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文化土壤中的一种精之花,学可谓东方文化园里的天国色。禅的寂静观照,禅的内省之明,禅的深睿智慧,禅的和谐静穆,禅的超脱精神,禅的致知途径,禅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方案,最能集中表现东方文化的精髓,起码是表现出东亚人文化性格中内倾、超脱的一面。

佛教禅学的流衍发展,与东方传统的各种文化形态有着斗争、排斥、吸收、融合、相互推动等多元关系,它所流衍地区的传统文化,如印度新老婆罗门教、中国儒学教、民间宗教西藏区域的苯教、日本神道教,以及中西亚东来的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佛教禅学,使它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展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

另一方面,佛教禅学的流传,也影响了和它一起生长的多种东方姊妹文化,尤其深深渗透于印度教、道教、儒学、苯教中,对这几个宗教、准宗教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佛教禅学的影响,还见诸于东方文化生活的多种领域,从东方的文学艺术科学医学武术民俗、生活情趣、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心理素质中,都可发现它的印迹。从某种意义上讲,东方佛教文化圈内的文化,几乎都渗透了禅的精神,可以从禅的角度称为“禅文化”。

如实认识禅对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东方人认识自己历史时所必须了解的重要方面。禅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生活和文明的建设有积极抑或消极的作用,也只有正确认识这种影响本身的性质、历史变革和现实作用的大小,才能恰当地决定取舍,措置褒贬。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的关系,牵涉面颇广.牵涉到的问题内涵亦颇深,本章仅择其要者,作一粗略的论述

第一节   佛教禅学与印度

瑜伽、禅定,本是印度多种宗教和学派共同使用的工具,并非佛家独擅,亦非佛家所发明。古婆罗门教最先使用瑜伽,婆罗门教六大学派中的数论、瑜伽等派,以及沙门集团中的耆那教等,皆甚重视瑜伽修习。各家瑜伽之学既有共同的远源,又随各自的教旨、哲学见地之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修习方法。印度瑜伽诸家中,以佛教与新老婆罗门教两家,瑜伽学说体系最为庞大,理论最称精深,堪称印度瑜伽学的两大家。新老婆罗门教直承雅利安族的传统信仰,为印度民族文化的主流与根基,佛教作为一种反婆罗门教传统观念的新宗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主要与新老婆罗门教互相推排,互相磨砺,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关系十分密切。双方瑜伽之学,在这种双向影响中发展,不能不具甚多相通相近之处,而且愈到后来,面目愈为相近,在后期多表现为佛教向印度教的靠拢,但两家的瑜伽之学,自始至终还是有其根本异趣之点。佛教与新老婆罗门教瑜伽学互相交涉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一、古婆罗门教瑜伽与早期佛教禅学

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八百年间,是印度历史上的“史诗时代”,这是印度古代思想史上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佛教及其它沙门思潮的澎湃,刺激了一度衰颓的婆罗门教,促使哲学思辨从祭坛上萌发,在森林修道者的头脑中生长,结晶为早期的《奥义书》,流衍而分化为数论、正理、瑜伽、胜论、弥曼差、吠檀多六派婆罗门哲学。瑜伽修习在婆罗门教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利论》列举孔雀王朝时代,瑜伽为三大主要哲学学派之一。六大学派中的数论派,最重瑜伽实践,释迦牟尼最先师事的两个仙人,被认为是数论派先祖。《金七十论》称数论派三祖般尸诃(约公元前15050年),为著名瑜伽师。史诗《摩诃婆罗多》提到吠耶舍、周沙维耶等瑜伽行者,后者所著《执持论》一书中,即阐述瑜伽法则,惜书已散佚。瑜伽修习的方法,在早期的《泰迪梨耶》、《羯陀》、《白骡》、《弥勒》等《奥义书》中,有较为详悉的阐述。如约出于佛世的《白骡奥义书》说修炼瑜伽须先选择适宜地点:

清洁平正地,无石火尘沙,土壤不潮湿,其处无喧哗。

于意可安脱,在目无损遮,避风清净居,择此修瑜伽。

次则调和身、息、心:

三体安正直,躯干定然兀,心内收意识,气息和体中,动作皆调适,轻微露鼻息。意念如野马,智者当羁勒,制之不放逸。

这与佛教禅三调法则基本一致。至于入定门径,此书称“五德瑜伽”,即意守鼻端、舌端、内腭前分、舌中、舌根五处,这与佛家系缘止的修法当有渊源关系。《薄伽梵歌》对修行饮食、衣着和修行场所的叙述,更为详尽。《白骡奥义书》还描述瑜伽修习的效果说:

