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篆书赏析系列(十)
古质今妍
——孙星衍“粉署朱旛”篆书联
■薛元明
常州文脉不独有洪亮吉,同时代的大才子中,还有孙星衍。孙星衍几乎就是一个为文化学术而生的人。其先祖为明代“东林党人”孙慎行——明朝开国功臣燕山忠愍侯孙兴祖之后,高中探花者。文化血脉相传,不仅可以父子嫡传,也可以跨越时空,隔代传承,只要文化基因长存,总有一天会发芽、开花、结果。孙星衍的夫人,则是当时很有名的诗人王采薇。
就孙星衍一生的行迹来看,高中榜眼,身居庙堂之上,为官清廉,颇有政声,治学研究也是收获满满,著作等身,身居江湖之远,不忘文化传承,主讲多个书院,传经布道。一生既是文字学家、目录学家,也是藏书家、经学家。对于孙星衍来说,书法还真是“小道”。
和一般的文字学家仅涉猎篆书不同,孙星衍除了篆书创作之外,亦擅隶书和行书。隶书主宗汉隶,行书取法董思翁、王梦楼。这就说明他的文化思维很开放。尽管《履园丛话》中批评孙的篆书“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法不高,为梦英所囿耳”,实质上这个结论有些武断,过于简单化。时过境迁,对孙星衍的书法创作加以反思,“不断地重新问题化”,对于当下的篆书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
比照孙星衍的篆书和行书,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虽说两体兼善,但融合程度不高,比不上赵之谦和吴昌硕。在今天看来,赵和吴属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他们走的是“破”的路子,将各种书体冶为一炉。如果以这样的要求来看待孙,似乎存在创新不足。换一个角度,赵、吴乃“变化古法”者,孙星衍追求的则是“纯正”。与赵、吴同时代的大师中,黄士陵就是这样一位追求“纯正”的人物。广而言之,这种碑帖相融的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书家?甚至于就“碑帖相融”本身来讲,能不能一直行得通?董其昌专一写帖,虽被康有为批评为“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然据实而论,董做到了独树一帜。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董也写碑,结果可能不伦不类,甚至是“四不像”。反过来看,康有为的书法,不也被潘伯鹰讥讽为像“一条翻滚的烂草绳”吗?极其形象地说明了康书之不足。个性就是偏激,任何一个书家的风格,不可能适应所有人的口味。
孙星衍的篆书,风格清雅,不脱二李、梦英框架,言其为前人所囿,确实有道理,然在所难免。不过,孙星衍篆书自有过人之处,能以“气”胜:一是书卷气,一生读书、藏书、著书,有潜移默化之功;二是清气,为官清廉、为学清正;三是高贵气,这是文人篆书之固有要求,反之则是粗鄙气、浮躁气乃至江湖气,格调无从谈起。这件蓝底绢本对联(如图),给人以华丽高贵之感,却不空乏。
通览孙氏所作篆书,多数为模拟二李和梦英之作,唯独此件令人眼睛一亮,一方面有“形式”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于用笔尤其字形处理上,可以看到求变的消息。有些地方虽然不到位,却可以看出一个书家的不懈努力,值得推许。只是因为个人精力主要侧重于学术研究,没能进一步开拓进取,不免遗憾。
这不禁促人反思。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可以滋养书家情怀,笔下有书卷气,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禁锢作用,长年累月在古籍中流连忘返,不知不觉中就会使人的审美观受到影响。这不能说错,只能说,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生活时空和天性癖好。
古人的作品中,技法会有高下之分,也可能会平常无奇,但不会有明显败笔,所以作品耐看、耐品。说到本质,个人审美积累决定了技法。相比之下,当代人的作品不耐看,主要原因是技法粗疏,不过关,只能借助所谓的“形式”来加分,注重即时性,强调瞬间的爆发力。这是技法决定审美,无疑本末倒置。有人喜欢鼓吹当下是一个“尚技”的时代,技法为上,有点虚张声势。哪个时代的书家不重视技法?唯技法是从,文化修养不足,只能跛脚而行,最多只是书匠。书法注重的整体性,有一块短板都不行。
说到本质,书法是一种非常内化的文化艺术形式,注重修养,提倡读书,强调从内心的改变和提升开始,养心、养神、养气、养眼,与此同时,苦练技法,兼顾外在的形式。不能只有单纯的形式和技法,否则只有空洞的形式,技法上也只能“一招熟”。这件对联选用彩笺,说明孙星衍也注重“形式”,但不是“形式至上”。“形式”充其量只是一种服务手段。书法家的成功,有很多可视的条件和因素,也有不可视因素——一般人看不到或不在意,也可能是书家不想让别人看到——很多时候,恰恰应该关注这些,才能悟到真谛。
孙星衍 篆书对联 粉署清名题柱蚤 朱旛循政下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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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鉴 赏】古质今妍——孙星衍“粉署朱旛”篆书联 ■薛元明发布于2021-04-22 14:5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