给其家庭带来好运气。徐润(1838—1911)致富以后，于1881年，听从风水师建议，捐款在家乡修筑围墙，改湾大沟，整修文阁，据说能改变运气。他为此捐了2.8万两银。他自称，由于这一举动，其家族风水果然大好，其中升官发财的所在多有，一一列举了他们的情况，并称他家乡患麻风病的人也由此绝迹。1891年，他夫人在澳门去世，他也对葬地选择、落葬方式一一按照风水行事。日后，他追忆这段历史，对自己的决策很感满意，对所作所为详细记录在案，认为这么做改善了风水，“年年添孙，生意亦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相信、讲究占卜、堪舆、相面、扶乩等，是上到下的整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现象，读书人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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