身轻得康健,寡欲颜敷愉,声和吐气清,出体少浊污。谓言此诸相,初上瑜伽途。

似乎较佛教禅学更重视身体上的效应。

稍后的《弥勒奥义书》中,把瑜伽的修习过程分为六支:

⑴.制气(pr?n?y?ma)通过调息,管束身中微妙的生命气息。调息主要有吐、纳、正三法,较佛教禅调息法更见精微

⑵.敛识(Praty?h?ra)。收摄心意,不令外景入心。

⑶.静虑(禅那,dhy?na)。长久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略当于佛学所言“心一境性”。

⑷.守意(dh?ran?)。一译“凝神”,谓心注一境,舌端抵前上腭,收摄语言、心思、呼吸

⑸.观照(darka)。指用智慧内观神我(?tman),与佛学的毗婆舍那有所相似。

⑹.入定(三摩地,Sam?dhi)。心念止寂,能观与所观泯灭,被认为是与大梵合一之境,为瑜伽最高境界。书云:

心念既止寂,遂有极乐现,自体即明证,此即是大梵。

可见婆罗门教瑜伽中三摩地的含义与佛学三摩地颇有不同。

六支瑜伽的修习法则,与佛教禅之由止入观而证止观双运的路线,可相互比较参照,无疑有共同点,这大概可作为两者同源异流的证据,也可能表明两家之学在这里已有交流。

这一时期,婆罗门教瑜伽之学已初具规模,在修习的一般法则上与佛教禅不乏相通点。但总的看来,佛教较婆罗门教更重禅定修习,禅定在佛教教义中的地位较瑜伽在婆罗门教义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写成文字的禅学,如《阿含经》、《修行道地经》等述禅定,内容要比同一时期的婆罗门教瑜伽说丰富、系统得多,而且在瑜伽修习的宗旨、指导思想、方法上,都和婆罗门教瑜伽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看出,佛教在继承印度传统瑜伽术的基础上,实多创造发展,其禅学呈现出一种崭新面貌,禅学的发达显然走在了婆罗门教瑜伽学的前头,婆罗门教瑜伽学的经典性著作《瑜伽经》,编成的时间据考定在公元300500年之间,比佛教《阿含经》等写成文字也要晚几百年。

在瑜伽的宗旨和哲学见地上,婆罗门教与佛教相比之下,实未能蜕尽原本祭祖文化的皮壳,以个体的自性神我复归于大梵(Brahman),从而于肉体死后神我归于天道、祖道为归宿。大梵,脱胎于《吠陀》时代婆罗门所崇犯的最高神,至此虽具有了泛神论的哲学意味,被视为一种内在于万物的普遍自性、宇宙理性或不变不灭的主宰者(Antaryamin),但仍保留了原来宇宙之主、创世主的神学意义,往往被作为“自在天”的同义语。神我,略有灵魂的意味,指人身心中主宰的、不变灭的精神本原。作为吠檀多哲学核心的神我与大梵不二的思想,深深奠基于此时。“梵即我,我即梵”,被奉为最深奥义,见于多种《奥义书》中。如《唱赞奥义书》云:

涵括万事万物而无言,静然以定者,是吾内心之性灵者,大梵是也。而吾蜕身之后,将归于彼焉。(第三篇第十四章)

是彼(大梵)为至精微者,此宇宙万有以彼为自性也,彼为真,彼为自我,彼为尔矣!(第六篇第八章)

此自我也,是永生者,是无畏者,是大梵也。(第八篇第八章)

神我、大梵作为永生不灭的个人及宇宙之自性,还被具体阐释为生命气息、智慧自我、喜乐(An?nt),《考史启多奥义书》云:

唯彼生命气息,即般若自身(智慧自我),是即阿难陀(喜乐),不老而永生者也。……彼即护世者,即世界之大君,即万事万物之主宰。

大梵还是具有“护世者’、“世界之大君”、“万事万物之主宰’的神或自在天的意味,为宇宙之我,这正是佛教经论中一再批判的“自在天”创世论。在佛教看来,缘起无我是唯一真实,万物皆因缘所生,其中无自在天之安立地,若自在天能创世,则自在天亦属因缘,属因缘则不自在。至于作为个人灵魂之神我,更为佛教所着力破斥。佛学力说个人生命唯是五蕴合集,五蕴之中、五蕴之外都没有一个自在不变的神我可得。佛学三法《中阿含经》卷五四《阿梨吒经》及卷二六《想经》载佛陀批评外道所立“神”(即神我)非自在、遍常、不灭,如果说神我即是五蕴,那么它便是无常,称不起神我;如果说神我不是五蕴,那么它便难以证实。但在婆罗门教那里,神我甚至被描述为一种具物质性的实物,如《羯陀奥义书》说:

神是我内灵,其大如拇指,常居众生心,有异于身体。如抽草掰茎,当耐性分此。尔当知“彼”是,光明永生者。

《大林间奥义书》第二分第三婆罗门书谓神我之相“如黄衣,如白羊毛,如赤甲虫,如火焰,如白莲花,如电光之突闪。”这种实物自我,就更不能见容于佛家了,在佛家眼里,这是典型的蕴中有我论,《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就曾批判这种邪见

婆罗门教瑜伽修习的根本宗旨,即在认识内心神我,把它从精神和肉体中剥离出来,如此便有了超脱产生苦乐的肉体之根本,今生虽不能不暂受苦乐,死后神我却将“如马之振鬣兮,洒脱罪业;如月脱乎罗睺罗(彗星)之口,委蜕躯壳;已成就之自我,于未创之大梵世界,我入兮!——我入兮!”[1]以死后神我复归大梵而得永生为宗教追求之鹄的。这与佛教追求在现前便于内心断烦恼而证入超越苦乐的涅槃,颇有不同。简言之,一者求死后之永生,一者求现前的精神解脱;一者以识内心有不生灭之神我为永生之因,一者则以观身心皆非真常自我(无我)为解脱之要。正可谓南辕北辙,泾渭分明。

在瑜伽修习门径上,两家也判然有别。婆罗门教瑜伽的修习,总的说来主要以念想大梵与神我为门径,以梵我合一为三摩地成就。第二《森林书》说自在禅那有两种:一谓Brahmop?sana,即专念大梵,或念大梵所显示的德性,如《薄伽梵歌》谓瑜伽行者调和身心息,收摄心念,“进而念想绝对、无垢、无限、无终和不动的神我;念想独存、不老、不死、永恒存在和不朽的自在天或梵”。《泰迪梨耶奥义书》谓“敬思大梵为生气,其人生存自可久”。生气(生命气息),即大梵德性之一种。二谓Pratikop?sana,即敬拜象征,专念象征大梵之某物,如日光、《吠陀》编颂、“唵”音等,由是而心思渐臻专一集中,入于三摩地,达梵我合一境。《弥勒奥义书》称大梵有有相、无相二类,有相者非真,无相者为实,此即太阳之自体“唵”(om)声。书谓“若和合气息,‘唵’字万形色,或此自与合,是谓瑜伽术”。以调息念唵为入定门径。《大梵点奥义书》说得更为具体:

以声合瑜伽,无声思至上,无声以观照,是“有”非“无”想……不灭之唵声,是超上大梵,声已销歇时,彼自不消逝。

此谓念“唵”声人定,观音声相止寂、无声之时所暂露的空白心地为神我,据称正当斯际,有极乐的感受,专注于此不动、极乐的心境,五识不起,思维亦停,乃至能观与所观的分别亦泯灭,为入三摩地,神我与大梵合一。

婆罗门教的这种瑜伽法门,为佛家禅学所未取。佛家的主要禅门观息、观身不净及四无量心观、十遍处观、四念住观、念佛观、因缘观等,亦不见于婆罗门教典籍。可见在这一时期,婆罗门教对新生的佛教之学尚持排斥态度,有如宋代以前中国儒学之于佛学。

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第四章 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兵,1945年生于甘肃武山。兰州大学中文系卒业后在新疆劳动、工作10年。1974年开始研习佛法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市第12届政协常委。指导佛教专业的博士、博后、硕士生70余名。

研究范围涵盖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及道教,主要长于佛教思想、佛教禅定学、佛教心理学、中国近现代佛教、道教炼养学、宋元明清道教,著有《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生与死》、《佛陀的智慧》、《新编佛教词典》、《道教之道》、《道教气功百问》、《佛教心理学》、《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合著)、《中国道教史》(合著)、《道藏提要》(合著)等,发表有关论文百余篇,著述达六百余万言。

 



[1]《唱赞奥义书》,第八篇第十三章。(《五十奥义书》,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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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佛教禅学与东方文化--佛教禅学与印度瑜伽发布于2021-05-09 09:09:57